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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40年代師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之研究
    (2018) 時成; Shi Cheng
    師陀是位具有獨特創作個性的作家，與京派、左翼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卻不參加任何文學陣營。孤獨使他保持冷靜的思索，使其積極吸收各家之長，悄然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文化環境和成長經歷帶給他創傷性體驗，但面對黑暗的現實世界，文化啟蒙的使命感使他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將中國真實的狀態展現給眾人。師陀在文壇上默默地耕耘，創作出眾多題材的優秀作品，給中國現代文學史帶來一道獨特的風景。 本論文以1930—40年代師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為研究，運用文本細讀分析與比較等方法，以揭示師陀小說創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對女性人物命運的關照與情懷。第一章緒論說明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目前的研究現狀；第二章將以晚晴至民國早期的歷史文化背景為主，簡略探討女性人物在五四時期男女作家筆下的文學敘述；第三章則探析師陀在1930年代的文學創作背景，並通過文本細讀分析師陀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刻畫，以及這一時期師陀文學書寫的藝術風格；第四章承接第三章，探析1940年代師陀的時空背景，以及這一時期他筆下的女性人物及其敘事風格；第五章結語概括總結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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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calypse for Real?: A Study of Two Late Qing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2010-12-17) 鄭怡庭; Yi-Ting Zheng; Zheng, Yiting 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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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I Late Q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Detective Stories in All-Story Monthly.
    (2010-10-21) 鄭怡庭; Yi-Ting Zheng; Zheng, Yiting 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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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K. 切斯特頓《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系列中的東方形象塑造
    (2013) 張舒妍; Shu-Yan Zhang
    G. K.切斯特頓創作的偵探小說《布朗神父探案全集》，處在外表精明的偵探和物證推理搭配的偵探小說黃金時代，創造出一個外型平凡的宗教人物式偵探，搭配心證推理的辦案方式，不僅是偵探小說史上的先例，同時也是他個人對19、20世紀歐洲世界由人文、科學甚至神祕主義思想主導社會趨勢的反省跟質疑。 而這種反省跟質疑也反映在他對東方的評論，以及小說中顯現的東方形象。切斯特頓的東方經驗雖然最遠只到埃及，但他既是記者、時事評論家以及作家，使他在19、20世紀這一個歐洲帝國主義下的東方話語權高漲的年代，不論在現實生活的評論中對東方的評述，或是虛構世界中運用東方達到的故事效果，東方也都能成為他信仰傳達話語的工具。在現實生活中，他極力反對歐洲人對東方自中世紀就存有的神祕論調，鼓吹真正神秘的、難以理解的是存在西方的基督信仰；在小說中，他經常在情節發展中首先運用東方使案件達到神秘的效果，目的是憑藉布朗神父的智慧和那從信仰上明白人類本性的破案，最終消解東方的神祕性。他對東方話語的運用，與同時代強調科學、人文的歐洲人不同，但面對東方，他那認為東方人亟需福音的心態，又與歐洲信仰的殖民心態相近。 本文回顧歐洲從13世紀以降到20世紀，歐洲的東方形象差異跟轉變，指出生活在19跨20世紀的切斯特頓，小說中提到的東方形象，如：人物樣貌、傳說詛咒、象徵物等等，與東方的歷史傳說做對照，尋找切斯特頓在文本外，可與東方的歷史訊息相對應的部分為何。接著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分析方式，探討創作時與社會切割開的切斯特頓，如何藉由東方的元素影響案件，或是結合他自己的東方觀看和經驗來想像、創造及呈現出的東方人物、時空、神秘感等等，循序漸進地解構東方。 最後可以看出，切斯特頓對東方的話語權，展現在他文本外真實生活對「不神秘的東方」的鼓吹，以及在小說創作文本內的虛構東方，和文本自足後切斯特頓試圖隱含在文本後，交由不可靠敘述者講述故事，並對其隱含讀者傳達信仰真相的期待感。東方在切斯特頓兩種情境下的存在，真實的反映了薩依德「東方主義」對帝國主義東方話語權的真相，亦即東方不是一個實體，而是傳說、觀看加上逐步成熟的意識形態下集體記憶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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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 That Girl: The Power of Love and Love for Power in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Haggard's She.
    (2011-03-31) 鄭怡庭; Yi-Ting Zheng; Zheng, Yiting 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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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十二樓》，尋幽言未休： 茅國權與韓南《十二樓》譯本比較研究
    (2013) 張玲瑜; Ling-yu Chang
    李漁生前火紅，死後冷落，名噪當時，卻消乏後世，由於作家本身特立獨行的言行舉止，為時人所不齒，令其小說作品向來難有較為公允的正面評價，洵為一悲劇天才。直到孫楷第先生開始研究李漁的小說起，提出笠翁是清代短篇小說佼佼者的論點，才逐漸扭轉李漁的文學史定位──如今，李漁的擬話本小說被視為繼《三言》、《二拍》之後的第二座里程碑，更是清代白話短篇小說之冠，而《十二樓》則是中國現存唯一完整無缺的李漁短篇小說集。 自1815年《十二樓》中的短篇小說〈三與樓〉被翻譯成英文後，李漁的話本小說躍上國際舞臺，其中單篇的法文、德文譯作也陸續付梓，其小說中的文學成就更大受激賞，笠翁儼然成為海外漢學界的明日之星。直至二十世紀後半葉，史上第一本英文全譯本問世，於1975年由茅國權創作而誕生；爾後，韓南又於1992年出版節譯本，選譯其中六篇小說。本篇論文則以此二者為研究對象，細究其間的個別差異，試圖探討本於同一原著卻呈現截然不同風貌譯本的翻譯行為，即兩位譯者如何處理李漁的《十二樓》，以期印證譯者自身文化對譯本的巨大影響。 在第一章緒論中，涵蓋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對象及目前相關研究概況等內容。第二章就基本背景知識進行連結，簡介李漁的時代與著作、後人對李漁的評價以及《十二樓》的文學成就和譯本的傳播概況。在第三章中，分析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著重在篇名、內文、注釋與文體方面的處理。在第四章中，剖析譯本間的技法運用，探討人物譯名的安排、語言魅力的掌握、翻譯策略的使用以及誤譯的產生和避免等內容。第五章結論，則對本論文做概括性的總結，闡明兩譯本間的差異是由於譯者本身文化背景與個人翻譯意識，也提出研究後觸發的新議題，以供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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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
    (2011) 李宥儒; Yu-ju Lee
    安徒生是兒童文學界的大師，寫出〈醜小鴨〉、〈拇指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許多深得人心的故事，筆者設想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起初傳入中國的光景，是否也同樣地吸引讀者想要靠近。本研究先簡述二十世紀二○年代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始末，追求「藝術為人生」的實際改革社會目標，說明文學研究會和商務印書館底下老牌刊物《小說月報》的關係。文學研究會以介紹安徒生或安徒生故事的中文文章確立安徒生的定位，接下來回溯一開始安徒生故事傳入中國的歷史和翻譯的篇章，研究重點是1925年主要由文學研究會主導下首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熱潮。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安徒生故事正是刊登於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小說月報》、《文學週報》，雖然《婦女雜誌》和文學研究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在《婦女雜誌》上刊登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又多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譯作，因此筆者歸納進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的翻譯作品。本研究將以此三本刊物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背後主要編輯群——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的樣貌，找出文學研究會意圖介紹科學新知給中國社會、安徒生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文學研究會譯者如何處理外國作家看待中國的刻板印象、翻譯安徒生故事數量最多的趙景深譯文的特色，最後比較最初期和這時期的翻譯差異。總結中國第一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高峰，文學研究會由安徒生故事一步步實踐成立的目標，帶給中國多元豐富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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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青天遇見福爾摩斯：《中國偵探案》故事之創新與承繼
    (2016) 李奕青; Lee, Yi-Chin
    描寫犯罪案件為主的作品，或帶有邏輯推論元素解決謎團、解開問題的作 品，在各種文學作品中都可見蹤跡，而在中國，有包青天作為中國公案小說長久以來的象徵，作品方面，《龍圖公案》則是明代一系列以辦案為中心的公案小說集大成者。在英國，1887年被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則是奠定西方偵探小說基礎的重要作品。兩者因為1896年《時務報》，相遇於晚清的中國。西方偵探小說以嚴密的邏輯推理和故事中許多西方的新事物獲得晚清讀者的喜愛。偵探小說受到晚清讀者歡迎的同時，中國原生的公案小說，也受到西方偵探小說刺激，產生了模仿和轉化。1907年，吳趼人編了《中國偵探案》，展現包青天遇見福爾摩斯後，激盪出來的火花。 本文以「案件」作為故事中心展開討論，試圖由以下幾個層面探討「包青天遇見福爾摩斯」的源起、過程及影響。第一章緒論說明論文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目前的研究概況；第二章則以《龍圖公案》為公案小說代表，並試圖整理福爾摩斯系列引入中國時期對西方偵探小說的定義，對照中西方不同文化如何處理案件；第三章則針對《中國偵探案》中，吳趼人吸收西方偵探小說元素後展現的特色說明西方偵探小說對公案小說的影響；第四章則是《中國偵探案》中，吳趼人保留，屬於公案小說的辦案手法及特色。第五章針對公案小說的辦案特色以及《中國偵探案》結合中西方辦案特色的表現做總結。 1896到1907十年間，以福爾摩斯到中國為起點，一直到《中國偵探案》的編成，如同目睹包青天如何遇見福爾摩斯，並為福爾摩斯所帶來的新事物衝擊，隨著衝擊而改變自己的模樣，回應福爾摩斯帶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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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汁原味還是走味？:論Clement Egerton與David Roy英譯《金瓶梅》中的鹹溼描寫〉
    (2012-08-24) 鄭怡庭; Yi-Ting Zheng; Zheng, Yiting 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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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
    (2012) 張雅媚; Ya-mei Chang
    　　舉凡當今中國文學史，無不將《聊齋誌異》列為經典，譽之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最高峰」。然其經典地位實非一蹴而躋。眾所周知，自志異書成而輾轉風行近百年後，紀昀仍目之為委巷小說，剔抉於經典外。此後百餘年間，《聊齋》在中國文學系統中或視為能銷躁志，或謂之聊以銷夏，在主流與非主流雅俗對抗之下，經五四至世紀末逐步自邊緣向中心掙扎挪移，時至今日已然成為經典。經典塑造所據以成功的手段乃重寫。經典不因重寫而消解：經典終將是經典，正因有人為之再三重寫。重寫者亦非僅本國文化中人，跨文化的交互影響往往隱蔽在看似中立客觀的表象下，然實則重寫者莫不在意識形態與詩學的規限下重寫文本，製造出文化他者形象，並建構其文學知識系統；尤有甚者，在某時某刻多方文化接觸下，反令本國之士於有意無意間重而再建自身的文學系統。即如《聊齋》，由異地回向本土之際，其勢已迥不猶昔。本論文旨在探究《聊齋》奮力擠進二十世紀初中國文人整理國故時游移不定的選項之前，那段國際漢學界近百年的《聊齋》重寫史。以十九世紀三位重要漢學家──郭實獵、衛三畏及翟理斯──為例，看他們如何藉「編譯」此一最主要的重寫手段，將《聊齋》翻譯並編而纂入中國文學史，從喻言、傳說，逐步塑造成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其力之大，更令小說成為足以承載經典的文類。此案例研究洵然可證：編譯確實重寫了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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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賽先生」的爸爸：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晚清譯本研究
    (2012-06-26) 鄭怡庭
    本計畫名稱為：「尋找賽先生的爸爸：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小說晚清譯本研 究」。計畫旨在探討凡爾納的晚清譯本特色，以瞭解晚清翻譯小說家如何將“科 學＂與“小說＂結合。知識的傳遞與接受不是一蹴而就的，表面上呈現的可能是 排斥，但表面下往往是一點一滴的滲透。晚清西方科學小說的傳入及流行也是 如此。本研究計畫將從讀者較為熟悉的作者梁啟超與魯迅所翻譯凡爾納的三部作 品著手再拓展至讀者們較不熟悉的其他文本，希望能夠對晚清凡爾納的翻譯作品 作一全面性的比較與分析。筆者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凡爾納的晚清科學小說 譯本具有何種面貌？與英譯本有何不同？西方科學小說話語如何在晚清讀者群 中形成、晚清文人和翻譯者，報刊雜誌又如何參與製造？翻譯者如何在科學小說 中取得「科學─小說」的平衡？ 此課題的研究重要性有三：一為彌補研究晚清小說領域中關於翻譯科學小說 之闕如。第二，突顯凡爾納的晚清譯本與原著意義的偏離，以及這種偏離所具的 思想史意義。第三，接續晚清小說的研究成果，使對近代小說的發展，有一較全 面性的認識。本計畫成果將以英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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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時尚消費看《良友》圖像中的女性形象──以13-79期為範圍
    (2017) 李姿樺; Lee, Tzu-Hua
    　　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女性形象大有轉變，與現代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更與中國開始進入消費社會有莫大關聯。所謂消費社會即指，個體的消費目的不再只為生理需求，更承載了精神層面的慾望，消費物品的同時也在建構自我認同，加上這時期中國女性地位的轉變，婦女進入公領域後經濟逐漸得以自主，加上媒體刊物的宣揚與塑造，新起的女性與傳統女性的形象出現歧異。就當時刊物而言，畫報可稱是流傳度最廣泛快速的載體，其中《良友》畫報被指為中國第一份大型綜合畫報，以其真實性、普及性、時尚性引領了風騷，使新型女性形象更加確立而鮮明，畫報中的每一個圖像、報導都傳遞著時人對新型女性形象的建構與反映。本論文將透過《良友》畫報中的諸多圖像，以時尚的角度和消費社會學觀點去探究當時代女性形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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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化」還是「異化」？—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三部清末民初中譯本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6-03-??) 鄭怡庭; Yi-Ting Zheng
    在品目繁多的各類晚清翻譯小說中，偵探小說無疑極受讀者歡迎且值得學界關注。在偵探小說的譯介方面，又以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最具影響力。本文比較福爾摩斯長篇偵探小說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巴斯克村獵犬》）清末民初的三種譯本。分別為光緒31年2月20日（1905年3月25日）由陸康華與黃大軍編譯，中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降妖記》，另一譯本為同年8月22日（1905年9月20日）由人鏡學社編譯處編譯、發行，廣智書局印刷的《怪獒案》，另一譯本為陳霆銳翻譯，1916年中華書局出版12冊《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中的第十冊《獒祟》。本文採用翻譯研究中的「歸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及「異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理論，分析三種譯本在書名、人名與地名的翻譯特色，女主角Beryl佳人形象的塑造與「怪」、「妖」、「祟」，陰森恐怖氣氛營造的差異，並試圖解釋譯本與原著意義偏離背後的動機，以及這種偏離所具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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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往開來的《漢語札記》
    (2012) 張秀麗; Hsiu-Li Chang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懷抱著傳播福音的使命陸續來華，在傳教急切的需求下開始了學習漢語的漫長過程。在此習得過程中，不僅將西方的語言學觀念與教學訓練移轉至中國，而其編寫輔助的漢語學習教材，更成為日後華人自己研究漢語及撰寫漢語語法書的藍本。在這些早期關於漢語語法研究的工具書中，《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表現尤其顯眼。此書乃是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Henry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神父於1728年撰寫的一部「關於中國語言的知識」的教科書。此書對於後世西方研究漢語具有相當大程度的影響，因為他不僅是首位將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分開討論的西方漢語研究者，更是突破前人只以希臘─拉丁語言學傳統，將詞類學的概念運用至漢語研究的方法，而開始採用中國的傳統將詞類區分為虛詞和實詞兩類的作法來處理漢語。此外，書中著墨甚多的漢語修辭，更是結合了漢語美文特色和西方修辭格傳統。本文將以漢語語法與修辭為主軸，探討《漢語札記》如何在西方語法與修辭的傳承上，以及引介漢語虛詞概念至西方的創新手法上結合，並呈現出一部前所未有且影響深遠的漢語教學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