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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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行政院衛生署處理塑化劑事件之危機情境、危機回應策略及媒體效能(2012) 陳姿伶由於傳播工具的進步，資訊流通更快速，使得危機的處理比以往更為複雜，加上危機本身具新聞價值，往往是媒體報導的對象，若對外溝通不良可能造成危機的擴大，而處理得宜則可能提升組織正面形象，所以在危機事件中，危機處理組織之對外的溝通和回應更值得關注和研究。 本研究以衛生署處理塑化劑事件對外的危機溝通做為研究對象，透過Coombs的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以內容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來檢視「危機情境」、「危機回應策略」和「媒體成效」三個部份。 研究結果發現，衛生署在事件初期，由於主動發現、公布的立場使其面臨責任歸因較小的危機類型，但在大規模「D-day」查緝行動後，受汙產品仍不斷被查出，外界也開始質疑台灣食品安全，因而衛生署面臨的危機轉為較強責任歸因的類型，加上衛生署過往的危機史和聲譽，使得整體危機情境是傾向較負面的；危機初期，衛生署在媒體上危機回應策略的呈現僅針對事件本身做資訊的提供和追緝承諾，並沒有隨著危機事件的擴大輔助其他策略，從媒體效能來看略顯不足。但面對危機類型的改變，在媒體上的呈現除了延續資訊的提供和修補承諾，還增加了一些讚美利害關係人、說明自己亦為受害者以及回應外界質疑的相關澄清等危機回應內容，從媒體效能來看，新聞評論也從較多的負面評論轉為中立評論大於負面。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衛生署新聞稿和媒體所呈現的危機回應策略有所差異，且不同的報社立場會有不同的評論傾向。 最後，本研究建議衛生署作為食品衛生安全之主管機關，在遇上此類危機時應致力於資訊的透明與流通，以及給予民眾修補和重建的承諾，其他否認、淡化等策略類型則應在動態的危機處理過程中適時加入，但不適合當作主要策略，尤其是否認類型的策略更不建議公部門性質之危機處理組織使用，因為公部門的本質容易在各種危機中面臨較高的責任歸因，除非為謠言類型之危機，否則易有卸責之感。Item 台灣年輕男性韓劇閱聽人的收視經驗(2008) 陳姿伶; Chen tz-ling在過去的羅曼史與肥皂劇研究多以女性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文本與女性生活之間的關係。韓劇作為一個以羅曼史故事為主的文本，本研究探究在台灣特定的國族與性別脈絡下台灣男性與韓劇／韓流之間的連結，這包括了他們如何詮釋韓劇文本，以及對於「觀看韓劇」這件事本身的解讀與實踐。此外，本研究也透過研究者（女性）與男性研究對象間的性別互動與研究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者的反身性思考。 在Radway的女性羅曼史研究中，女性觀看羅曼史被認為是暫時性的逃避，她們藉此尋求一個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理想男人，而這可被視為是父權社會的無聲抗議。那麼，在台灣的性別脈絡底下，台灣的男性韓劇閱聽人為什麼看韓劇？觀看韓劇的台灣男人有著和女性羅曼史讀者相同的意義嗎？此外，本研究也企圖從中探討台灣男性的性別意識以及對兩性互動模式的期待。研究發現，相較於女性羅曼史研究中所呈現的被動樣貌－投入羅曼史中的理想男性的幻想（儘管這被解釋為對父權的無聲抗議），本研究中的男性閱聽人則顯得更具主動性，本研究中將從「招數」、「韓劇作為一種媒介」以及「對男配角的認同」三部分去探討這種主動性，而這也反映了父權社會中所鼓勵的男性主動女性被動的情愛模式。此外，對於許多受訪者來說，韓劇裡公式化的大刺刺女人形象違反了他們心中對女人溫柔乖順的期待，因而遑論作為他們的無聲抗議了。此外，透過受訪者對於韓劇裡女人形象的評論以及對自己心中理想女人的形象描述中可以看出，台灣男人對於理想女人形象的想像有隨著時代改變而翻動的可能，但腳步恐怕是緩慢的。 再者，本研究也探討了在台灣的國族與性別的脈絡下，這些男性韓劇閱聽人如何透過談論韓國男人／韓劇裡的男人進而區分台灣男人與韓國男人，並藉以自陳他們的國家認同與兩性關係。本研究探討了這個圍繞在台灣年輕男性社群裡的、具有陽剛特質的仇韓氛圍因何且如何作用？而韓劇作為一個以女性觀眾為大宗、被視為具有陰性特質的文本，再加以台灣男性社群裡的仇韓氛圍，在此情境脈絡下，台灣的男性韓劇閱聽人面對了什麼樣的性別氣質上的質疑，而他們又如何自我詮釋？此外，這些台灣男人如何透過區隔化自己與韓劇裡的男人／韓國男人，以表明自己在性別平等面向上的優越立場，這一方面仍反映了仇韓情結，二方面，這也使得台灣男人迴避了省思自己／台灣的兩性平權問題的需要。台灣男人和韓國男人之間的關係表面上似乎是陽剛的、競爭的、不屑的，但實則也是受威脅的，甚至是學習的（以求助的姿態學習追求女性之道），即使他們並未意識到任何陰性化的可能，甚至他們將自己的行為詮釋為全然的陽剛性，但事實上，它已經不是傳統男子氣概中強調的大無畏地征服女人的姿態了，它呈現出台灣男人與韓國男人間的一種既陰又陽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