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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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全球在地化之理論與實踐：以台視台語新聞為例之分析(2023) 郭于中; Kuo, Yu-Chung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化」與「民主化」為全球兩大趨勢。諸多學者嘗試從不同面向解釋全球化如何影響人類世界，從而出現全球在地化的論述。本文旨在以台視台語新聞為例，分析全球在地化之理論與實踐。首先，本文紹述全球在地化理論及新聞全球在地化概念，包括：全球在地化之概念緣起、全球在地化之概念意涵，以及全球在地化之理論觀點與理論之批判，進而歸納新聞全球在地化之分析策略，包括：全球與在地化新聞並重，在地話語呈現國際新聞，與在地話語轉譯國際新聞。其次，探討台視台語新聞製播之脈絡分析，包括：台灣台語新聞之發展脈絡，台視台語新聞製播近況，與台視台語新聞各階段特徵。復次，本文分析台語新聞在地話語呈現國際新聞之策略與實踐，包括：台視台語新聞之全球在地化策略與實踐方法，並以Robertson理論檢視全球在地化策略與實踐。接著，論述，台視台語新聞在地話語轉譯國際新聞之分析，分別為台語新聞全球在地化特徵之分析，台語新聞全球在地化內容之分析，從全球在地化現象檢視台語新聞。 結果發現，從全球在地化的理論來檢視台視台語新聞之實務，台視台語新聞符合全球與在地化新聞並重、符合在地話語呈現國際新聞、符合在地話語轉譯國際新聞等特徵；從台視台語新聞之實務來檢視全球在地化的理論，發現台視台語新聞的製播策略，符合全球在地化之理論；台語新聞的製播現況，符合全球在地化之實踐。Item 兩岸國家經濟角色之分析與比較：1999年～2008年(2009) 莊達欣; Chuang Ta-hsin本研究以國家經濟角色的基本討論為切入點，研析國家的暴力潛能與掠奪性質與自由市場的對應關係，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將產生何種質與量的變化，而兩岸彼此又對對方形成何種變項，並進一步對兩岸的國家風險與經濟安全、全球化與國家角色的互動加以探討。新世紀來臨，中國正處於變幅極大的轉型階段，除了全世界的政經勢力版圖更加緊密結合，中國在世紀交替的10年內歷經了兩任國家主席與首度「在世」權力繼承，政治經濟發展上持續變化。另一方面，台灣的政治發展、民主轉型與經濟成長，無論是在華人世界或是全球視野皆具重要的經驗性價值，不但在2000年以民主選舉進行政黨輪替，正式將威權體制和平過渡為民主體制，在民進黨執政8年後，再度以民主選舉進行政黨輪替，逐漸形成以民主鞏固為核心的政經發展路線。兩岸各自發展至今，始終將國家視為一個必須積極介入資源分配的角色，強調國家機器與政府職能的積極作為。本研究擬從觀察國家經濟角色的三派論點：新制度主義、新古典國家理論、政治菁英理論作為主要理論途徑，分析比較中國大陸與台灣從1999年到2008年，國家經濟角色的內涵與發展。在操作定義的指標下，探討雙方國家經濟角色的變遷與變項，並在建構出國家經濟角色研究之理論架構平台後，以比較研究方法檢視中國與台灣國家經濟角色與國家發展之歷史背景、政經條件與系統邏輯，比對出兩岸國家經濟角色之異同。Item 全球化下的中國快遞市場研究—1999—2006(2007) 曾玉勤; Zeng, Yu-Qin經濟的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和特點。快遞企業的發展既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快遞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日益突出，是全球資訊化速度最快的產業部門之一，已成為發達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際、國內貿易的空前繁榮，為快遞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快遞業在中國大陸經歷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一項利潤豐厚、市場規模及潛力巨大的朝陽產業。 快遞業在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所引發的快遞需求推動了快遞市場的快速發展。在大陸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的特定條件下，客觀上要求依靠市場機制來發展快遞業，實際上快遞服務競爭已經展開，快遞市場正在形成，理論上提出了快遞市場發育和發展的重要課題。 本文將快遞服務納入市場範疇，結合中國大陸快遞市場的最新發展，分析中國快遞市場產生及發展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發展快遞試產面臨的新課題，如：快遞市場容量、快遞市場結構與運行、快遞市場主要競爭者、快遞市場化進程等諸多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建立一個基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競爭、適度壟斷、高效率、低成本的快遞市場為目標，探討和摸索中國快遞市場的發展特徵和方向，以尋求發展中國快遞市場最合適的市場辦法和市場規則。Item 全球化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權之研究(2005) 陳士章; Chen Shih-chang按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所揭櫫，原住民族有不遭受種族與文化滅絕之集體與個人權利：「任何以剝奪其作為特殊民族之尊嚴，或剝奪其文化價值與種族特色為目的的或效果行動；任何以強奪其土地、領土、或資料為目的或效果之行動；任何藉由立法、行政或其他方法強迫施加之其他文化或生活方式所達成之同化或整合」。 按Will Kymlicka (1995)之看法，「少數族群權利」可分為文化權、自治權、以及政治參與權三大類。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原住民族社會地位的平等，其中，一方面要防止其繼續遭受污名化，另一方面還要補償其自來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按施正鋒（2000）之看法，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少數族群，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可再將原住民的權利劃分成生存權及平等權兩大類。生存權內涵係使原住民符合社會最低限度之生活保障，平等權則為積極推動原住民的權利，這當中包含公民權與集體權。其中，集體權尚可細分為：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財產權、以及補償權。 申言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所要求的不僅是一種消極性的免於歧視，更重要的他尚包含一種積極性的扶植與保障，這不僅蘊含「免於…的自由」（freedom from），亦是『得以…的自由』（freedom to）的積極性行動。從「免於…的自由」來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意味著原住民的文化擁有與其他各族群文化相同的地位與保障；另一方面，從「得以…的自由」觀點來說，原住民族在既有資源及社會地位上的不利處境，若僅止於前項的肯定與尊重其多元文化，尚不足以改善其文化式微甚至消滅的危機。準此，積極的作法是國家針對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與需求，應給予有利及必要的支援與協助。 綜上所述，本研究觀察國家文化政策，致使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從「文化（權利）」面向轉移至「經濟（產業）」面向發展的現象，是引發本研究的主要核心議題。而探討台灣戰後以來，台灣原住民族在國家文化政策與文化行政體系的操作下，所建構出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環境(文化發展體系)、文化權利的理論與實務、文化政策的變遷、文化產業的興起，則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並可歸結為下列五點： （一）台灣在全球化與民主化兩股浪潮衝擊之下，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如何受到影響。 （二）自國際間提出第三代人權以來，原住民族「文化權」的內涵及其在台灣實踐為何。 （三）探討隨著文化政策理念的變遷，國家賦予「原住民族文化」不同的政策任務、給予不同的內涵詮釋與價值定位、採取各式的支持獎勵措施或操作方式，以致於建構出不同的原住民族文化環境。 （四）觀察政府在文化產業的計畫性操作下，原住民族文化的意義與價值被選擇、詮釋、製造、使用、傳播的過程，而探討其所創造繁衍出的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面貌與未來發展趨勢。 （五）台灣在未來如何建構具有主體性的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