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

Abstract

台灣的鄉街發展，通常是一個區域特性的反映，對於台灣鄉街特性的研究，有富田芳郎、陳正祥、施添福等學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本文著重於將鄉街發展視為國家施為與地方條件對應下的結果，並以位處沿山地區的旗山街，歷經清代與日治時代的發展作為討論對象。本文以「地點－位置」的特性，作為鄉街「地方」條件的分析，以清代與日治時代國家對地方經營管理態度與投入程度差異，包含行政區劃分、族群政策、基礎建設、產業政策等視為「國家施為」，將國家與地方彼此作用的結果，投射在區域的發展脈絡。 由於沿山鄉街有其限制性與優越性，在國家與地方的作用下，限制性與優越性的變動，帶動旗山鄉街市場圈的縮小與擴張。旗山街位在屏東平原的西北隅，卻和台南、高雄平原之間隔著內門丘陵，位於兩個地形區之間的經過性位置，旗山街前身的蕃薯寮，在清代就形成街肆，不過到清末止只發展成一條200公尺左右的街，人口約千人；日治時代卻逐日發展為萬人以上的沿山地區中心，究竟國家機制與地方條件如何在旗山街對應，帶來不同程度的發展？為主要研究焦點。 經研究分析，本文發現就地方特性與國家行政機制而言，旗山雖多山，還是具備一個對外開放的交通系統，其具有沿山、聯繫府城和平原、番界通過、閩客接觸的地理位置特性。在國家的行政管理機制操作下，行政區的劃分變化頻繁，從清代位於台灣縣、鳳山縣交界，到日治時代幾度變動下，最後成為高雄州的下級行政區，且為旗山郡的行政中心。 清代蕃薯寮街所在的羅漢外門里地區，由漢人取代原大傑顛社人的勢力後，慢慢在楠梓仙溪下游兩岸形成一個以福佬人為主的漢番雜錯的羅漢外門地區，人文劃定的番界與縣界沒有限制羅漢外門里福佬人活動的範圍。其以稻作、甘薯、姜黃、甘蔗等為主的為生活動，商業農作氣氛濃厚。清代對處於邊界的羅漢外門地區，立番界、設汛、置巡檢、開撫蕃機構，長期投以國家勢力經營。因為盜匪叢雜、清代軍事人員駐紮帶來的相對浮動、加上和鄰區瀰濃客家人長期的衝突，羅漢外門地區的社會風氣呈現浮動不安。在各聚落中，蕃薯寮街因其具有進出中路的起點、邊界要地、進出番界處、近河處形成渡口各優勢，乾隆中期蕃薯寮街慢慢形成街肆。受國家管理地方的消極態度影響，因防汛官兵軍紀不佳、台鳳邊界的浮動、閩客社會隔閡、楠梓仙溪中上游的封閉等作用，蕃薯寮街成為一個區域貨物流通受阻、腹地難以擴張的鄉街，街區並未擴大。不過蕃薯寮街也建立了天后宮來整合外門地區人群，成為羅漢外門地區集商業、軍事、行政、宗教的中地。 日治時代國家勢力介入開發蕃薯寮街附近的山區與平原、調解族群的對立僵局，逐漸打通區域間的隔閡，促進了區域內部和外部的流通，使得旗山街外部區域的擴張，以蕃薯寮街為行政、軍事、交通中心的區域逐漸擴大，區域內各地事業發展帶動了人口增加與貨物流通情形，以蕃薯寮街作為中心的放射狀交通網絡，連結了區域內各地。旗山街成為沿山的門戶，其發展機制正是清代地方發展所缺乏的國家勢力。 蕃薯寮街為治理沿山地區行政中心，帶來大量從事基本部門的人口，為了開發沿山與內山的資源，旗山連結了高雄、台南外部市場與沿山地區，國家勢力在旗山街的運作，一則強化「街」的中心地位，一則擴大其連結的區域；建立再度發揮旗山街「沿山位置」特性的結構。日治時代蕃薯寮街的門戶地位，比清代的經過性位置所提供的交易地點，更具有控制性。且將軍、政、警的國家服務部門，與民間商業、勞役、人力結合起來，成為旗山街吸引他地人口移入的潛力。 日治中期以後，因為香蕉、鳳梨、特用作物等農業的發展，又帶動街區各事業蓬勃發展。因工作機會大為增加，吸引人群的移入。雖然有各種人群在旗山街區進出，但社會運作是穩定的。街區也不斷的擴張。街區並非自然的伸展，而是街區改正計畫主導下形成的發展型態。 總言之，清代蕃薯寮街的發展，是自然的在地點的「限制性」、位置的「通過性」基礎上興起，卻因為國家沒有積極作為，所以「通過性」的優點並未積極發揮，因此，只有發展出一條鄉街。日治時代旗山街的發展，是政府積極降低對外聯絡的「限制性」，極力強化街區的「通過性」，提高其空間的輻輳性；被強化後的門戶地位，政府不斷投入經費維持其中心性。日治時代旗山街區的擴張，基本上就是國家徹底發揮了沿山鄉街門戶位置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