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翻譯的症候與病理：台灣社會學翻譯研究，1950s-2000s

Abstract

翻譯不僅是為了克服語言隔閡，滿足文化交流需要的事業，翻譯還是文化政治的一環。本研究首先釐清學術翻譯的文化政治疑旨，界定學術做為特殊社會場域的性質，提出翻譯概念的視野：翻譯是社會性的行動與關係，是表意實踐與再現的越界，涉及了主體與他者之定位，以及意識形態的傳佈和運作。翻譯之為焦慮的症候，以及本研究做為翻譯病理的探究，便在這種界定下展開。 本研究以台灣戰後社會學通論和理論類譯作為例，大體區分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首先是1950年代至 1980年代中期，社會學體制化與現代化範型下的翻譯，討論早期以適應教學需求的翻譯事業，如何從1950年代和1960年代重印大陸時期的舊譯作，演變到新譯作逐漸增多，但緊跟美國現代化範型的1970年代，附帶討論「翻譯強國論」的遺緒與國家機構如國立編譯館扮演的角色。 第二個時期是解嚴以後，新興批判性思潮湧入下，學術翻譯市場的蓬勃與轉折。討論的要點包括：以《當代》與南方叢書為例，說明1980年代中後期批判新知的輸入熱潮；大陸譯作翻印風潮與大型學術譯叢的崛起；以及當前學術翻譯產業在蓬勃發展之際，迅即遭受幾個重大趨勢拉扯而陷入困局，這包括大陸譯作大舉進入造成的市場銷量和語言文化影響、著作權的修法加重了譯書成本和限制，以及大量新生代譯者翻譯品質的問題等。 相對於順著歷史進程的縱向來探討社會學類譯作的發展特性，本研究還從橫切面解析翻譯和學術發展的關連，藉由碩博士學位論文的譯作引用分析，討論翻譯和學術研究的關係，並且考察翻譯的教學運用，以及翻譯和學術生涯及學術政治的關連。本研究尚以「穿針引線」的縫合裂縫為喻，期許學術場域的翻譯實踐，展望以翻譯做為批判性社會介入行動的可能，並綜合討論了圍繞著翻譯而展開的焦慮，藉以檢驗學術翻譯的各種症候和病理。 在結論部分，本研究循著翻譯是學術實踐「臨界」（同時意指跨界和關鍵所在）場域的基本立場，討論了面對本地與西方之間不對等文化跨界交流下，翻譯活動中的自我和他人關係，以及譯者的主體定位和實踐能力，藉此思索面對翻譯焦慮症候的可能療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