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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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羈絆~女同志向手足現身後之關係協商與調適
(2017) 蔡嘉畇; Tsai, Jia-Yun
同志運動近年蓬勃發展，今年憲法法庭大法官判決至遲2年同志伴侶即可結婚，然而除了立法之外，實際常民生活的處境更為重要，過去研究發現同志向原生家庭現身相對不易，可知合法化之外，同志亦期待能大方向家人現身及獲得真心接納。故本研究旨在瞭解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經驗，雙方曾遭遇的困境與調適經歷，且進一步探討手足在女同志向雙親現身過程扮演的角色。採質性研究方法，邀請5對女同志及其已現身手足受訪，並涵蓋男與女及年長與年幼等不同手足特性之搭配。研究結果首先發現向家中不同角色現身經驗應分開來檢示，手足相對雙親更加容易，女同志本身正向的認同以及對手足接受程度的考量皆是助力，至於現身手足的挑選，則可以發現關係遠近以及年齡大小差距為考量因素。其次，調適經驗，研究則概分出現身前(覺察)、現身後(首次證實、初始階段、轉念過後)等階段，不同階段沒有明確的劃分。最終，手足在同志親屬現身過程雖沒有扮演積極協助的角色，卻充分展現手足次系統間互助的重要性，亦能夠適時提供雙親情感上的支持。研究並分別對實務工作者、女同志及同志親屬提出建議，不同角色都必須覺察個體受傳統固有價值的侷限，透過積極性教育以及持續性溝通來達到相互理解狀態，以真正落實性別平等社會。
三鶯橋下的「天堂」~恩加在三鶯部落的服務軌跡
(2010) 屠冠瑜
三鶯部落的出現可追溯至1960年代台灣採取以出口加工導向的經濟政策。為了找尋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大的經濟收入，原住民離開原鄉來到都市。卻因無法負擔高額的房屋租賃費用等種種因素，只能在都會邊緣覓地築屋，自成一個居住品質較差的小型聚落。「恩加貧困家庭協會」看到了三鶯橋下這群阿美族的困境，從「街頭圖書館」開始，持續不斷的對這群弱勢的三鶯部落居民付出關心、提供服務，瞭解他們的生活困境，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本研究即是探討結合恩加執行長訪視第四世界運動理念感受過去在快樂兒童中心服務經驗，與三鶯部落共同工作的歷程，並納入多元文化的觀點，不僅只是表面上的尊重差異、理解文化差異，更重視造成差異的權利關係，揭露權利不當的壓制，而從承認弱勢族群的內涵與尊嚴，提升弱勢族群的地位。本文以深度訪談法為主，針對恩加的工作人員、志工，以及參與這些方案活動的三鶯部落居民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詮釋恩加對於三鶯部落原住民這十幾年來付諸的心力。並輔以參與觀察法，直接親身經驗恩加的服務如何存在於三鶯部落居民的生活中。儘可能呈現以漢人工作者為主體的機構如何在沒有刻意強調多元文化社會工作，卻憑藉服務提供的過程中發展出一套屬於恩加與三鶯部落居民獨特的服務提供模式。研究發現服務方案之所以能有今天穩定的發展，歸功於恩加堅持「愛與付出」和「陪伴」的信念，強調兒童的受教權，免於剝削與忽略與重視族群文化差異，透過個案服務、團體服務與社區服務的方法，與原住民的成人與兒童建立信任與友善的關係，不僅提供物質生活使其免於飢寒交迫，同時給予愛與關懷，讓缺乏照顧與關愛的孩子們能體會被愛的感受，進而培養愛人的能力，也是恩加在三鶯部落服務方案最初與最終的價值與目的。
不情願的夥伴關係？照管專員與A個管員在長照2.0照顧管理的合作經驗
(2022) 黃玲瑤; Huang, Ling-Yao
本研究旨在探討照顧管理專員與A個管員在長照2.0的照顧管理的合作經驗。以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共十位一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照顧管理專員或A個管員的在職人員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了解兩者於現行長照2.0照顧管理工作上的分工與協同合作情形與困境。研究發現，由於政策滾動式修正以及因地制宜考量，使各地方政府甚至同縣市不同區域有不同做法，加上地方政府無法第一時間針對細部流程訂定相關合作機制，導致照顧管理專員與A個管員對於照顧管理流程與分工的理解有限；在實務操作面，政府的政策中雖然強調兩者為夥伴合作關係，但實務上仍存在不對等的關係，進而影響彼此合作，主要原因包括角色立場、觀念差異、分工不明確以及缺乏溝通管道。研究最後，也分別對制度面與實務操作面提出建議，以期研究結果能做為提升服務輸送品質與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參考。
中國大陸非專業背景社工投入社工工作經驗之初探
(2023) 張鵠; Zhang, Hu
本研究以非專業背景的社工為主要研究對象，旨在探究非專業背景社工投入社工工作的原因、對於社工生涯的認同狀況以及在投入社工工作的過程中遇到哪些支持和挑戰，進而瞭解他們對於社工專業近年來的發展之看法以及後續的生涯規劃。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研究方法，預計以立意取樣及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6位目前仍在社工專業領域工作的非專業背景社工，最後依據主題分析法整理逐字稿，並整理出相應的結論，期望以此可以為社工行業的長期發展以及社工的生涯規劃提供一些實際的建議與參考。本研究根據受訪者對自身生涯的敘述將非專業社工的工作經驗與生涯發展分為了七個主題，分別為：工作環境的適應、迷思與反思、成就感與認同感、服務對象的成長與改變、別樣的工作體驗、疫情的衝擊以及政策導向的影響。雖然每位受訪者在進入社工生涯之初對於社會工作的認知程度不一，但大多都能夠憑藉耐心與堅持去努力適應社工的工作角色。隨著對於社工專業的工作與學習更加深入、工作環境的改變、專業要求的升級、政策變遷與社會認同提升的共同影響下，非專業背景社工仍能夠從日常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與歸屬感，進而逐漸形成專業認同感並認同社工的專業價值，構建出獨特的社工專業形象。此外，非專業背景社工可能會受到來自個人、家庭、社福機構以及政策層面的阻力與困境，例如：專業耗竭、工作壓力和薪酬制度不完善等問題。但在佈滿荊棘的發展道路上，他們同樣也收穫了來自家人的支持、機構督導的指導以及社工相關政策的扶持等。這些經歷都化作非專業背景社工成長與進步的養分，幫助他們找尋到自身生涯發展的目標與方向，也堅定了他們在社工行業繼續奮鬥的決心。最後，研究者依照研究結果對政府有關部門、社福機構以及非專業背景社工群體提出了相關建議，期望未來有更多的非專業背景社工願投身於社會工作生涯之中。
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經驗之初探
(2013) 陳姿廷; Chen, Zih ting
實務工作中，常看見精神障礙者的照顧者為父母、配偶、子女，隨著個案生命延續與家庭生命週期改變，特別是個案單身、未有子女、父母照顧能量不足時，精神障礙者健康手足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實務工作與學術領域對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的研究不足，缺乏對此照顧者的了解。本研究目的：一、了解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如何在家庭中協商出來。二、整理中年精神障礙者手足的照顧經驗。本研究是質性研究，採深入訪談方式，透過一對一面談，獲取當事人的觀點，詮釋自己的照顧與生命經驗。本研究經過某醫學中心IRB審核與機構同意後開始研究，收案時間為2013年02-04月，受訪者來源來自某醫院中心、社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自助團體中的精障者健康手足，共12位。會談時間為一到兩個小時，全程錄音，事後分析逐字稿，進行概念化整理。研究發現，受訪者會擔任受訪者的原因，係家庭系統的改變，九位受訪者是照顧責任的轉移，如父母照顧能量不足、過世，進而呈現「主動」或「被動」進入照顧系統中；有三位受訪者在生病手足生病開始，已經是照顧者的角色，依個人特質、長者手足與多手足進行主題討論。健康手足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其照顧經驗整理可分出三大類，提供生病手足就醫陪伴、生活照顧、心理感受，特別是配偶態度的影響甚大。最後邀請受訪者比較「父母照顧」與「手足照顧」經驗之差異。精神障礙者手足照顧經驗有其特殊性，建議實務工作者可重視與傾聽手足的聲音，邀請手足加入照顧計畫或病情討論，尊重手足面對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中的選擇；建議政府單位或社福團體應重視不同族群的照顧者特性與需求，提供不一樣的服務與照顧，減輕手足照顧的壓力。
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服務場域、社會支持、生命健康資訊對死亡態度的影響
(2020) 朱晏瑢; Chu, Yen-Jung
本研究旨在了解參與志願服務的中高齡者是否會因其不同服務場域而讓他們對於死亡態度產生差異；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所得到的社會支持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死亡的態度；以及知悉生命健康相關資訊是否會讓中高齡志願服務者對死亡產生不同的想法。研究採用實體及線上的問卷調查法，以「中高齡者死亡態度量表」為主要測量工具，同時詢問他們的志願服務場域、社會支持與對於生命健康資訊知悉的狀況。研究對象為臺北市年滿四十五歲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正式樣本採取分層抽樣，共發出661份紙本問卷及97份線上問卷，在回收488份紙本及線上問卷後，首先去除未滿45歲的填答者，以及系統性遺漏者，再以平均數插補法進行資料的修正隨機遺漏值，最終獲得471份完整有效問卷。本研究先對紙本受訪者及線上受訪者進行檢測，發現紙本（376份）及線上問卷（95份）的結果在死亡態度五面向都有顯著性的不同，因此，本研究最後只採用紙本問卷資料（376份）。本研究有將近四成的受訪者同時從事兩種以上的志願服務工作，而且當中有近五成的志願服務者已經服務滿九年以上，從此研究結果可知，志願服務是一種長期投入時間、體力、心血的活動，除了可能成為退休生活的興趣與樂趣，亦能發展成一種全新樣貌的生活風格。從階層式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得知，信仰天主教/基督教、離婚、自覺健康狀況、從事生態環保類型、志願服務年資、與生命健康相關具體行為都與負向死亡態度（死亡恐懼、死亡逃避）相關；而性別、信仰佛教/道教/一貫道或天主教/基督教、已婚有偶、子女數、自覺健康狀況、社會支持程度以及生命健康資訊接收都與死亡接受（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逃離導向的死亡接受、中性導向的死亡接受）相關。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未來政策、實務社會工作、及研究的討論與建議，以期對中高齡志工的死亡態度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有效的應用。
人際發展介入活動對弱勢兒童同儕關係影響之研究-以南投縣課後照顧服務為例
(2012) 林怡君; LIN, I-CHUN
本研究旨於探討人際發展介入活動對弱勢兒童同儕互動關係及人際關係社交技巧之影響，並探究可能之影響因素，以做為相關單位規劃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內容的參考。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之準實驗設計方法進行，以南投縣某社服組織辦理之暑期課後照顧服務為研究場域，國小四至六年級的弱勢家庭兒童為研究對象；有效研究對象計25名，依社區分成人際團體組與團康活動組。人際團體組依據人際發展介入活動（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eion，RDI）為基礎設計活動內容，而團康活動組兒童則提供傳統性的團康活動。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人際團體組兒童在人際關係發展的自我評分顯著優於團康活動組兒童，特別是「團體基礎」、「情緒控制」、及「點子」階段。二、人際團體組兒童在同儕互動關係正向態度顯著優於團康活動組兒童，特別是「合作/利社會行為」、「遊戲/聯合活動」、「信任/尊重」、及「親密/依附」分量表；但在同儕互動關係負向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三、參與人際團體對於兒童的同儕關係、同儕互動模式、及人際關係社交技巧皆有正向影響。四、「時間」與「人際關係社交技巧」是影響兒童同儕關係的兩大因素，而「團體活動內容」與「領導特質風格」是弱勢兒童滿意感受的兩大因素。由研究發現得知，人際發展介入活動確實得以提升弱勢家庭中高年級兒童之同儕關係與人際關係社交技巧。本研究亦就研究發現對人際發展介入活動規畫、課後照顧服務方案規畫、及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什麼是初級預防？臺北市起步家庭支持輔導方案推動經驗之探討
(2020) 謝艾霖; Hsieh, Ai-Lin
「起步家庭支持輔導方案」為臺北市首創的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服務方案，從2013年辦理至2019年，共推行近六年的時間，方案秉持著「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為起步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務，以預防較嚴重的家庭問題產生。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起步家庭支持輔導方案」的推行歷程與經驗，並從方案的服務經驗出發，討論如何辦理家庭暴力之初級預防工作，以作為未來相關預防性政策及方案之參考。為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邀請五位與方案相關的工作者參與訪談。主要研究發現如下：一、方案的推行經驗方案採用跨領域合作的策略，結合社會工作以及家庭教育專業，透過風險篩選、提供情緒支持與家庭教育服務、落實社政轉介的方式推展服務。推行過程中經歷過跨專業理念不同、實際運作上的限制以及成效評估的困難，最終，方案在效益不易評估的情況下予以轉型，將既有服務回歸至社政體系之下，不過，其中的跨領域合作經驗仍備受肯定。二、針對初級預防工作的看法與建議以社會工作角度來說，認為資源應優先聚焦於有潛在風險的家庭，因此重視風險篩選制度；以家庭教育角度來說，認為初級預防服務應更為普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公部門受訪者重視社會福利服務的建置與推行；第三部門受訪者則建議透過社政、教育、醫療與民間單位間的合作將有助於初級預防服務的推行。根據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在政策制度面上，重視家庭暴力的初級預防工作，釐清初級預防工作的分工，同時加強各部會之間的連結與合作；在相關服務方案上，清楚定位服務方案的目標、發展因地制宜的服務內容，並建立一套初級預防工作的評估模式。
以社區網絡觀點檢視偏遠地區課後輔導班的運作—某案例分析
(2022) 詹雅淳; Chan, Ya-Chun
有鑑於城鄉差距與家庭解組的影響下，導致弱勢家庭兒童成為弱勢中的弱勢，近年在社會安全網的推動下，提倡發展「以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基礎」的社區支持系統。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偏遠地區課後輔導服務社區資源網絡的建構與運用。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個案協會為主要研究對象，訪談七位資源網絡中的重要關係人，並試著從個案協會課後輔導服務的發展脈絡中，勾勒出與不同類型資源單位的網絡互動過程。研究發現，「信任關係」是社區資源網絡建構的基礎；藉由課後輔導服務能有效帶動社區資源的整合；社區安全網絡的建構仰賴公、私部門協力撐起。因此期待未來政府能夠持續扶植民間單位在地經營與服務創生，以及發展教育與社政單位跨專業資源整合服務計畫。
伴與絆：思覺失調患者的工作適應經驗
(2024) 鄭云; Cheng, Yun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思覺失調患者於病後康復、回歸社區工作時所經歷的工作適應經驗，特別是他們在過程中如何獲得來自社區的資源與支持，以及所面臨的挑戰的經驗。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透過立意取樣與滾雪球的方式，邀請8名工作滿3個月以上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為本研究對象。每次訪談為面對面的深度訪談60-90分鐘，針對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如下：一、罹病後的就業經歷，說明八位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在出院後透過不同管道尋找工作的經歷，包括他們如何規劃和實施復健計畫。二、工作上的挑戰，則是探討這群人在職場中所遇到的主要挑戰，包括與疾病、人際以及職業倦怠的影響。三、維持工作的原因，闡述他們如何透過自我支持、親友協助和在友善的工作環境中尋求幫助來應對工作中的挑戰。四、提升就業的建議，提出在職進修訓練和透過媒體進行去污名化等方法來提升精神障礙者就業率。最後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的建議可以透過就服員服務內容精進以及建立友善職場兩大方向和方法來協助促進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工作適應。
使用日間照顧服務之主要照顧者需求滿足初探
(2013) 姚毅
本研究旨在探討目前使用老人日間照顧服務之主要照顧者的需求滿足，研究者欲藉由日間照顧服務類型探討對於主要照顧者的需求滿足之影響。本研究採用自編量表進行蒐集資料，以便利取樣台北市五間日間照顧中心之主要照顧者進行資料蒐集，並且依據研究目的以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多元迴歸等方式加以檢驗。壹、老人使用日間照顧中心服務狀況以「工具性服務」、「情緒性服務」最常使用。貳、老人主要照顧者使用日間照顧中心服務狀況偏向「偶而使用」，其中「工具性服務」最少使用。參、使用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的主要照顧者的「需求滿足」以「生理層面需求滿足」、「心理層面需求滿足」最佳。肆、生理層面需求滿足會受「婚姻狀況」、「領取老人日照服務的收托補助」影響。伍、心理層面需求滿足會受到「使用日照中心服務多久」、「參與照顧者權益倡活動」、「對主要照顧者的訊息性服務」、「對主要照顧者的情緒性服務」影響。陸、經濟層面需求滿足會受到「和老人的關係」「領取老人日照服務的收托補助」、「對主要照顧者的訊息性服務」、「對主要照顧者的情緒性服務」影響。柒、社會層面需求滿足會受到「婚姻狀況」、「領取老人日照服務的收托補助」、「參與照顧者權益倡導活動」、「對主要照顧者的訊息性服務」影響。捌、照顧資訊層面需求滿足會受到「簡單健康評估(如量血壓等)」「對主要照顧者的情緒性服務」影響。玖、需求滿足(五個因子)會受到「和老人的關係」、「使用日照中心服務多久」、「領取老人日照服務的收托補助」、「參與照顧者權益倡導活動」、「對主要照顧者的訊息性服務」、「對主要照顧者情緒性服務」影響。關鍵字：主要照顧者、老人日間照顧服務、需求滿足
保護性社會工作督導參與督導訓練經驗之研究
(2023) 蔣劭翌; Chiang, Shao-Yi
督導做為保護性社工的後盾，帶領社工面對各種實務工作的挑戰；組織透過充分、適當的訓練發展督導面對困境和壓力的能力，則是重要且迫切的組織任務。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蒐集文本資料，透過訪談九位保護性社工督導，瞭解保護性社工督導參與督導訓練的經驗，包含督導在訓練過程中個人、訓練設計以及組織環境等各種參與投入要素；督導在訓練過程的充權暨消權經驗；以及督導在訓練後的訓練移轉經驗。本研究之研究結論歸納如下：一、不同督導職能的發展脈絡迥然有別：教育、行政及調解功能較能透過督導訓練學習，而支持功能更仰賴過往接受督導的歷程；比起督導個人的內在需求，現行督導訓練更強調督導功能的發展。二、訓練緊扣督導實務擴大訓練移轉成效。三、督導現身／獻聲更能激發訓練潛在效益：包含督導以內在需求作為參訓動機；願意表達對訓練的需求與期待；避免結構因素而抑制課程參與與互動；給予有助益的課程回饋等。四、督導參與訓練的挑戰具有階段性差異：包含訓前缺乏職能盤點不利督導課程選擇；訓練過程的結構性因素降低督導訓練品質；督導訓練的評估具挑戰。本研究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一、建置與運用督導職能盤點機制二、召開定期的訓練規劃暨評估會議三、安排暨落實督導職務代理人制度四、善用科技工具輔助督導訓練五、建構完整的四層次評估機制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之司法經驗初探
(2015) 張簡怡芬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之司法經驗。研究者以五位縣市政府曾因公涉訟之兒保社工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法深入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與體制的互動、實務倡導行動。研究結果發現，案家對於兒保社工的訴訟，起因於不滿兒保社工處遇或安置期間發生意外，但選擇以兒保社工為訴訟對象，卻不以組織為訴訟對象。當受訪的兒保社工遭案家訴訟後，擔心、疑惑、憤怒、失去控制感等是普遍感受與情緒反應，但不會持續太久，大都能自我調適。調適後，受訪的兒保社工總是嘗試從行政與司法單位確認可協助訴訟的資源，俾利於出庭時提證。訴訟後，當接獲不起訴，受訪兒保社工表示，與案家、機構、司法，或甚至對社工專業都產生改變。這些改變讓受訪的兒保社工意識到需要透過實務倡導行動，集結與凝聚力量，才可能逐步改善目前氛圍。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建議: (一)兒保工作體制:加強員工在職訓練、建立團體決策機制、建立彈性標準化程序、階段性立法；(二)機構體制:在職訓練時需告知工作風險、工作併計因公涉訟所產生的業務量、積極倡導法官保留制度、提高回應司法層級、積極建立與法院間的聯繫管道；(三)司法體制:建立兒保社工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建立偵查一站式制度、建立法官保留制度、法院組成社工證人及報告書寫制度。
兒少保社工參與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之研究
(2016) 鄧佳旻; Teng, Chia-Min
本研究旨在歸納兒少保社工在參與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的經驗與感受。同時瞭解檢討機制的實施現況，揭露現行兒少保社工，在參與重大兒少案件檢討機制過程中的處境及需求，並且蒐集實務工作者對於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的意見，提出具體的建議，以利提升兒少保工作整體專業地位及價值。本研究透過與北、中、南三區，共7位兒少保社工的深度訪談，歸納出研究結果如下：一、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執行現況現況與原訂檢討目標未全然符合，雖能增進網絡跨專業協調，增加兒少保社工服務積極性，但難以瞭解重大兒少虐待案件問題及成因，易轉為追究實務工作者缺失，以致調查追蹤及建議制度未受社工認同。二、兒少保社工參與檢討機制的經驗及感受兒少保社工對於檢討機制未全面理解，且都有被當作代罪羔羊的經驗。參與檢討機制過程中，常遭受質疑，只能無奈配合參與。多以自我心境轉換、認同檢討機制的方式，來緩解壓力及創傷。除了共通性經驗外，也有勇於面對個案死亡，以及遭遇職場暴力、創傷崩熬的正、負向經驗。三、兒少保社工參與檢討機制所需要的協助整體政府部門對於社工專業的應更加尊重，提供充分的支持與鼓勵，避免過度迎合社會大眾及媒體。在檢討的過程中，應避免媒體、其他網絡單位對社工造成的職場暴力。在面對重大兒少虐待事件檢討機制時，也需要降低案件量、補充人力共同分擔工作，才能讓兒少保社工專注面對檢討機制。
兒少保社工緊急安置歷程之處遇經驗
(2011) 許家瑜; Chia-Yu, Hsu
本研究針對兒少保護工作中的緊急安置歷程之處遇經驗進行探究，瞭解第一線的兒少保護社工員如何看待緊急安置措施、在安置評估歷程的經驗與困境，以及在執行安置歷程中，與網絡體系及家庭系統間的處遇經驗和困境，最後再針對安置歷程進行反思、回饋與建議。本研究以臺灣各縣市政府之兒少保護社工員為研究對象，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進行，共訪談十位社工員。研究發現，社工員於緊急安置決策歷程中的抉擇困境，來自於社工員個人層面、案件本身危機界線模糊以及外在因素層面導致，其中決策歷程應在專業評估與組織理念間取得平衡；而社工員面臨家庭維繫與後送資源網絡的缺乏，導致緊急安置措施在「不得不」的狀況下介入；至於在執行緊急安置歷程中，相關網絡體系間合作的質與量方面都應受政府重視；此外，緊急安置處遇經驗對社工員在處遇服務提供、處遇能力與技巧以及社工員自我照顧等議題都有所轉變與影響，惟單位內缺乏周全的訓練機制與標準化流程，且對於安置經驗較資深的社工員，亦缺乏促使其久任於職務的配套措施，導致人力耗損與流失，實屬遺憾。本文文末，針對中央政策與制度層面以及實務工作層面提出討論與建議，期待藉由統整社工員在緊急安置歷程中的處遇經驗與困境，以提供新手兒少保護社工員實務工作之參考，並提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工作品質與網絡合作經驗，促使緊急安置措施更能發揮其效用。
兒少保護服務責任通報情形之研究：以責任通報人員和兒少保護社工觀點為例
(2018) 張家蒔; Chang, Chia-Shih
　　研究者曾於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擔任兒少保護社工，在職期間發現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量明顯增長，可能顯示兒少保護觀念範疇之轉變，影響兒少保護制度失衡，並造就實務困境。而責任通報制度為開啟兒少保護服務的重要機制，因此期待探討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的通報與受案經驗、雙方合作情形、專業人員對於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並據以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法，以立意取樣及滾雪球取樣選取研究對象，並且依專業人員身分差異，分為主要責任通報人員、增列責任通報人員、與兒少保護社工三種條件，分別於106年3月、5月、7月共召開三場焦點團體訪談，總共邀請14位責任通報人員與5位兒少保護社工參與本研究。研究結論如下：一、各場次的焦點團體呈現出不同討論氛圍，且於責任通報的實務情形與態度想法存有特質差異。二、責任通報實務現況與合作經驗（一）主要責任通報人員會因為究責文化與卸責通報行為而有過度通報現象，而增列責任通報人員則因為對於兒少保護的認知不足而存有低度通報現象。（二）責任通報人員實際上存有判斷通報與否的法定空間，且除了依法進行責任通報之外，亦具有共同保護與提供服務之專業能力。（三）各個專業網絡之間可能因為對於兒少保護的核心價值存有歧異，以致實務中存有負向合作經驗與判斷落差；其背後仍與各專業內部的資訊傳遞不完整、或者中央主管機關所持立場有關。三、責任通報制度之看法（一）供給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明顯不足，將影響責任通報人員的實務知能。（二）兒少保護與兒童福利的核心定位不清，使得高風險服務與兒少保護服務的分工模糊不清。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一、責任通報制度相關建議（一）於責任通報人員既有的訓練規範中，綁定兒少保護訓練課程，並且依據不同專業人員身分調整不同訓練內容。（二）提升責任通報行政程序的順暢度，包含使用單一表單且提供標準化格式、統一受案與篩派案窗口。（三）降低過度通報現象發生的可能性，使具體客觀的通報決策指引成為必經程序、制定免於重複通報的例外規定、並強化全民皆具有維護兒少權益責任之概念。二、未來研究建議（一）增加通報端與受案端的討論交流，以引發更豐富的討論與研究資料蒐集。（二）探索統一篩派案中心的運作模式，藉以了解統一篩派案模式對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制度與相關服務的影響。　　最後，本研究仍存有通報端與受案端的對話交流不足、未探知受訪者參與研究之動機、以及統一篩派案中心相關資訊不足以致討論受限等研究限制。研究者並於文末提出反思，藉以提供未來執行類似主題的研究者作為參考。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員轉化學習之歷程
(2012) 龔煒媛; Gong, Wei-Yuan
　隨著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每年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逐年上升，這說明畢業後進入實務領域工作的社會工作人員，如何有意識的在工作中使用或應用社會工作理論、知識與助人技巧，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在過去相關文獻當中，實務應用學習歷程的研究對象往往被侷限在有多年實務經驗的社會工作人員。有鑑於此，本研究探討新進社會工作人員進入兒少保護社會工作領域，應用社會工作理論知識、技巧的轉化學習歷程。研究透過七位從事兒少保護社會工作人員的深度訪談，。　　研究發現，在實務工作當中轉化學習如同浪潮一般，隨著工作困境不斷的進行循環，循環的週期依照個人特質、工作年資的累積等而有所差異。基本上，社會工作人員轉化學習的歷程，可以歸納三階段：前轉化期、技巧轉化期、理論轉化期。而轉化學習的主要內涵為社會工作人員的社會工作行動過程，其主要受到內在（個人）、外在（結構）雙重因素影響，內在因素包括：工作經驗、理論知識，和自我價值，而外在則包括體制及網絡互動關係。　　實務上因兒少保社會人力的匱乏與高個案量，社工員進入實務領域後沒有得到充份完整的適應與學習，便必須開始投入工作。轉化學習並不是平白產生的，會因個人經歷與特質發展出其獨特的學習策略。因此研究建議社會工作人員即使離開學校，還是需要不斷增加自己對理論知識的了解，而實務單位也需積極營造社工員反思的環境與空間。最後，教育單位可增加與實務單位的合作教學的機會。
兒少安置機構社工員對「難置兒」之處遇經驗探討
(2016) 李品蓉; Lee, Pin-Rong
家外安置是兒少保護的最後一道防線，其中機構安置更是不得不的選擇。從實務中發現有些兒少因不當對待被迫離家進入機構照顧，但卻因特殊身心需求以及行為問題而在安置體系中面臨多次轉換安置，成為在機構中流浪的「難置兒」。為了更能瞭解安置體系中難置兒的現象，以及兒少安置機構社工員如何看待並提供服務，本研究邀請7位兒少安置機構社工員，從其服務經驗瞭解難置兒的樣貌、處遇方向、可能的困境與因應策略，並從實務與制度上提出建議。本研究發現如下：一、難置兒的樣貌：難置兒可區分成三種類型，分別是身體疾病或發展障礙的兒少、嚴重情緒與人際問題的兒少，以及具反社會性行為的兒少。這些難置兒所呈現的共同特徵如缺乏安全感更難建立關係，情緒反應明顯且強烈，低自我價值感與低學習動機。二、難置兒之處遇服務與策略：兒少安置機構社工員的處遇可分成一般兒少處遇，以及難置兒處遇。一般性處遇包含建立穩定的生活結構與規範、未來生涯規劃的討論，以及強化兒少與原生家庭的連結。在難置兒處遇上則包含提升兒少自我價值感、協助兒少學習表達情緒與行為，以及其他資源的協助。三、難置兒處遇困境與因應策略：處遇困境可分成社工員個人內在的影響、社工員與生輔員之間的合作與溝通、社工員與網絡之間的合作困境、組織管理限制以及安置體制的資源不足等。針對這些困境，社工員多採取自我調適、上課進修再學習、大量溝通交流，以及召開個案研討會。四、社工員對兒少安置體制的期許：社工員對兒少創傷的理解仍需訓練，重視照顧工作的困難，如制定合適照顧比、提供與照顧負荷相符之待遇與協助招募與培育照顧人才；此外，制定主責社工員合適的個案量，才能有足夠心力關注難置兒。在體制層面，因為現有安置型態不符其需求，安置兒少需分類、安置型態需更多元；教育體制上也需要更個別化銜接。據此，本研究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針對社工員對難置兒處遇上，以及體制層面提出建議，以供未來實務與政策參考。
兒少目睹家庭暴力經驗與成為助人工作者歷程之研究-以從事保護性工作社工為例
(2019) 林容瑋
2015年1月「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後，除定義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及列為保護對象外，也將目睹家暴兒少納入保護令範疇，期待讓目睹家暴兒少不再是隱形的被害人，並透過網絡單位間的合作，提供目睹暴力兒少更多的服務資源。研究者任職於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性社工，期間帶領實習生的過程中，不乏有來自兒少時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學生，畢業後成為保護性社工，工作過程中不自覺將關注焦點放在目睹暴力的兒少身上，因此期待探討兒少時期目睹家庭暴力，之後成為保護性社工的工作狀態與歷程，並據以提出相關建議。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以立意取樣及滾雪球方式選取訪談對象，本研究共邀請6位兒少時期目睹家庭暴力，之後成為保護性社工的社工人員參與本研究，本研究結論如下：一、兒少時期目睹家庭暴力之經驗與感受六位受訪者回顧目睹家庭暴力的歷程時，對於施暴者與受暴者有著不同的理解，而在成為一名保護性社工的過程中，經過學習、工作經驗累積之後，慢慢看到施暴者背後的挫折與處境，同樣的，面對受暴者也看見了背後的操控和需要，對於可能引起暴力的責難情緒，更是影響了往後從事保護性工作面對服務對象的認知與態度。二、從事保護性工作時遇到的阻礙 (一)出現情感反轉移，包括跨越專業關係界線、自身經驗投射於個案服務、引起創傷情緒、忽略個案需求或情緒。 (二)工作價值觀與認知上的阻礙，包括對受暴者的選擇無法接納及有意識逃避不想接觸的服務務對象。三、從事保護性工作時保護因子 (一)良好的自我內在資源，擁有正向的人格特質與態度。 (二)家庭支持系統與社會系統資源，包括完善的督導機制、非正式的社會支持、有助益的諮商經驗與靈性的力量。四、成為保護性社工的歷程受訪者們從選擇就讀社工系到畢業之後從事保護性社工的過程中，經歷求學階段修習的課程與原生家庭產生連結，到進入保護性工作職場，案件的類型再次勾起兒少時期目睹暴力的回憶，受訪者學習面對阻礙與挑戰自我，從保護性工作領域找到工作價值。五、從事保護性工作的自我調適與自我照顧經驗 (一)面對高壓力與高創傷的保護性工作，保護性社工的自我照顧從自我覺察開始，意識到工作與家庭衝突間的相似議題，能夠尋求支持關懷與照顧。 (二)來自職場對社工的專業自我照顧不足將容易產生專業耗竭，若能主動尋求專業督導與同儕的支持，建立起預防性的自我照顧，於工作環境中創造友善職場。 (三)滋養個人的自我照顧內容有生理上、心理上、關係上、情緒上與靈性上的照顧方式。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一、加強社工督導的敏感度二、機構與主管應建立社工職場專業自我照顧之策略三、對目睹暴力兒少的保護性社工的建議四、社會工作教育應發揮協助角色的功能關鍵字：目睹家庭暴力、保護性社工、復原力、情感反轉移、自我照顧
全球照顧鏈的悲歌：失聯社福女性移工生育安置歷程之初探
(2021) 陳美琪; Chen, Mei-Chi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女性移工為了經濟因素，成為全球照顧鏈的一環，看似增加了女性就業機會，其實是加劇了性別差異及照顧工作女性化的刻板印象。當全球照顧鏈在探討照顧的剩餘價值或情感轉移時，鮮少有人注意到女性移工在他國的生育困境及被剝奪懷孕權利。台灣社福移工主要來自印尼，現約20萬名印尼籍育齡婦女在台擔任照顧工作。每年查獲在臺懷孕或生產，並接受機構安置的失聯移工婦幼約為200人，尚不包括女性移工自行在家生產未通報的數字，隨著逐年攀升的移工產子人數，失聯移工在臺生育一事已成為需要關注的社福事件。雖然台灣已不再要求女性移工驗孕，並給予她們生育的權利，但大部份女性移工仍面臨生育與工作的困難抉擇。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失聯社福女性移工在面臨生育及工作的決策歷程，及瞭解工作者對於多元文化案主的服務經驗及反思。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訪問8位受安置之失聯社福女性移工及6位官方及民間機構的工作者。研究結果發現：一、社會結構對女性移工的限制：女性移工因社會結構的限制及支持系統的薄弱，使得她們在懷孕後就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二、回歸以兒童最佳利益為主體：從兒童最佳利益的角度思考，母嬰共同安置於成人收容場所，是否能讓移工後代享有安全穩定的生存環境。三、跨文化工作者的文化勝任能力：社會工作者在面對多元文化案主時，需要增加自身的多元文化能力，避免因為對跨文化案主的偏見及刻板印象，而產生認知上的偏誤。綜上所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一、應建立雇主、仲介及女性移工，三方權力對等的協議機制。二、女性移工返國生產後優先進用及免再付仲介費用。三、保障雇主應享的權益，不會因為移工懷孕而產生損失。四、協助成立社福女性移工互助團體。五、移工的求職自由市場，讓移工聘用的機制回歸自由市場。六、成立針對女性移工的跨部會專責部門。七、透過實務訓練及多元文化教育來提升工作者的多元文化內涵。本次研究的8位女性失聯移工，因機構結束安置服務而再度失聯，她們不信任官方的安置機構，寧願再度違法失聯也不願意進入政府的安置場所。失聯女性移工對民間機構的信任感，才是促使她們願意出面自首的關鍵因素，當政府要結束民間非法安置服務時，應考量如何將信任感延續下去，創造一個更友善的安置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