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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進入後的中國大陸政治媒介化研究
    (2023) 楊希林; Yang, Xi-Lin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作為容量最大、速度最快的媒介,互聯網早已滲透至大眾的日常生活,幾乎完成了對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中介,形成了獨特的、區別於傳統媒體的媒介邏輯。而用以探尋媒介介入並影響其他社會體制的「媒介化理論」,從問世至今也已滿十年,被傳播學者們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進行探討。但現有的研究大多都圍繞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展開,媒介化理論在中國大陸社會環境下的探討僅有極少部分。作為21世紀以來,互聯網產業增速最快、規模最大的國家,關於中國大陸媒介化的探討,尤其是對社會與制度層面影響的探討,應當被正視並發展。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發展,本研究採用方興東對互聯網發展階段的分類,分別將弱聯結階段、強聯結階段和超聯結階段與相關文獻進行互動,從技術、商業、制度社會文化四個面向,展開對中國互聯網發展史的還原與探討,作為研究互聯網對「政治媒介化」影響的基礎。隨後以2017年發起,至今仍未結束的「豫章書院案」這一「數字輿論運動」為例,開展個案分析,探尋依託互聯網展開的抗爭運動,如何以網民集結的方式形成一種初具政治功能的、與統治權力形成對抗的力量,並最終迫使政治邏輯在一定程度屈從於媒介邏輯。本研究帶著「新媒體在政治媒介化進程中發揮了的作用」與「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政治媒介化在中國意味著什麼?」兩個問題展開思考。經由個案的分析後發現:新媒體在政治媒介化進程中,改變了資訊篩選管道,減少了政治干預,強化對政治領域的監督,並拓寬政治參與管道,助力圍觀式政治參與的形成;同時,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政治媒介化,打破了「地方保護主義」對媒體監督權的扼殺,也增加了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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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航於OTT平台?介面陷阱與選擇幻覺
    (2023) 朱怡靜; Chu, Yi-Ching
    臺灣的影視產業環境,逐漸從傳統媒體走向OTT平台,OTT平台已然成為當代閱聽人觀看實踐中的重要媒介。本研究以符擔性的觀點切入,關注影視產業與閱聽人觀看模式都在過度的此時,OTT平台的介面與演算法在閱聽人觀看過程中的位置。首先以「公視+、MyVideo、KKTV、LINE TV」為研究對像,探討OTT平台的介面如何成為內容流通的場域,平台的符擔性引導閱聽人觀看特定內容的同時,提供其行動的可能。以及,採用深度訪談和焦點團體法,藉由與閱聽人的對話並觀察受訪者的行為,認識閱聽人觀看實踐的轉變,勾勒其與OTT平台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本土OTT平台藉由符擔性的交互作用,讓平台實現一個介面化的空間。介面中的符擔性掌握影視內容的流通,企圖突出平台投資或原創的內容,而閱聽人依循對平台符擔性的理解,展開與影視內容相遇並觀看的行動。然而,本土OTT平台無法為閱聽人帶來更豐富多樣的內容選擇,同時,本土平台利用演算法形成的推播策略,也無法實現閱聽人心目中「個人化服務」的介面。當閱聽人期待的演算法與平台業者的策略形成矛盾時,閱聽人描繪出對OTT平台中演算法運用的理想樣態,期待本土OTT平台不只是數位宣傳的管道,而是構建一個與閱聽人積極互動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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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家庭廚房到公共空間:在台印尼穆斯林家務勞動員的清真飲食/實踐
    (2023) 林明永; Magdalena Cahyani Widada
    本研究調查了在台灣與雇主或老年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印尼穆斯林家務勞動員如何滿足他們的清真飲食需求。儘管印尼工人在台灣家務勞動產業中存在数量龐大,但相關主题的學術探索仍然有限。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研究這些工人如何在台灣這個非穆斯林國家的不規律工作時間和有限休假中满足他們的清真飲食需求。為了回答本研究中的問题,研究者参考了邊界工作的概念,重点關注家庭工作場所和公共空間中的協商。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深入訪談在台北工作和居住在雇主家中或在照料的老年人家中的五名家務勞動元獲得主要數據。研究發現,負責廚房工作的家務勞動擁有在厨房中區分清真和非清真食品的特權。台灣的一些雇主已經開始理解並尊重家務勞動員的清真食品要求,尤其是不吃猪肉的禁令。然而,現實情況是由於台灣的非穆斯林背景,家務勞動員仍然可能需要烹飪猪肉。在這種情况下,相互尊重成為家務勞動採用的一種協商方式。儘管一些工人努力確保他們的餐食是清真的,但挑戰在於確保食物的純淨性,因為可能存在来自非清真烹飪器具的污染。此外,家務勞動員在休息或休假期間通常有限的離開住所時間,並經常光顧提供熟悉食物和與印尼同胞見面機會的印尼商店或餐館。然而,一些工人選擇在休假期間光顧台北的清真餐館,顯示出不同的偏好。此外,當在非印尼商店購物時,工人利用移動應用程式APP来對應在外國語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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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新聞記者角色之轉變與閱聽眾媒體角色認知之研究
    (2023) 盧彥儒; Lu, Yen-Ju
    隨著各式記者會開放線上直播,記者提問或成檯面化,線下閱聽人能夠藉由載具隨時進入消息來源及採訪者間的對話,雖然典型傳統電視媒體亦能從其守望原則中瞭解環境變化,聯繫社會脈動(鄭自隆,2021),但卻仍與當前新媒體的發展使閱聽眾高度涉入內容中(蔡美瑛,2007)的效果有別,科技進程下,閱聽眾在成為媒體的主宰者時,能更快為超越新聞報導的呈現中,直接參與過程,即時評論記者提問,卻也將可能對媒體與閱聽者間過往的平衡產生影響。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透過所訪談記者自身之經歷,以Goffman劇場理論探討過去後台採訪,到現今前台展演的自我角色轉換。另又藉閱聽者與記者量化分析之問卷調查法,以劉蕙苓與羅文輝(2016)參考Lo與Willnat& Weaver所建構之媒介角色認知量表為測量依據,了解民眾對記者的角色評價與角色認知,並與記者作答分數進行對照,試圖與記者訪談過程中的回應反饋。 研究結果發現,電視新聞記者與閱聽眾對於電視新聞記者是否為表演者持相反意見、Goffman劇場理論部分支撐電視新聞記者角色多樣性、電視新聞記者對於新聞素養的落實不一,閱聽眾對於新聞素養部分則認為記者恐是受到上級影響而製作新聞、而對媒體角色期待與現狀之呈現:閱聽眾期待「依據事實正確報導新聞」、記者期待「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閱聽眾認為現狀缺乏「避免報導不能證實的新聞」、記者認為現狀缺乏「提升大眾對知識與文化的興趣」,最後電視新聞記者樂見科技下直播趨勢卻無法首肯記者會直播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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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性質、專案內容訴求與回饋方案訴求對公益類型群眾募資專案行銷效果之影響
    (2023) 侯瑀恬; Hou, Yu-Tien
    「群眾募資」市場發展至今已逾十年,更讓具有創意或理念的提案人,有商品曝光與籌募資金的機會,其中「公益類型募資專案」難以以優惠價格或是預購商品形式吸引募資者,如何將其推廣、行銷更顯重要,因此,本研究選擇「公益類型募資專案」作為研究主題,並以群眾募資平台特性與公益行銷為論述基礎,以2 (專案性質:一次性集資 VS.訂閱式集資)x 2 (專案內容訴求:理性訴求 VS.感性訴求)x 2 (回饋方案訴求:利他訴求 VS.利己訴求)之三因子組間實驗,探討其對依變項募資專案行銷效果(專案態度、贊助意願、分享意願)之影響,並以同理心作為專案內容訴求與募資專案行銷效果之中介變項,以期能供非營利組織於募款時嘗試不同類型且適合募資平台此媒介之溝通策略。本研究結果顯示:(1)在公益類型募資專案中,專案內容採取「感性訴求」相較於 「理性訴求」會有較佳募資專案行銷效果;(2)在專案內容為「理性訴求」的公益類型募資專案中,回饋方案採「利他訴求」相較於利己訴求會具有較佳的募資專案行銷效果; (3) 在「訂閱式集資」的公益類型募資專案中,專案內容採取「感性訴求」相較於理性訴求會有有較佳之募資專案行銷效果;(4)「同理心」分別中介專案內容與募資專案行銷效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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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 美食廣告之廣告形式、廣告訴求與標籤產品一致性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2022) 許琬琦; HSU, Wan-Chi
    「社群廣告」是廣告模式中最快速且更能獲得交流性的回饋,針對購買模式的影響有助於提升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更能夠獲得微妙的關係以及交流性的回饋。而在眾多社群媒體中,Instagram重視視覺呈現以及「拍即分享」的特色讓其能在眾多平台中脫穎而出,成為時下年輕人的社群媒體首要之選。在疫情影響之下,「美食」相關的廣告也成為消費者確立視覺化廣告可行性的基礎,以強調氛圍感、生動性影音效果做呈現。除此之外,主題標籤hashtag的提及也被廣泛應用,針對許多商家會使用大量標籤提升觸及率,但反而會使消費者觀感不佳。因此本研究以Instagram上美食廣告作為探討主軸,以了解何種呈現方式會對消費者有較佳的廣告效果產生,同時也加入廣告涉入度作為中介變項。本研究採2(廣告形式:圖片/影片) x 2 (廣告訴求:感性訴求/理性訴求)x 2(主題標籤hashtag與產品一致性:一致/不一致)三因子組間實驗設計,探討消費者經由三者變項交互作用下,對消費者產生的廣告效果影響,以及廣告涉入度在自變項(廣告形式、廣告訴求、主題標籤hashtag與產品一致性)與依變項(廣告態度、品牌態度、廣告點擊意願、購買意願)之間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1)影片相較於圖片廣告形式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態度;(2)主題標籤與產品一致相較於不一致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效果;(3)當觀看影片廣告時,相較於理性訴求,感性訴求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效果;(4)在觀看主題標籤與產品一致的廣告前提下,影片搭配感性訴求、以及圖片搭配理性訴求皆會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效果;(5)廣告涉入度未能顯著中介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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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LINE WEBTOON使用者的韓國閱聽與解讀
    (2023) 何奕萱; Ho, Yi-Hsuan
    數位時代應運而生的韓國WEBTOON,特色是上下垂直滑動的形式,方便使用者於電腦或是行動裝置上閱讀,且通常為彩色漫畫,成為韓國主流以及特有的漫畫形式。韓漫居多的跨國漫畫平台LINE WEBTOON於2014年進入台灣之後,不僅成功佔據網漫平台市場,也成為使用者接觸韓國的管道。因此,本研究從台灣LINE WEBTOON使用者的經驗,探討該平台如何、又為何受到青睞?另外,作為跨國漫畫讀者的台灣使用者,在閱讀LINE WEBTOON的過程中產生何種回應?研究發現,LINE WEBTOON利用免費、正版、多樣化的漫畫種類、吸睛的內容以及獨有的音樂配樂,吸引使用者享受漫畫的世界。台灣使用者在瀏覽每日更新的WEBTOON漫畫平台時,大多作為漫畫讀者便捷且無負擔地消費漫畫的內容,只有偶爾在閱讀某些漫畫時,會呈現跨國接受者的身份,以原有的韓國經驗,近一步地去思考漫畫角色所身處的社會氛圍,接近部分的韓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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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客家音樂表達: 「後生人」饒舌音樂人的創作場域與認同政治
    (2023) 曾靖珊; Tseng, Jing-Shan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生產途徑的後生人饒舌歌手聖代和Yappy,在其場域中的矛盾、拉扯與調適,以及他們如何藉由客家饒舌歌曲表述自我身份、用不同的方式訴說客家音樂場域問題和回應社會中的刻板印象;也初探饒舌歌手如何運用客語的特性進行創作,同時建構出客家饒舌此一音樂類型的樣貌。本研究採文化研究的取徑,先針對聖代和Yappy個人之演出活動、音樂作品以及呈現於社群媒體上的形象進行搜集、分析與觀察,增進研究對象的田野;使用深度訪談法了解歌手的創作想法和生產機制,並採取Bourdieu的場域理論之概念去理解歌手與場域間的關係。 研究發現,聖代和Yappy兩人所處的創作場域不同,關乎於投入創作的年代和時期。客家音樂場域對於聖代而言,是一個發揮的舞台,但也受限於客家流行音樂的框架以及客委會的生產機制,使他欲尋求新的發展途徑;Yappy因《大嘻哈時代》音樂選秀節目逐漸主流化,卻在個人作品表現和形象上有所改變。 聖代和Yappy在造型上都採用了UK Drill的元素,卻呈現出不同的氣質;他們運用客語創造出獨特的饒舌美學,從音樂中也反應了他們對於自身身份在客家或在主流社會中的思考與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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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濾鏡之品牌參與:以自我提升探討使用者之分享意圖
    (2022) 劉丞紜; Liu, Cheng-Yun
    AR技術漸漸地融入至社群媒體中,Instagram品牌濾鏡即是一種時下盛行的應用方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已不再是完全匿名、去線索化,使用者也能夠藉由與品牌自拍在線上環境中創建個人正面的形象以累積社會關係。另外一方面,隨著品牌開始將更多行銷預算投入在試圖讓消費者與品牌自拍之線上活動,品牌與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的互動之相關研究也日漸重要。因此,本研究由自我提升的構面切入並提出一模型架構,探究Instagram品牌濾鏡的特徵(娛樂、美學、知覺互補性、象徵性品牌概念、個性化體驗)對使用者所感知到的外在利益(社會互動)、內在利益(自我表達)之影響,進而影響分享意圖之間的相互關係。研究結果顯示,(1) Instagram 品牌濾鏡的美學、知覺互補性、象徵性品牌概念、個性化體驗特徵,對使用者的感知外在利益(社會互動)分別皆有正向影響;(2) Instagram 品牌濾鏡的美學、象徵性品牌概念、個性化體驗特徵,對使用者的感知內在利益(自我表達)分別皆有正向影響;(3)使用者的感知外在利益(社會互動)與內在利益(自我表達)對分享意圖分別皆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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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新聞環境下花蓮地方記者與政府公關之互動模式與關係類型研究
    (2023) 蔡鎔薇; Tsai, Jung-Wei
    本研究針對地方新聞工作者、政府媒體公關人員採用深度訪談研究方法,以期瞭解:(1)即時新聞環境下,地方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2)地方記者與消息來源如何建立關係,在關係經營上彼此交換哪些資源,有助於關係的維繫;(3)地方記者與消息來源對於雙方關係類型的判斷,以及採取何種社會交換法則來分配資源。研究結果發現,地方記者因應即時新聞快速又正確的報導環境下,面對採訪區域範圍廣及人力配置不敷所需的條件限制,實務工作上確實需要地方政府媒體公關人員的支援,協助完成新聞工作目標,因此普遍採用競爭性共生模式與消息來源互動,維持與地方政府長期互惠、各取所需之關係,而在即時新聞環境下,首要影響地方記者互動意願的因素為地理臨近性與可靠性,當消息來源越容易被聯繫上,並且在提供訊息前會進行基本查證時,地方記者越有意願接觸消息來源,並進一步發展較密切的互動關係。 從社會交換資源的觀點來看,即時新聞環境下,地方記者與消息來源會藉由資源交換來實現互動目標,研究發現資訊資源為雙方普遍交換的資源,能幫助彼此建立關係,不論從採訪邀請、資料蒐集與新聞報導各階段,都可觀察到雙方藉由資訊做人情,或為取得資訊賣人情等交換情形,研究發現人情資源與資訊資源於關係中的交換能累積信任基礎,有助於維繫雙方的互動關係。 從關係成分的角度而言,雙方之關係組成以工具性成分為主,情感性成分為輔,關係連結程度越弱之地方政府媒體公關人員會比較傾向採用工具性關係,在互動過程中優先考慮公平性,不套人情,也不拉關係,強調一視同仁,相信公平法則較能維繫彼此之間的良好關係。關係連結程度越強之地方政府媒體公關人員及地方記者於關係判斷上越傾向混合性關係類型,當面對社會交換情境時,比較願意考量未來可能的互動,採取相應的人情法則,透過給人情、做面子等情感成分,累積雙方之信任感,維持長久穩定的關係型態。本研究也發現地方記者在關係判斷上不論是混合性關係或工具性關係類型皆會運用人情法則分配資源,其具體表現分為二種類型,(1)人情優先類型:採用的是配合策略;(2)人情兼顧KPI類型:採用的策略為提供說明機會、平衡報導、保持默契但不予理會、交換、立場公正但用字斟酌等五項策略。這些具體行為幫助地方記者精通人情法則發揮社會智能,優化資源配置發揮最大效用,完成即時新聞環境下的工作目標,不至陷入人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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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客服聊天機器人與媒介豐富度對消費者態度與行為意圖之影響—以電商平台為例
    (2022) 林晏竹; LIN, Yen-Chu
    行動商務與即時通訊軟體的蓬勃成長使聊天機器人受到高度的發展與運用。為了提供良好的客戶服務,電商平台利用聊天機器人作為即時服務媒介創造更優質的服務體驗。然而,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卻無法解決在既定腳本外更深入、細微的消費問題,進而影響消費者行為。由此,本研究透過將人工智慧應用於客服聊天機器人,期望藉此提升消費者行為。本研究以電商平台為研究背景,採2(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 vs. 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x2(高媒介豐富度 vs. 低媒介豐富度)二因子組間實驗設計,且就個人相關使用經驗(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做進一步研究分析,並以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等三元素為消費者行為組合作為依變項,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影響。本研究結果證實:(1)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相較於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對於消費者行為有較佳的影響;(2)高媒介豐富度相較於低媒介豐富度,對於消費者行為有較正面的影響;(3)無論是何種媒介豐富度,在對話導向AI聊天機器人中,對於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皆不會有差異;(4)在任務導向聊天機器人中,高媒介豐富度相較於低媒介豐富度,會產生較佳的聊天機器人態度、持續使用意圖與口碑推薦意願;(5)使用客服聊天機器人後,相較於使用前會產生較正面的消費者行為;(6)具有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的消費者,相較於無網路購物售後服務經驗的消費者,會產生較佳的持續使用意圖,但在聊天機器人態度與口碑推薦意願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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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動的信號》:型塑浪漫愛情指南的中國素人戀愛觀察類真人秀節目
    (2022) 陳鈺盈; CHEN, Yu-Ying
    2018年8月26日騰訊視頻翻拍韓國綜藝《Heart Signal》,播出《心動的信號》素人戀愛觀察類真人秀節目。自節目播出後,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國的三大電視台與著名OTT平台,都接連製播了此類型節目,掀起素人戀愛觀察類真人秀節目風潮。節目透過素人們在信號小屋內的情感公開展演,窺探現代中國青年男女的戀愛觀,再加入觀察室藝人們作為情感「專家」,對於素人們的言行進行觀察討論,引導節目觀眾對於處理戀愛社交關係進行思考。本研究主要針對結合中國婚戀型節目與觀察類真人秀特性的中國素人戀愛觀察類真人秀節目《心動的信號》進行文本分析,探討「小屋素人戀愛」與「觀察室藝人推理分析」兩獨立敘事空間,分別在節目上扮演的角色與其功能性,節目如何操作兩者的敘事內容,樹立節目的日常生活真實性。而後總結兩者結合所建構的獨特媒體景觀,第一部分分析節目如何締造如偶像劇般的浪漫愛情,第二部分探究受消費主義影響下愛情商品化的體現,以及節目如何被型塑為另類的情緒商品。接著探討節目如何順應中國CP文化風潮,炒作節目官方CP組合,借CP效應來造就閱聽眾對節目的反響。最後提出節目敘事如何作為愛情指南,策展中國都會青年男女的主流愛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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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的「腐」能量:宅宅腐眾的跨國BL廣播劇聆聽與妄想
    (2022) 王千華; Wang, Chien Hua
    關於BL(Boy’s Love)這類由女性創作給女性的作品,在當代的社會中不但提供了打破傳統體制下的論述空間,同時也提供對於性、情慾的釋放有更多可能性的展現。而當BL作品運用聲音戲劇的呈現方式,似乎加強了BL文本中的情慾展現,激起聽眾的腦內妄想。以往對於BL的閱聽人相關研究,多半討論閱聽人如何接費與接收平面創作或者影視相關這類,具有明確視覺意象的BL文本,甚少討論聽眾如何接收BL文化中的聲音傳播,像BL廣播劇的相關研究十分少見,且對於聽眾的論述並不完善。而本研究將從跨國面向討論在台灣的BL廣播劇聽眾,以日本與中國兩地創作的BL廣播劇為主,提供不同面向的BL聽覺文化的論述。為了能深入了解台灣的BL廣播劇聽眾,本研究將以深度、非結構是訪談模式,與8位聆聽經驗有超過1年以上的BL廣播劇聽眾進行訪談。本研究將先探討誰是BL廣播劇聽眾,並進一步窺探這群聽眾的個人聆聽經驗,如何接收日本與中國兩地創作的BL廣播劇、BL廣播劇為這群聽眾提供的愉悅感以及其背後意義。意圖探究聽眾對於BL廣播劇中的聲音呈現是如何解讀與接收,以及聽眾們產生的情慾流動又會如何展現。研究發現,BL廣播劇的聽眾們不存在「不腐但卻又聽BL廣播劇」的情況,也就意味著BL廣播劇的聽眾們皆具備「腐眾」的身份。再者,台灣的聽眾們相當仰賴網路媒介下載的聆聽資源,無論是日本BL廣播劇還是BL廣播劇,便利的傳播科技運用十分關鍵。另外,這群BL廣播劇聽眾在聆聽的愉悅感來自於:(1) 好聽的男性聲音、(2)男性的嬌喘聲、(3) 通過背景音效,設計出來的性愛場景音,三種聲音堆疊起來所產生的「聲音情色」,成功的讓聽者腦內產生「妄想」。BL廣播劇運用聲音增添故事內涵與厚度,加深腐眾對角色間的互動產生遐想、提供情慾釋放的快樂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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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祖國」與「偶像」之間:防彈少年團中國迷群的認同與劃界
    (2023) 徐采薇; Hsu, Tsai-Wei
    中國繼2016年祭出不成文的「限韓令」後,近年韓星的「辱華爭議」也在中國社群平台「微博」頻繁上演,韓國知名男子團體防彈少年團(BTS)就是其中之一。該團體雖在全球取得空前成功,卻在2020年因沾惹上辱華爭議備受中國網友排斥,其在中國的粉絲群體「中國ARMY」同樣遭受「不愛國」指責。該研究所關照的核心議題,即是這群粉絲在面對辱華爭議、乃至眾多國族事件時,採取了哪些行動,以及如何在祖國與偶像間協商認同。本研究借用指認與劃界理論,探討中國ARMY處在官方限制和網路的愛國主義氛圍下,面對偶像的國族爭議時,他們如何定位自我、指認他人,又建構出何種論述;以及在愛祖國與愛偶像之間,中國ARMY如何於線下追星和網路空間(微博、Twitter)中進行劃界,藉此達到何種目的。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與「網路田野觀察」作為研究取徑,主要透過Twitter與11位中國ARMY進行訪談,並針對防彈少年團的國族事件,著重觀察受訪者於Twitter和微博的貼文,以及多數粉絲的輿論風向。 研究發現,中國ARMY在被指的同時,也指認出諸多他者,包括對家粉、黑粉、小粉紅、營銷號和路人等,並形容他們是「非理性的」、「盲目的」,從而定位自我是「理性的」、「有判斷力的」。劃界工作則包含三個層次,分別是「粉絲與偶像間」、「粉絲間」,以及「網路空間」,且因認同是一富含變化的動態過程,故對同一事物的劃界方式均不只一種。 此外,據本研究觀察,部分受訪者在經歷一連串指認與劃界後,均展現出抵抗意識,他們以辱華爭議為契機,從微博遷徙到Twitter,變得敢於談論國族議題,甚至對祖國提出批判,重新思索國族與偶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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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蕩於後電視、網路直播、YouTube平台的《木曜4超玩》:臺灣綜藝內容的創新
    (2022) 沈宜萱; Shen, Yi-Syuan
    本文從匯流文化的視角出發,在臺灣綜藝節目面臨存亡危機的背景下,透過多重中介資料(multi-mediated)法,檢視與梳理《木曜4超玩》分散又混合的多媒介性,並探討屬於後電視時代的產製特色:一、組成混雜電視與新媒體經驗的團隊。二、橫跨YouTube與麥卡貝網路電視平台的直播節目多重設計。三、不被製作單位預期的主動觀眾。四、直播中展露藝人真實的一面,及其與觀眾聊天、贊助互動過程,此一特色引發粉絲持續投入情感以建立更緊密的《木曜》社群關係。另外,「一日系列」作為具有社會視角的錄播節目,題材上與傳統電視節目無太大區隔,但從主持方式著力,找出網路語言與創新風格,在描繪職人形象佔有特殊的地位。本研究亦觀察到,《木曜》在創新企劃與經濟壓力下,實驗不同媒介與企劃內容,尋找節目與業配廣告的新出路,也為團隊帶來專業的產製形象。最後,本研究企圖透過《木曜》在資本與象徵資本的拓展與爭奪,從圈內扮演領頭、合作或是首創的角色中,檢視其自身在YouTube圈內或者跨界時的文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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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世界咖啡館模式探討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近用與推廣
    (2023) 杜芳妮; Tu, Fang-Ni
    臺灣有線電視在1993年取得合法地位,因其系統網路之鋪設需使用公用資源,故將有線電視為「準公用事業」,必須肩負回饋社會之義務,《有線電視法》第23條第二項規定下,有線電視公用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因此誕生,旨在實踐媒體近用權、透過電視打造一個全民都可以使用的公共論壇,讓電視的閱聽人由被動的受眾有機會轉變為內容的產製方。在過去相關的研究中顯示,有線電視公用頻道普遍存在認知度低、近用度低等問題,自1993年至今三十年,新傳播科技的進步使得社會環境、公民的媒體使用習慣已與過去截然不同,有線電視公用頻道作為公民實踐媒體近用權的一種方式,其存續意義值得被重新探討。本研究統合國內外研究文獻,並透過世界咖啡館勾勒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想像,再輔以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經營/管理者深度訪談的經驗分享,探討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近用情況與未來推廣可能方向。研究發現,在數位匯流的時代下,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認知與近用仍不足,有線電視用戶數下降以及網路及影音串流平台等新的近用媒體方式更受歡迎,更加劇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困境,然而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下,將地區界線拉回現代社會,有線電視公用頻道似乎迎來轉機。以公共領域的概念來說,即使現今新科技網路媒體的崛起,擴大也提升了媒體近用的範圍與程度,不代表可以忽視其他相對弱勢媒體的傳播公民權,因此不應消滅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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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Instagram贊助廣告中廣告格式、廣告版位與個人化程度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2023) 陳心月; Chen, Sin-Yue
    數位時代的快速革新不斷影響資訊傳遞與接收的方式,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模式亦趨多元,而在廣大的社群媒體類型中,Instagram強調視覺展現的特性使其在社群行銷領域佔有一席之地,更在推出商家廣告服務後,從提供無償參與的社群媒體平台,逐步轉為結合電商銷售的平台。因此本研究以Instagram社群媒體平台作為研究背景,採2(廣告格式:圖像vs.影片)x 2(廣告版位:動態消息vs. Reels)x 2(廣告個人化程度:個人化vs.非個人化)的三因子組間實驗設計,探討三者在消費者觀看Instagram贊助廣告後,對消費者產生的廣告效果影響。本研究結果證實:(1)影片相較於圖像廣告格式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注意力;(2)Reels相較於動態消息廣告版位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注意力與廣告態度以及購買意願;(3)Instagram個人化廣告相較於非個人化廣告更能引發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注意力與購買意願;(4)當觀看Reels廣告時,相較於圖像廣告格式,影片廣告格式更能引起消費者較佳之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5)當Reels廣告版位搭配影片廣告格式時,相較於非個人化廣告,使用個人化廣告文案標語會引發消費者較佳的廣告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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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愛你:防彈少年團同人創作者在Instagram上的迷實踐
    (2022) 顏君儒; Yen, Chun-Ju
    本研究主要研究防彈少年團(BTS)同人創作者在Instagram上的迷實踐。大多數的創作者除了在部落格、Facebook創作之外,多數人最終選擇在Instagram發表作品。而Instagram中的偶像同人讀者不僅因為對偶像的喜愛而集結成群,也著迷於創作者的才華,甚至更多時候是因為創作者的個人特質與社群媒體上的生活分享而開始追隨。本研究欲以符擔性理論與微名人視角,探討以小說創作為主的BTS同人創作者如何在Instagram當中進行迷文本創作,以及經營創作者身分、與讀者互動。研究者認為「多重性」一詞最能形容研究發現,分別為偶像同人創作者詮釋下的多種符擔性,以及創作者的身分多重性。首先,創作者在與Instagram的互動過程中是積極主動的,不管是利用限時動態分享生活,或是利用版面設計展現另類的美學品味,創作者都能確實掌握Instagram的符擔性來經營形象,發展出多元的行動,但並不是每一種行動都能被迷群接受。 其次,行為的發展結果讓創作者身兼微名人、姊姊、策展者等多種身分,且無論是哪一種身分,為了能在社群媒體中保持能見度,即使沒有更新作品,創作者都必須與讀者互動來維持一定程度的關係。換言之,創作者看似積極主動的運用Instagram經營身分,但實際上是服膺於演算法的規則下,不得不的作為,甚至習慣以這樣的策略,更有效的累積迷社會資本、象徵資本。而這也成為部分創作者的疑問:究竟讀者想閱讀的是同人作品中對BTS共同的想像與情感,還是創作者在與讀者互動中所建立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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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時代劇」的產製(2010-2021):民間創作團隊、電視臺與公部門的磨合試驗
    (2022) 連子瑄; Lien, Tzu-Shuan
    本論文主要探討2010年至2021年的臺灣時代劇產製,梳理臺灣常見的委外製作模式對於時代劇產製的影響,並且檢視政府政策的轉變,以及時代劇的產製邏輯與其社會文化意義。本文以「文化治理」與「文化治理」的研究視角出發,透過深度訪談法,訪談三位曾多次製作時代劇的導演與製作人——葉天倫、曹瑞原、陳南宏,以及公視、客臺節目部經理,試圖釐清「政府-電視臺(平臺)-民間影視製作公司」之間的權力結構與互動模式。經訪談資料與二手資料的收集,本研究從葉天倫家族的過往製作經驗,了解到在時代劇集創作中,人脈與拍攝資源積累的重要性。曹瑞原的案例則可看出民間資金與政府政策對於時代劇攝製的影響,進而檢視當前的資金補助與輔導政策。新生代創作者陳南宏與客臺的合作,則可窺見平臺如何與創作團隊的磨合。本研究同時透過公視與客臺節目部兩位經理的訪談,描繪出公共電視頻道於時代劇產製中的監製角色——尋找可參與時代劇拍攝的團隊,並協助完成作品,且因有限的資金調度,須在創作形式與內容上做出調整。經本論文可看出時代劇產製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民間創作團隊、電視臺與公部門的互動模式,亦期許在時代劇的發展過程中,前人的經驗皆有可借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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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聊天機器人與自我揭露程度在外送情境下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以咖啡外送為例
    (2021) 呂佳蓉; Lu, Chia-Jung
    隨著客戶服務成為品牌與消費者間的重要連結,客服系統的自動化越來越重要,因此聊天機器人成為客服系統自動化的首要選擇,而隨著疫情的升溫,外送的需求大幅增加,使得客服問題層出不窮,加上台灣對於咖啡飲品的需求增加,因此適當的客服平台能為品牌方提升效益、節省成本。本研究以咖啡外送平台之客服聊天機器人為背景,實驗設計為2客服聊天機器人(AI式聊天機器人vs.規則式聊天機器人)× 2自我揭露程度(自我揭露程度高 vs. 自我揭露程度低),探討客服聊天機器人搭配自我揭露程度對消費者行為是否具有差異,並以年齡作為調節變項,探討年齡(數位移民vs.數位原民)是否會調節客服聊天機器人並對消費者行為產生差異,將消費者行為分為四個依變項(品牌態度、購買意願、口碑推薦意願以及品牌忠誠度)。本研究主要採用實驗法作為驗證研究假設分析之依據,以此驗證受測者在與聊天機器人互動過後,所產生的消費者行為是否與研究假設相符,再輔以滯後序列分析以了解消費者在與AI式聊天機器人互動過程中的行為,會為品牌方帶來哪些優勢。本研究結果證實(1)「AI式聊天機器人」相較於「規則式聊天機器人」有較佳的消費者行為、(2)「自我揭露程度高」相較於「自我揭露程度低」有較佳的 消費者行為、(3)「與AI式聊天機器人互動」,相較於「與規則式聊天機器人互動」, 「數位原民」能產生較佳的消費者行為、(4)「與AI式聊天機器人互動」相較於「與規則式聊天機器人互動」,「自我揭露程度高」能產生較佳的消費者行為、(5)消費者與AI式聊天機器人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消費者行為,能提高客戶服務效率與品質進而減少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