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時代性、自主性－－1930年代張君勱的文化抉擇

Abstract

民族主義是1930年代張君勱的思想核心，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是其主要的根源，尤其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對其影響至深。在1930年代的特殊時空，他系統地建構文化救國的理論，其內容不僅對當時中西文化論爭的主要議題作出回應，也成為他族國建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基本上，1930年代的中西文化論爭可說是五四時期文化論爭的延續。此時張君勱從中西文化相異的淵源作歷史分析，檢討中華民族之優缺點以及探索歐美文化之本質，以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他的文化抉擇，大體上蘊涵民族性、時代性和自主性的要求。在民族性方面，他試圖從中國歷史文化尋找民族性，以增強國人的自信心，期能扭轉近代以來中國人一意模仿外國文化的作法。他表示，新文化的創造不僅要推本於古代文化，並且要透過中國人自己的努力，發揮民族的特色。在時代性方面，他認為中國文化已成過去文化，中國新文化必出於新創。固有舊制學說，須經一番新體會、新應用，期待它的「死後復活」。至於歐洲文化，以其合乎時代，更須擇其優而採納。除科學、政制外，張君勱把文化改造的目標指向「近世國」，亦即近代的民族國家。唯其強調，採取歐洲文化，應採的是精神，而非形式。至於自主性方面。在文化再造的過程中，張君勱堅持由自己決定的重要性。所謂不舍己徇人，因時制宜，均要出於自己的選擇判斷。 民族性的要求意味著對民族固有特徵的堅持，時代性的要求又意味著對歷史形勢，也就是對民族所置身世界的覺悟，二者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就知識上言，對於中西文明中不同元素之折衷調和，張君勱顯然抱持樂觀的態度，認為可經由自主的選擇，而後有所創新。在民族感情上，往後其致力中西文化之會通，或可視為緩和上述緊張關係的一種表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在全球現代化進程衝擊下，對中國自身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1930年代張君勱採納西方文化，乃是因為其為「近代」的，亦即具有現代性。作為時代的標記，它並非西方所專屬。就此而言，張君勱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解，實已跳脫「西化」的格局。此外，當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種選擇性的肯定時，除歸因於強烈的民族本位情懷外，也正是為彌補西方所發展出之現代性的缺憾。就此而言，此一時期張君勱的文化抉擇，將其視為世界性反現代化思潮的一部分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