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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生命---科慈的他者倫理
(2010/08-2011/07) 梁孫傑
科慈（J. M. Coetzee）近期小說中所關懷的對象常是游移社會邊緣內外的生命。以這次計畫中所要研究的幾本小說來說，就包括單身獨腳的老漢、罹患絕症的老婦人、中年酒鬼流浪漢、被任意槍殺的逃學少年、被剝除公民權的流民、和難以數計被虐待和殺害的動物。科慈除了鉅細靡遺地呈現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生命窘境之外，同時還從宏觀的倫理視野，反思國家機器操弄後人類科技文明，全盤掌控所有的生命型態所帶來的自然生命的終結，不論是人類或是動物，都難逃精密科學理性的評估和計算，以及在這種評估和計算之後的篩選、控制、監管、除籍、流放和任意殺戮。本次計畫擬分三年實施，以老殘生命、赤裸生命和動物生命來分別標示一、二、三年的研究主軸，並姑且以「垃圾生命」來囊括這三樣生命如垃圾般共同的屬性。而所謂的他者倫理，是挪用列維納斯「朝向他者」的倫理運動，從主體性做為人質的責任朝向他者無法還原的異質性。德希達和阿岡本的相關理論則放在這樣運動中來和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相互詰抗、拆卸和組裝。在文本方面，本計畫集中研究科慈的幾部近期著作，《緩慢之人》（Slow Man [2005]）、《鐵器時代》（Age of Iron [1990]）、《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和《動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 [2001]），希望藉由列維納斯、德希達和阿岡本對於他者倫理的哲學思辯，來探討在他世界裡面所呈現的父子關係、待客之道、醫療體系、赤裸生命、例外狀態、和動物生命等議題。以下逐年分述：第一年：老殘生命在《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的最後一章〈超越面貌〉（“Beyond the Face”）中，列維納斯探討了愛慾、豐饒、父子等問題，並以「時間的無限」來總結這些問題。這是頗受爭議的一章，多年來許多知名學者（如Kelly Oliver, Luce Irigaray）都已為文深入抨擊列維納斯倫理哲學內隱涵的父權體制（也就是殘存的人本主義）。透過母親（或戀人）的愛慾，父親與身為他者的兒子建立起豐饒的關係，這樣的觀念，在《緩慢之人》中的老人Paul Rayment 身上表露無遺。Rayment 因遭受車禍切除右小腿，但堅決不願裝上義肢。他對於女看護Marijana Jokič的愛戀和對她兒子Drago 超乎常情的照顧，假如我們依照前述列維納斯對父子豐饒的關係來理解的話，那麼Rayment 其實是把Drago 當成是義肢的替代物。不完滿的男人因為（他所認為的）兒子以他者的身份到來而得到完滿。Rayment 拒裝義肢，同時也對現行醫療體系，尤其是醫療看護對於人體的馴化，大加抨擊，認為人工義肢是將人體稼接到醫療體系的媒介，個人生命也因此會遭受行政權力全面的介入，這一點應該和阿岡本的看法或有互補。Rayment 拒絕他的身體被馴化，排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掌控，並且以看似無條件待客之道來歡迎Drago 和他的朋友。事實上，這是種新自由主義的舊人文思想，反而暴露出Rayment 企圖以意識型態教育機器來宰制他者收編異己的心態；Rayment 採取有條件式的待客之道，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他將Elizabeth Costello 這個幾乎是全然陌生的絕對她者趕出住屋的情節。從另一方面來看，Rayment 拒絕裝上義肢，似乎也可看成是他對於後人類人機合體（cyborg）的深層恐懼。Rayment 是《屈辱》（Disgrace）中主角David Lurie 的老年版本，同樣的固守在自己龜殼般堅硬頑冥的世界裡，絕不因任何情況任何因素而有所改變。不論是義肢，或是Drago 為他裝配的可單腳操作的躺式自行車（recumbent bicycle），Rayment 一概都不接受，如同他無法接受失去小腿的事實。對他來說，這個空缺必須被補滿，不是被義肢或任何科技所填滿，而是以將別人的兒子當成自己兒子的方式來填滿。在這整情況下，義子/他者變成了義肢的義肢。這是Lurie 或是Rayment 無法逃逸的僵局，有如陷入黑格爾式的正反合辯證夢魘，也就是Rayment 自我嘲諷的thesis, antithesis, prosthesis。第二年：赤裸生命在第一年計畫中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思考。在列維納斯倫理哲學的侷限下，面對國家機器，個人似乎重新陷入臣服或抗爭的二元對立老路線，而這樣對立的窘境，更因為政治例外狀態而被極端化。《鐵器時代》的歷史背景發生在南非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四年內（1986-1989），其中的酒鬼流浪漢Vercueil 和逃學叛逆的少年Bheki 分別採取臣服和抗爭的態度。科慈除了延續之前作品對於殖民威權的猛烈抨擊外，同時也突顯在國家緊急狀態下這些社會邊緣人如垃圾般的生命。一方面警察濫用國家賦與的職權凌虐反抗勢力，另一方面社會異議狂熱份子利用無知青少年充當政治風暴的砲灰，雙方都認定將敵人趕盡殺絕的斯巴達鐵律，對敵人絕對沒有任何例外可言，一律消滅殆盡。流氓政治和政治流氓卻可擁有自我給予的權力來決定何時進入例外狀態，而其自身卻佔據例外/正常無可區分的超越性位置。對科慈來說，這是國家病入膏肓的徵候，但面對個人的癌症時，科慈讓罹患癌症的老婦人Elizabeth Curren 逆反霍布斯的國家想像，見證南非傾頹腐敗的歷史。Curren 揭露新自由主義的迷思，以「愛不值得愛之人」、「因為不信任，所以才去信任」這樣列維納斯式的非對等倫理關係，作為自己在死亡陰影下對待他者的倫理座標。支撐起這個座標的基礎信念則和羞恥有關：Curren 相信，「只要有羞恥心，就有榮譽感」。羞恥這個西方人類因為身體逾越律法而產生的自我檢視機制，標示出人類之為（人文主義的）人的起源。縱使Curren 對於他者滿懷哀衿憐憫之情，但仍囿限於人文主義的框架內。兩相比較，在《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Michael K 則完全毫無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沒有羞恥心，沒有榮譽感，但同時也完全被剝奪掉生為人「自然而然」擁有的各種公民權利。就當權者的理解來說，他在故事後半段已經完全不具備可供官方辨識的公民身份，在內戰爆發（1970-80s）的南非歷史背景下，沒有正當職業，居無定所，或躲藏山區，或四處遊蕩，可說是阿岡本眼中的「牲人」（homo sacer），以「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方式存在著。整本小說是關於Michael K 看似逆來順受的生命：不論是在槍管下苟延殘喘，身上僅有一點財物被士兵洗劫一空，被監管在勞動營內，被迫在如人間煉獄般的醫院接受治療，或是被迫與陌生女子發生性關係，Michael K 幾乎都是採取基進被動（radical passivity）的姿態，對於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都當作「彷彿」（as if）沒有這具身軀來參與其中。不是卑奴屈膝的臣服（如Vercueil），也不是流血革命的抗爭（如 Bheki 和他的朋友），而是一種阿岡本所主張的，無法被賦與某種固定主體性的生命實踐。這是一種非資本主義、非國家、非司法、非主權的政治姿態。相對於Curren 的女兒逃離南非定居美國，Michael K 採取的是不逃往別處的逃離，在原有的情況下持續運動，這是逃離可以真正具備政治意義的唯一逃離路線。第三年：動物生命動物的生命，就是殘存的生命，也是赤裸的生命。不用等到年老，也不必罹患癌症，牠們的生命早就已經命定為有如活在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這是Elizabeth Costello 在《動物的生命》為動物請命的主要訴求。科慈對於動物的關懷也是不遺餘力，動物更是在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Lurie 一樣，Rayment 被比喻成陸龜，活在il y a 般的自我封閉世界卻無法找到出路。在《鐵器時代》裡，民命賤如昆蟲，政客有如蹂躪大地的過境蝗蟲，以及雞隻屠宰工廠血淋淋的描述，在在刻畫人性中獸性的恐怖面貌；在《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我們見證獵捕動物的需要，也目擊對濫食動物的抨擊， Michael K 則在眾多動物形象中，以埋身大地穿梭泥土的蚯蚓來理解自己的生命。這些對於動物的零星想像成為《動物的生命》裡集中討論的焦點，似乎對於人性的思索終究得回歸到對於動物的想像，這恐怕也是德希達和阿岡本的學術路徑必要的轉折。 Costello 抨擊西方哲學思潮對於動物形象的誤解和扭曲，導致現今世界合法地虐待、濫用和殘殺動物，阿岡本在《開展性》（The Open）中所提出的「人類學機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概念無疑可以提供清晰的歷史脈絡，釐清區別人類和動物必要性的法源，以及該法源的誤謬缺失。而德希達在《故我在追隨的動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裡所提出的「邊界」（limitrophy）和「字動物」（l’animot）的說法，則可以深化 Costello 和阿岡本所沒有觸及的，語言當作再現動物的工具的層次。對科慈，還有德希達和阿岡本來說，動物問題一向是人的問題，而在考慮人的問題時，必須要將他者擺置其中。
垃圾生命
(2011/08-2012/07) 梁孫傑
科慈（J. M. Coetzee）近期小說中所關懷的對象常是游移社會邊緣內外的生命。以這次計畫中所要研究的幾本小說來說，就包括單身獨腳的老漢、罹患絕症的老婦人、中年酒鬼流浪漢、被任意槍殺的逃學少年、被剝除公民權的流民、和難以數計被虐待和殺害的動物。科慈除了鉅細靡遺地呈現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生命窘境之外，同時還從宏觀的倫理視野，反思國家機器操弄後人類科技文明，全盤掌控所有的生命型態所帶來的自然生命的終結，不論是人類或是動物，都難逃精密科學理性的評估和計算，以及在這種評估和計算之後的篩選、控制、監管、除籍、流放和任意殺戮。本次計畫擬分三年實施，以老殘生命、赤裸生命和動物生命來分別標示一、二、三年的研究主軸，並姑且以「垃圾生命」來囊括這三樣生命如垃圾般共同的屬性。而所謂的他者倫理，是挪用列維納斯「朝向他者」的倫理運動，從主體性做為人質的責任朝向他者無法還原的異質性。德希達和阿岡本的相關理論則放在這樣運動中來和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相互詰抗、拆卸和組裝。在文本方面，本計畫集中研究科慈的幾部近期著作，《緩慢之人》（Slow Man [2005]）、《鐵器時代》（Age of Iron [1990]）、《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1983]）和《動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 [2001]），希望藉由列維納斯、德希達和阿岡本對於他者倫理的哲學思辯，來探討在他世界裡面所呈現的父子關係、待客之道、醫療體系、赤裸生命、例外狀態、和動物生命等議題。以下逐年分述：第一年：老殘生命在《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的最後一章〈超越面貌〉（“Beyond the Face”）中，列維納斯探討了愛慾、豐饒、父子等問題，並以「時間的無限」來總結這些問題。這是頗受爭議的一章，多年來許多知名學者（如Kelly Oliver, Luce Irigaray）都已為文深入抨擊列維納斯倫理哲學內隱涵的父權體制（也就是殘存的人本主義）。透過母親（或戀人）的愛慾，父親與身為他者的兒子建立起豐饒的關係，這樣的觀念，在《緩慢之人》中的老人Paul Rayment 身上表露無遺。Rayment 因遭受車禍切除右小腿，但堅決不願裝上義肢。他對於女看護Marijana Jokič的愛戀和對她兒子Drago 超乎常情的照顧，假如我們依照前述列維納斯對父子豐饒的關係來理解的話，那麼Rayment 其實是把Drago 當成是義肢的替代物。不完滿的男人因為（他所認為的）兒子以他者的身份到來而得到完滿。Rayment 拒裝義肢，同時也對現行醫療體系，尤其是醫療看護對於人體的馴化，大加抨擊，認為人工義肢是將人體稼接到醫療體系的媒介，個人生命也因此會遭受行政權力全面的介入，這一點應該和阿岡本的看法或有互補。Rayment 拒絕他的身體被馴化，排斥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掌控，並且以看似無條件待客之道來歡迎Drago 和他的朋友。事實上，這是種新自由主義的舊人文思想，反而暴露出Rayment 企圖以意識型態教育機器來宰制他者收編異己的心態；Rayment 採取有條件式的待客之道，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他將Elizabeth Costello 這個幾乎是全然陌生的絕對她者趕出住屋的情節。從另一方面來看，Rayment 拒絕裝上義肢，似乎也可看成是他對於後人類人機合體（cyborg）的深層恐懼。Rayment 是《屈辱》（Disgrace）中主角David Lurie 的老年版本，同樣的固守在自己龜殼般堅硬頑冥的世界裡，絕不因任何情況任何因素而有所改變。不論是義肢，或是Drago 為他裝配的可單腳操作的躺式自行車（recumbent bicycle），Rayment 一概都不接受，如同他無法接受失去小腿的事實。對他來說，這個空缺必須被補滿，不是被義肢或任何科技所填滿，而是以將別人的兒子當成自己兒子的方式來填滿。在這整情況下，義子/他者變成了義肢的義肢。這是Lurie 或是Rayment 無法逃逸的僵局，有如陷入黑格爾式的正反合辯證夢魘，也就是Rayment 自我嘲諷的thesis, antithesis, prosthesis。第二年：赤裸生命在第一年計畫中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思考。在列維納斯倫理哲學的侷限下，面對國家機器，個人似乎重新陷入臣服或抗爭的二元對立老路線，而這樣對立的窘境，更因為政治例外狀態而被極端化。《鐵器時代》的歷史背景發生在南非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四年內（1986-1989），其中的酒鬼流浪漢Vercueil 和逃學叛逆的少年Bheki 分別採取臣服和抗爭的態度。科慈除了延續之前作品對於殖民威權的猛烈抨擊外，同時也突顯在國家緊急狀態下這些社會邊緣人如垃圾般的生命。一方面警察濫用國家賦與的職權凌虐反抗勢力，另一方面社會異議狂熱份子利用無知青少年充當政治風暴的砲灰，雙方都認定將敵人趕盡殺絕的斯巴達鐵律，對敵人絕對沒有任何例外可言，一律消滅殆盡。流氓政治和政治流氓卻可擁有自我給予的權力來決定何時進入例外狀態，而其自身卻佔據例外/正常無可區分的超越性位置。對科慈來說，這是國家病入膏肓的徵候，但面對個人的癌症時，科慈讓罹患癌症的老婦人Elizabeth Curren 逆反霍布斯的國家想像，見證南非傾頹腐敗的歷史。Curren 揭露新自由主義的迷思，以「愛不值得愛之人」、「因為不信任，所以才去信任」這樣列維納斯式的非對等倫理關係，作為自己在死亡陰影下對待他者的倫理座標。支撐起這個座標的基礎信念則和羞恥有關：Curren 相信，「只要有羞恥心，就有榮譽感」。羞恥這個西方人類因為身體逾越律法而產生的自我檢視機制，標示出人類之為（人文主義的）人的起源。縱使Curren 對於他者滿懷哀衿憐憫之情，但仍囿限於人文主義的框架內。兩相比較，在《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Michael K 則完全毫無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沒有羞恥心，沒有榮譽感，但同時也完全被剝奪掉生為人「自然而然」擁有的各種公民權利。就當權者的理解來說，他在故事後半段已經完全不具備可供官方辨識的公民身份，在內戰爆發（1970-80s）的南非歷史背景下，沒有正當職業，居無定所，或躲藏山區，或四處遊蕩，可說是阿岡本眼中的「牲人」（homo sacer），以「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方式存在著。整本小說是關於Michael K 看似逆來順受的生命：不論是在槍管下苟延殘喘，身上僅有一點財物被士兵洗劫一空，被監管在勞動營內，被迫在如人間煉獄般的醫院接受治療，或是被迫與陌生女子發生性關係，Michael K 幾乎都是採取基進被動（radical passivity）的姿態，對於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都當作「彷彿」（as if）沒有這具身軀來參與其中。不是卑奴屈膝的臣服（如Vercueil），也不是流血革命的抗爭（如 Bheki 和他的朋友），而是一種阿岡本所主張的，無法被賦與某種固定主體性的生命實踐。這是一種非資本主義、非國家、非司法、非主權的政治姿態。相對於Curren 的女兒逃離南非定居美國，Michael K 採取的是不逃往別處的逃離，在原有的情況下持續運動，這是逃離可以真正具備政治意義的唯一逃離路線。第三年：動物生命動物的生命，就是殘存的生命，也是赤裸的生命。不用等到年老，也不必罹患癌症，牠們的生命早就已經命定為有如活在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這是Elizabeth Costello 在《動物的生命》為動物請命的主要訴求。科慈對於動物的關懷也是不遺餘力，動物更是在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Lurie 一樣，Rayment 被比喻成陸龜，活在il y a 般的自我封閉世界卻無法找到出路。在《鐵器時代》裡，民命賤如昆蟲，政客有如蹂躪大地的過境蝗蟲，以及雞隻屠宰工廠血淋淋的描述，在在刻畫人性中獸性的恐怖面貌；在《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我們見證獵捕動物的需要，也目擊對濫食動物的抨擊， Michael K 則在眾多動物形象中，以埋身大地穿梭泥土的蚯蚓來理解自己的生命。這些對於動物的零星想像成為《動物的生命》裡集中討論的焦點，似乎對於人性的思索終究得回歸到對於動物的想像，這恐怕也是德希達和阿岡本的學術路徑必要的轉折。 Costello 抨擊西方哲學思潮對於動物形象的誤解和扭曲，導致現今世界合法地虐待、濫用和殘殺動物，阿岡本在《開展性》（The Open）中所提出的「人類學機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概念無疑可以提供清晰的歷史脈絡，釐清區別人類和動物必要性的法源，以及該法源的誤謬缺失。而德希達在《故我在追隨的動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裡所提出的「邊界」（limitrophy）和「字動物」（l’animot）的說法，則可以深化 Costello 和阿岡本所沒有觸及的，語言當作再現動物的工具的層次。對科慈，還有德希達和阿岡本來說，動物問題一向是人的問題，而在考慮人的問題時，必須要將他者擺置其中。
生態中的動物位置
(2013/08-2014/01) 梁孫傑
虔誠的叛教徒喬伊斯(I)
(2001/08-2002/07) 梁孫傑
死亡的生命---世紀末的喬叟和喬伊斯
(1999/08-2000/07) 梁孫傑
新世紀的喬伊斯---政治、文本、倫理
(2002/08-2003/07) 梁孫傑
亦步亦趨看動物
(2006/08-2007/07) 梁孫傑
本計畫將分成兩年實施，以德希達的觀點為主軸來討論所謂的動物問題。計畫第一年處理德希達所稱的「肉食陽具理體中心主義」(carnophallogocentricism) 所產生的各式議題，計畫第二年處理這些延生議題的可能解決之道。現分述如下： (1) 第一年第一年計畫會含括感知意識、殺戮、牲祭和吃等主要議題，以及他們和人類主體性的關係。德希達指出，人類的主體性雖然建構在和動物的差異性上，但「我們人類」通常都指的是「我們成人的、白種的、男性的歐洲人，吃肉而且善於牲祭」（《宗教行動》2002: 246）。第一年計畫選擇從紀哈德（Rene Girard）和德希達對牲祭的觀點切入討論，再延伸到「肉食陽具理體中心主義」的相關議題。對紀哈德而言，在牲祭儀典中的代罪羊羔一向扮演破壞和重整社群的雙重角色，為社群創造出「回溯性的源頭」（retrogenesis），並透過這種後設概念社群方得以產生。如此時序倒置、不可能又有其必要的矛盾性我們也可以在德希達評論齊克果和列維納斯的著述中發現。以撒的牲祭展現出兩個層面，齊克果和列維納斯的倫理困境在於牲祭（sacrifice）是他們無法犧牲（sacrifice）的要素，同時也驗證以下假設：人類的意識和主體性奠基於動物的犧牲獻祭上。「汝勿殺」的戒律似乎意味著「你被允許去殺除了人類以外的生物」，而如此合法的殺害（或謀殺）自然助長對於絕對他者自以為是的同質化，如干預、侵略、剝削、吞噬、以及進食。德希達稱這種進食機制為「肉食陽具理體中心主義」。我預計從伍德（DavidWood）倡議的素食主義和亞當斯（Carol Adams）主張的「肉食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 of meat）來反思德希達對西方肉食文化的評論。 (2) 第二年在第一年計畫裡，有個主要問題懸而未決。假如「肉食陽具理體中心主義」是導致暴力和集體種族屠殺的罪魁禍首，那我們如何重新建構所謂人類的主體性呢（即使該主體性是多麼的不牢靠）？雖然語言是長期以來區分人類和動物的主要辨識技能，但是渥夫（CaryWolfe）從後現代觀點探討語言的不牢靠，指出動物假如從來不曾擁有語言的話，那人類也未曾擁有過，從而解構「肉食陽具理體中心主義」的主體性。義大利當代知名哲學家瓦第摩（Gianni Vattimo）進一步聲稱，語言來自動物。他指出，存在（existence 而非Dasein）的歷史延續性必須思考「動物性的深淵」（簡單來說，動物這個概念在以往型構過程中所被略而不談的種種），甚至是一種比文字所能傳達出的寂靜更寂靜的東西；瓦第摩因此說：「人類文字的起源就是這種真實的動物寂靜」（《差異的歷險》1993: 155）。德希達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我們必須挖掘出遭到人類中心主義扭曲的動物經驗，他稱這些經驗為「深淵斷裂」（abyssal ruptures），更有甚者，德希達逆向思考聖經創世神話，認為只有當人類跟隨動物，只有當人類看到自己被動物看到時，才算是人類。雙方凝視的契合（correspondence）開啟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絕對被動的可能性。
亂倫
(臺北市：師大書苑, 2002-12-01) 梁孫傑
列維納斯˙動物倫理˙德希達
(2008/08-2009/07) 梁孫傑
本計畫將分成兩部分實施，從列維納斯和德希達的觀點來探討動物問題。第一部分延續本人之前對於列維納斯倫理學和動物的研究，藉助德希達的看法，探討列維納斯無法確定動物是否有面貌所呈現的倫理困境；第二部分則折返列維納斯的觀點來回應德希達的批判，期望能開展兩者之間充分的對話空間，並從動物倫理的立場，試圖轉圜迂旋兩者對話之後延生的議題。現分述如下：（1）雖然列維納斯聲稱他的倫理哲學是「人類」的倫理哲學，對於動物他無法多談，但是就如本人最近一篇論文〈要不要臉〉所得到的結論，動物卻在我和他者的邂逅上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對於動物這種功成身退的機制，我們擬從德希達所揭露的「犧牲」的概念切入，探究列維納斯犧牲動物成就人類倫理的來龍去脈。所牽涉到的議題，將會包括感知意識、殺戮、吃食，以及它們和人類主體建構的關係。「汝勿殺」是臉龐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但這似乎暗示著我被允許去殺戮非人類生物。對於這樣合法的謀殺定律，以及延生出來的問題（如同質化、干預、侵略、剝削、吞噬、吃食等），我們將從德希達的觀點來檢視列維納斯的絕對他者。（2）列維納斯曾以「交錯排列」（chiasmus）來說明德希達的論述風格。計畫第二部分，擬從此觀點回應德希達在動物問題上對列維納斯的批判。德希達認為我們必須挖掘出遭到人類中心主義長期扭曲的動物經驗。他稱這些經驗為「如深淵般的斷裂」；更有甚者，德希達逆向思考基督教創世神話，並從「被動」的角度詮釋邊沁（Bentham）「動物會受苦嗎？」的提問，主張只有當人類跟隨動物，只有當人類看到自己被動物看到時，才算是人類。雙方凝視的契合（correspondence）開啟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絕對被動的可能性。在倫理關係上，列維納斯則是以我之為他者的人質來指稱這種絕對被動性。
喬伊斯的神聖穢污學---以〈巴克利如何狙殺俄羅斯大將軍〉(FW 337-55)為例
(2003/08-2004/07) 梁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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