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歧路燈》幫閒形象比較研究——以應伯爵、夏逢若為中心

Abstract

《金瓶梅》、《歧路燈》二書皆為世情小說，以家庭、社會為敘寫核心，跳脫了以神怪、歷史為主的故事主題，書中人物角色繁多，透過剖析作者如何描摹人物的情狀，成為可以觀看小說的方式之一。應伯爵及夏逢若分別為《金瓶梅》和《歧路燈》當中的幫閒代表人物，從出身背景、行為語言至最後的人物結局作者均有完整的設計，成為了可以做為相互對看比較的角色。首先整理出幫閒隨時代演繹的變化過程。幫閒人物一直都存在，隨著時代的需求、社會的經濟活動變化，幫閒產生出了不同的面貌。從春秋戰國的門客和食客，到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游惰人口，唐宋的閒人妙客，以及隨著明清社會條件應運而生的幫閒，而幫閒也從市井人物進入文學世界。透過分析應伯爵及夏逢若的幫閒形象及心理，深入剖析他們的幫閒手段，透過角色與他角的互動觀看他們的內在運作狀態。「性」是應伯爵無法提供予西門慶的服務，但他透過講葷笑話、窺探主家性行為拉近了他與主家的距離，而《歧路燈》作者則是藉由夏逢若專有的「沾黏」手法，將兔兒絲一形象形塑於文本中。從角色個別的形塑特色延伸對比二人在文本敘事上的功能及效果。分別將二角的形塑過程畫分成三部分，應伯爵的形塑路徑是同心圓式的擴展描寫他的言行，夏逢若則是初始以「偷窺」目標強勢當場並在結尾同樣以「偷窺」主家給予讀者新的閱讀期待，同時完整收束了角色的形象特徵，又藉由圓形人物和扁型人物來對看，發現應伯爵所呈現的人物面相較夏逢若廣，夏逢若相對扁平卻也更強力的承載了作者的創作意旨。比較二人所能提供的服務，應伯爵和夏逢若同為幫閒卻呈現出了不同的幫閒屬性，不同的屬性深化了各自在文中所呈現的效果，應伯爵鋪展了更多劇情支線，深化了劇情的層次，比起應伯爵，夏逢若多了匪類的特質，是為繼應伯爵之後另一種幫閒形象的塑造。二書中的幫閒除了能承載故事情節，從賭博風氣、社會偏見、妓女、男風的展現都可見幫閒還帶有強化表述當時社會現象的功能，小人物也是故事的創作核心，協助作者搭建龐雜的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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