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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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
在全球化的今天,臺灣身處亞太新興發展區域的樞紐地位,是東北亞及東南亞的節點, 也是傳統與創新兼具的活力島嶼。本院站在這些潮流之上,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
目標-培養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
本院外籍生占全院學生之四分之一,已是全校外籍學生之二分之一,以提供學生全球視野及在地實踐的學習。全球國際的視野意味著學生要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係以美國外語教學學會認定的5C能力,包含:運用語言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體認多元文化的能力(Cultures)、貫連其他學科的能力(Connections)、比較不同語言文化的能力(Comparisons)、及學以致用的能力(Communities)。

本院為外籍學生開設相當豐富的華語文化、社會政經、全球管理、跨文化合作、及社會實踐等課程,幫助外籍學生熟悉華人文化與社會,並透過與本地學生一起學習過程,共同建構國際全球視野。除了華語課程外,本院也提供在地學生多種語言的課程,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語、日語、韓語及俄羅斯語等。學生亦可連結各獎學金與獎勵措施,申請赴外國知名大學交換或短期留學。

本院透過具「全球視野」特色的各種課程,開闊學生的視野與胸襟;也透過「在地實踐」的各種考察與實習活動,深耕台灣與世界的連結網絡,以達到培育具全球視野與在地實踐之國際人才。
特色-跨文化交織與跨領域學習
為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複語素養與文化能力,本院提供國際華語、東亞文化與政治經濟、歐洲文化與觀光、社會工作、大眾傳播、國際人力資源等多種學程與課程供學生修習,朝跨學科、跨語言、跨文化等多元學習邁進。本院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並分為三個主軸:
華語文教育
培養各專業領域所需之國際華語人才,使其熟習海內外華人社會與文化,並具備跨文化素養與溝通能力,藉此促進區域間的文化交流,進而厚植全球華語文化的軟實力。
區域研究
聚焦東亞與歐洲研究,透過學生至業界或機構或歐洲合作學校的實習與參訪,培育具「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 之跨文化教學及研究人才。鼓勵學生赴外交換與國際學術交流。
社會科學
國際人力資源以全英語授課,幫助學生具備全球化職場素養和人力資源專業知能。傳播則培育具新傳播科技產製、分析與決策能力之大眾傳播專業人才。社工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培育專業社會工作人才,透過多元對話與學習,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視野。
學系
華語文教學系
結合數位科技與華語文相關資源進行跨領域研究,培養華語教學與研究人才、促進華語教學專業化與國際化。
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聚焦東亞,培育「文化思想與應用」、「政經與區域發展」之教學及研究人才。
研究所
大眾傳播研究所
跨越科技、國界與文化之跨界人才。開創新媒體、新思維與新批判之新時代人才。掌握網路資訊社會脈動、領先趨勢思維之前瞻人才。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培育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之專業人才。培育國際化與跨文化管理之專業人才。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培育以家庭與社會工作領域為主之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整合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方法,加強學術與實務互動,訓練具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能力專業社會工作人才,建構全球化與在地化專業社會工作實踐。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以歐洲文化為經,觀光研究為緯,對歐洲進行全新的通盤研究,培育兼具國際宏觀和深厚人文素養的文化研究與觀光專業人才。
研究中心
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著重三大方向的研究發展:臺灣客家研究、中國大陸客家研究、東南亞(全球)地區客家研究。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致力於建立原住民族研究知識論,融合及傳承原住民族知識文化之原住民族教育,謀求原住民族與文化之永續發展。
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努力邁入全球的漢學與文化研究以及與歐美兩洲漢學機構的交流和合作。
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致力於社會工作在家庭相關議題之跨界及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建構社會工作與家庭相關領域之國際視野與本土化專業發展。
僑務政策研究中心
針對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僑務政策、僑務組織進行研究,提供政府有關僑務工作發展之意見,並與國際上相關學術機構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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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中國學:「國台辦新聞動態」的訊號及情感分析
    (2024) 葉宥均; Yeh, Yu-Chun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台辦)為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並作為中共對台發布聲明、接待台灣重要政商人士的重要單位。國台辦對兩岸關係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包括執行中央政策、推動兩岸交流、維護和平穩定以及兩岸同胞福祉等。其存在與發揮的作用對於發展兩岸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及特殊性,並為雙邊關係帶來積極的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以「計算中國學」的方式,藉由文字探勘技術研究進行中國研究。以國台辦發布的新聞動態文本為基礎,輔以說明兩岸關係的重要發展、國台辦的功能與角色的背景知識,以此分析中共對台發布新聞是否為一種政治訊號傳遞,以及探究中共官方對台關係的情感分析。本研究收集自2009年4月至2023年3月止,共546筆國台辦新聞動態文本,利用文本分類、詞頻以及正、負向詞進行情感分析,根據數據結果進行有效說明,並分類及歸納出文本類型是屬於官僚或訊號理論,以及其相關的兩岸關係判別之關鍵字。企圖以數據化、圖像化呈現在一定時期內中共官方的對台關係趨向,揭示兩岸關係關係的實際發展情形,將判讀兩岸關係發展趨勢的直覺進行量化,提供出一個衡量兩岸關係走向的觀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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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雙層賽局理論分析蔡英文政府開放美豬美牛進口政策
    (2021) 林品清; Lin, Pin-Ching
    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甫揭幕,2020年8月28日蔡總統親自召開記者會,宣布自2021年元月起,開放含安全容許值以下萊克多巴胺 (Ractopamine) 含量之美國豬肉、內臟,以及30月齡以上之美國牛肉進口。引發媒體熱議,也引起國內各界對於該政策的疑慮與批評。回顧臺美關係歷程,美豬、美牛開放進口一直是我國歷屆政府,不分黨派都曾經面對的「燙手山芋」;然而,民進黨在2012年曾強力杯葛美牛進口,8年後卻對於美豬、美牛進口政策態度急轉彎,其原因為何?本研究指在探討蔡英文政府選擇在其第二任期之初、2020年8月底宣布這項重大政策,其中蔡政府對國際關係層面以及國內內政向度可能的考量與評估為何?本研究以普特南 (Robert Putnam) 1988年提出之雙層賽局理論 (Two-level games) 為研究視角,筆者採取文獻分析法,並配合訪談法取得蔡政府內部幕僚對美豬、美牛進口政策之決策過程的一手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發現,2016年至2020年間,蔡政府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型態美中臺三邊關係,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之時,我國亮眼的防疫表現不僅為臺灣在國際上帶來正面宣傳效果,在國內也召喚出強大的「國家光榮感」,同時更為蔡英文政府帶來以「快刀斬亂麻」之姿,處理美豬、美牛進口議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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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臺灣產業之影響
    (2014) 張雅晴; Shelly Chang
    觀察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後,於早期收穫清單計畫中國大陸對我國降稅包括農產品、石化產品、機械產品、紡織產品、運輸工具及其他產品等,假設ECFA的簽署與生效會正向影響企業績效、臺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績效、正向影響臺灣貿易正向影響外資來臺投資、負向影響臺灣向外投資與正向影響臺灣整體競爭力成長。本研究主要是探討簽訂ECFA後對臺灣於早期收穫清單之相關產業的影響,要如何透過ECFA讓臺灣產業與技術到中國大陸創造機會,以及ECFA實施後須開放中國大陸生產產品,給予關稅減讓進入臺灣市場。本研究主要用質化與量化方式,並基於深入訪談方式質化分析,與量化研究藉由臺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次級資料庫並以STATA統計套裝軟體作為分析工具,將對於蒐集資料進行敘述性分析和迴歸分析。最後研究成果希望ECFA簽定協議對臺灣企業與產業之影響與臺灣企業、產業與政府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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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擴大接觸對兩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年
    (2009) 余莓莓; Yu,Meimei
    論文題目:國共擴大接觸對兩岸關係的衝擊:2004-2006年 畢業時間:2009年(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博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余莓莓          指導教授:陳延輝 博士 論文摘要: 二000年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水扁、呂秀蓮在泛藍陣營分裂的情況下贏得最終勝選,台灣完成首度的政黨輪替。以民進黨鮮明的「愛台」本土形象,更挾以新勝之師的氣勢與執政位置掌握的權力和資源,陳水扁原本擁有絕佳的歷史機會,對內改變台灣政壇生態重整政治版圖,對外免於背負「賣台」的包袱而能大開大立擘畫兩岸新局。然而,「核四」停工事件的粗率操作,使得原已士氣渙散的國民黨、親民黨同仇敵愾重新集結成「在野聯盟」,藍綠自此失去互信合作的機會,並從而開啟陳水扁兩任任期間朝野無止境的對抗。 在兩岸關係上,則陳水扁上任之初雖刻意採取「新中間路線」,從「四不一沒有」到「大膽講話」一再遞出和平橄欖枝,然而北京當局緣於對台戰略的考量,復加以對陳水扁卻乏信任,竟在陳水扁就任民進黨主席的就職典禮上以挖走台灣的邦交國諾魯做為回應,備感羞辱的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處於進無法得寸功,難以爭取中間選民認同更飽受深綠支持者質疑的尷尬境地,遂轉向退而固守深綠路線,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一連串帶有強烈彰顯台灣主體意涵的政策主張與作為,雖然滿足深綠支持者的期待,但於此同時卻也每每被解讀為有改變現狀之虞的冒進舉措,民進黨政府成為美、中、泛藍眼中的「麻煩製造者」,這使得陳水扁第一個任期並未能拉近與國共間的關係,卻更與美國的關係不斷惡化,兩岸僵局遲遲無法打開的困境,可以說也為「連宋登陸」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空間。連胡甚至倡立了兩岸經貿論壇。 連戰、宋楚瑜高調訪問中國大陸,並分別與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簽訂「連胡公報」、「宋胡公報」,面對此一明顯違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觸法行為,民進黨政府既未予以事先強力的遏止,更欠缺事後執行法律規範的處罰,錯失先機的陳水扁政權由是自陷於不利的被動境地,只能眼見連宋登陸後紅藍的擴大接觸與合作,帶動兩岸民間社會與經濟更蓬勃的交流,兩岸「紅藍綠」小三角關係逐漸發展形成「紅藍制綠」的新結構,民進黨落入勢孤的一方。面對此一態勢,陳水扁決定在經濟上以「積極管理」取代「積極開放」,試圖減緩並降低中國大陸對台的磁吸效應,然而,從國會殿堂泛藍以過半優勢結合輿論造勢挑戰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到「兩岸經貿論壇」眾多台灣工商鉅子不避形跡地出席與表態,在在顯示民進黨政府的「積極管理」政策在因應新局方面的力有未逮;政治上,陳水扁以「終統」扳回向中傾斜的天平,卻招來美國、中共和泛藍強烈的不滿與反彈,華府、北京、泛藍對反獨採取一致立場,而民進黨成為對立的一方。民進黨在兩岸三邊四角的歷史舞台更見遠離,在整體結構上由「紅藍綠」小三角連動到「美中台」大三角,民進黨政府雙雙落入陷孤立與邊陲化的命運。由此結構發展趨勢觀察,連宋登陸一事,雖然只是歷史上小小的一個動作,但其對於「向中趨近」的動力,卻多少起了「轉轍」(switch)或「推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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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
    (2007) 邱垂正; Chiu,Chui-Cheng
    摘要: 兩岸關係如果要確保和平穩定避免戰爭,唯一的途徑就是透過和平整合。過去有許多學界與政界提出兩岸和平整合建議,所提出的兩岸整合方案,絕大部分屬於應然式的建言,而缺乏建立在實證資料的基礎,以致於兩岸關係理論化研究顯然不足,本文即以實徵研究為基礎,期待能建構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作為資料蒐集的分析架構,進而得以解釋兩岸整合現狀與預測兩岸和平未來發展。 首先本文論證,兩岸現階段經濟整合對兩岸和平的影響,有威脅也有機會,從威脅的角度而言,兩岸處於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整合關係,使得台灣內部朝野掀起對中國政策的爭議。從機會角度而言,兩岸「經濟互賴」現狀是「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從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將是台灣最佳的安全防衛機制,問題是台灣如何對「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繼續保持優勢,本文以「兩岸共構全球商品供應鏈」作為觀察兩岸和平的重要變項。 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途徑,「國際建制」是影響國際和平安全互動重要的分析面向,本文以兩岸「制度整合」等制度性安排,作為觀察影響兩岸和平的第二項重要變項。從「建構主義」途徑,強調觀念認同與知識共享的重要性,認為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觀念性結構的框架中才能有意義,兩岸基本價值分享與互動對和平帶來重要影響,本文以「民主價值共享」作為第三項觀察兩岸和平的觀察變項。 結合「經濟互賴」、「制度整合」、「民主價值共享」等三者與兩岸和平關聯性,以及任一者與其他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建構出「兩岸三角和平」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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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國人格特質與臺灣政治發展(1972-1988)
    (2008) 邱騰緯; Chiu,Teng-Wei
    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甚多,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當民智尚未完全開化,現代化的制度和秩序尚未穩固之際,政治領袖的「人格特質」、知識和領導技巧,往往對一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鉅大而深遠的影響。蔣經國擔任國家領導人,他的「人格特質」對於臺灣「政治發展」必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本文首先探討蔣經國的「人格特質」,分別以「人格特質」之形成背景、「人格特質」之內涵,以及「人格特質」之評價,一步一步切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核心;第二部份則嚐試以蔣經國的「人格特質」來探討臺灣在1970 及1980 年代的「政治發展」,內容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及「兩岸關係」等4 個面向。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政策與其「務實」的「人格特質」有關,因為在他的政治認知中,中國「必然統一於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制度之下」,臺灣與大陸的競爭在於制度之爭,而制度推動的關鍵在於人才,他在1970 年代末期大量任用本省籍的政治菁英參與中央政府決策,有效疏導與整合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政治歧見,奠定政治安定的基礎。此外,他也希望任用的臺籍人士具有中華民族的思想,「本土化」的長遠目標就是追求中國必將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經國在推動「政治自由化」的過程中,發揮「強烈的國家、民族及歷史使命感」的「人格特質」。雖然政府已確定「解嚴」的大方向,但他認為國家安全仍需獲得保障,因此他指示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待國家安全有法律保障後再宣佈解除戒嚴。即使「解嚴」前的國內、外情勢「暗潮洶湧」,不過蔣經國發揮堅定的「決心」與「勇敢」面對挑戰的「人格特質」,毅然決然推動「政治自由化」。 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期,以發掘人才為目的,發揮「務實」的「人格特質」,持續推行地方自治,並辦理有限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而在擔任總統時期,除進一步推動中央及地方選舉外,並著手改造中國國民黨為競爭性政黨,為將來「解嚴」及「開放黨禁」預作準備。蔣經國準備以逐步鬆綁威權體制的方式,達成臺灣民主和平轉型的目標。 「兩岸關係」自1949 年以來由武力對峙到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有其歷史發展的自然演變。1979 年「中美斷交」,正當風雨飄搖之際,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蔣經國,其個人的政治認知與「人格特質」,應是我國能由危轉安的重要因素。1987 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雖然導因於許多國內、外的客觀環境,但蔣經國此時所發揮的「人格特質」,對於政府決定開放大陸探親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蔣經國的兩岸政策,其終極目標是希望中國統一於三民主義的制度之下。 總結本篇論文研究發現,蔣經國於1972 年至1988 年擔任行政院院長及總統時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正處於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關鍵時刻。蔣經國推動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本土化」、「政治自由化」、「政治參與」,以及「兩岸關係」的開展,為臺灣此後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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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總統選舉前後台灣媒體對兩岸關係的建構
    (2009) 鍾政儒; Zheng-Ru Zhong
    主流國際理論,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理性主義」,在探討國與國間關係時,往往以軍力的優劣、資源的充沛與短缺、經濟的富足或貧困等「物質性力量」做為權衡的依據。這種思維模式也常存於兩岸關係的主要論述裡,例如,將積極強化軍事作戰能力的中國,視為一種根本上無法解決的「威脅」存在。 而建構理論的出現,則提供了有別於上述主流理論的另類思考模式。建構主義自身內部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本研究主要受到其中代表學者溫特一派(Alexander Wendt)的啟發,強調「觀念的力量」將決定物質性力量的實際意義。亦即,觀念是共有知識所構成,而國與國之間乃至於國內社會形成的「認同」則是重要的共有知識部分,需要詳加探討。鑑於此,本研究焦點著重在國內認知建構的過程,並以兩岸關係為對象,企圖表明國內對於身分與利益的論述建構,也足以產生對外關係的解讀與改變。 另外,本研究追溯兩岸關係的形成源自於國共分裂的歷史,國民黨或共產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基本差異導致兩者的對立衝突,終致隔海分治,寇讎以對,互不承認。國府遷台後,隨著國際環境與兩岸內部的變遷,兩岸間互動模式也不斷地在改變。先是蔣經國故總統執政後期的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以降,有了鬆動的跡象。直到李登輝前總統執政,進一步結束動員戡亂,並且任內促成了「辜汪會談」,兩岸間似乎呈現一片和解的氛圍。然而隨著李登輝前總統的訪美,以及「兩國論」出現,兩岸關係再度陷入低潮。陳水扁前總統執政時,同樣初期釋放許多對「中國」善意的言論,例如訴諸兩岸人間共同的血緣、歷史、文化背景等,但後期卻又致力於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意識」創建。在這短短的二十年間,兩岸關係變化如此劇烈,實是有必要深入探討原由與過程。 為了呈現國內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共有知識建構過程,本研究進一步以二○○八年台灣總統選舉前後的媒體論述為資料,運用「共詞網絡分析」,呈現不同的政治氛圍、權力結構與政黨主張之間,台灣社會所經歷的一段有關對於兩岸關係,尤其是涉及主權議題的論述建構及其內涵上所產生的變化。並在這一基礎上以「江陳會」與「外交議題」做深入研析,探討新舊兩岸關係的論述建構中,國內藍綠二方如何就「主權」問題加以安置與重塑,並企圖表明諸如「主權」這類兩岸互動上的癥結點,建構論的思維模式來看,也並非僵固不可變,只要兩岸互動足以在國內形成有效可觀的「共有知識」,那麼兩岸「和平」結構與文化,是可以寄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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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國大陸政策之研究 (2000-2008)
    (2009) 許民澤
    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副總統選舉,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蕭萬長先生以7,658,724的票數,58.45%的得票率,大幅領先代表民進黨的謝長廷、蘇貞昌先生的5,445,239的票數,41.55%的得票率,以極大的差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屆總統副總統 。選民投票的行為在競選期間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然而由於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競選期間主要政見均環繞在加強對中國大陸經貿交流來改善台灣經濟環境,所以這次的選舉結果,未來兩岸關係的主流,將是以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做更緊密的經貿交流為主。而謝長廷與民進黨的失敗,雖然最大原因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已不受台灣人民的信任,但是否也代表著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來中國大陸政策路線全盤失敗,值得進一步去探討。然而2004年陳水扁總統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勝利,是否也代表著其第一任總統期間的中國大陸政策即獲得大部分台灣人民的支持,還是已經顯示出陳水扁政府中國大陸政策以出現問題?或許還有待更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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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危機處理之研究-以一九九九年「兩國論」危機處理為例
    (2005) 劉宜友; Liu, Yi-Yu
    戰爭未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間斷過,回顧歷次重大的國際戰爭中,探究戰爭的起因,多因和平處置不當而造成戰爭。所謂和平處置不當,就是未能妥善處理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衝突與冗機而發生戰爭。因此,學者為了研究防此衝突與危機變成戰爭,遂發展出「衝突研究」(Conflict Studies or Research)或「危機研究」(Crisis Studies or Research)。古巴飛彈危機後,西方國家為防止情勢失控引爆核戰,而花費大批人、物力研究「危機處理」(Crisis Managing)的理論、方法和準則。 綜觀歷次的臺海危機,不僅關係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也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更牽涉到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所以這個危機基本上是屬於「國際衝突」類型的危機,同時也是我國、美國與中共三邊的衝突危機。1999年李登輝總統「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一詞出現後,顯見兩岸在「一個中國」的主權爭議下,政治下的歧見仍然存在,外交上的競爭並未稍歇,運事上的對峙也沒有鬆緩。儘管兩岸間的經貿往來與民間文化交流,更加熱絡頻繁,但這並不意味兩岸末來「相安無事」,反而可能因較多的接觸,而產生更多的利益衝突或危機。因此,在順應國際潮流局勢,考量國情發展,預期國家安全威脅及並顧「經濟」與「安全」的兩岸關係發展上,建構兩岸關係的「危機處理機制」,實為當前刻不容緩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