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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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後期臺灣的農村社會事業(2019) 高木友規; Takagi, Yuki本文以日治後期臺灣的農村社會事業為主題，探討該時代背景下，為何產生及實施農村社會事業。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在近代化遲緩的農村中，社會事業以何種方式實施，以及這些實施方式的特質如何，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1920年代起，總督府除了舊有的「救貧(救助窮民)」事業外，也推動以「防貧(預防貧困)」為主軸的社會事業。但是代表「防貧」事業的方面委員，以及經濟保護事業的實施範圍，全以都市為中心，因此使地方發展受到相當程度地限制。另一方面，由於農民運動的出現，以及與1930年的農產物價格暴跌，讓官方意識到必須實施農村政策，並認知到實施農村社會的必要性。 在1934年「第六屆全島社會事業大會」中，「部落改善に関する具体的方法(改善部落的具體方法)」獲得決議。該決議重視部落的「隣保(互相扶助)」精神，並且帶有推動「公民化(帝國國民化)」的社會教化性質，亦即官方企圖以部落居民為主體，「改善部落決議」成為官方政策理想的狀況。因此，此一決議成為農村社會事業的方針。在農村，方面委員除了負責原來的調查與救助外，也負責實施改善部落事業。另外，地主的「愛佃(地主扶助佃農)事業」，以及改善部落組織，成為支撐農村社會事業的主體。不過，他們實施的社會事業也逐漸轉向社會教化性質。 農忙托兒所是農村特有的社會事業，同時也展現出農村社會事業的特質。該事業雖然原本是愛佃設施之一，但隨著官方的推動，也添加了教化的要素。尤其，臺中州為了進行對兒童及其家人，甚至部落的教化，推廣展設置托兒所。亦即托兒所成為推動部落公民化的機關。而且，在進入到戰爭時期後，托兒所甚至成為戰爭動員的機關，亦即兒童皇民化。 總之，1920年代社會事業以都市為中心，在進入1930年代之後，官方有必要強化農村地區統治時，農村就成為社會事業的對象。農村社會事業在「改善部落」這個冠冕堂皇的口號下，否定農村傳統習俗與生活，並對農民進行公民化。由於戰爭的爆發及戰爭的延長，使得教化的性質也更加強。但是在二次大戰後，因國民政府的政策，農村社會事業制度畫下了句點。Item 日治後期的地方社會教化—以竹南街鹽館前部落為中心(2016) 陳昱誌; Chen, Yu-Chih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中央政府為填補兵員的不足，決定於1945年在臺灣實施徵兵制。由此，總督府在1944年對舊有社會教化機構略作調整後，便更名成立了皇民鍊成所等多個青年鍊成機構，強化對臺灣男、女青年的鍊成與教化。然而總督府這樣的權宜之舉，顯示在惡劣的局勢下，似已無從容規劃的餘裕。 為培育適當的教化人員，總督府以1930年代為因應後期對社會教化人員需求的成長而設立的勤行報國青年隊，作為訓練指導員的機構。然而觀察勤行報國青年隊的主要活動內容，受訓期間最重要的活動是每天的勤勞奉仕任務，在任務之餘才接受學科教育，顯示此機構更接近勤勞奉仕體制的一環，而非專職的指導員訓練機構。 本文有幸取得鹽館前皇民鍊成所的《出席簿》、《日誌》與《教案簿》，藉由分析這些史料，因而得以理解鹽館前皇民鍊成所的運作狀況。鹽館前皇民鍊成所的學生多為當地的女性失學青年，其家庭背景多從事農業或小本商業。由於學生也必須參與後方生產，故為維持生產的穩定，鹽館前皇民鍊成所選在每日的夜間進行2小時的授課。授課內容以國民科的「國語」及「修身與公民」最為重要。其中僅國語課在授課之初教授基礎的日語知識，其後的課程均著重於教導學生維持後方秩序需要的觀念，以及涵養學生的愛國精神，要求學生應盡力為國效忠，希望以此教化出得以負擔戰時任務的後方女性青年。然而由於每日上課時間僅有2小時，以及因戰爭導致無法穩定地授課，使得鹽館前皇民鍊成所的總授課時數相當短暫。在此狀況下，鹽館前皇民鍊成所從設立之初，便已經難以提供一個穩定的教化環境。隨著日本的投降，皇民鍊成所便在開所的隔年，結束其17個月的運作。Item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2016) 邱創裕; Chiu, Chuang-Yu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沉潛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