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權與朝鮮華僑(1940-1945)—東亞秩序之ㄧ研究

Abstract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太平洋航線的興起與日本殖民帝國的締造，造成東亞內部關係的巨變，以及亞洲與世界關係結構的重組；由1898到1938年四十年間，東亞內部經濟的重整，形成中國—香港與日本—臺灣—朝鮮—滿州國之兩大經濟圈。此以政治和航運為基礎發展而來的經濟圈、政治圈，在七七事變後，日本陸續在中國境內扶植各地方政權的情況下，變得更為複雜。1940年3月，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政府脫離重慶方面的蔣介石政府而成立，並號稱「還都南京」，以正統、中國境內唯一的合法政權自命，自此「中國」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而是分立狀態。 在這一波國際情勢的變動中，跨越「邊界」位置之華僑的動向，值得加以考察。中國移民大量移往朝鮮始於一八八○年代，在一九三○年代約有六萬人餘人。七七事變後，中日關係惡化，各領事館紛紛關閉，華僑處境日漸艱難，回國者眾，人數大為減少，至汪政權成立後又有所增加。本研究打破純粹以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方式，試著從當時朝鮮華僑的眼光來理解，亦即，不從中央角度視華僑為處於邊陲的一群，而以其自成體系的區域網絡著眼。在研究範疇上，兼顧經濟層面與政治層面、政府官方層面與民間層面（即應然與實然）；包括這段期間內中、朝、滿貿易的變化、華僑政治上的表態與行動，政府的國籍認定與華僑滿僑自身認定之異同等。在分別考察汪政權在朝鮮地區領事館的建置與僑務運作，以及朝鮮華僑與汪政權的互動關係之外，亦透過以上課題的研究，進一步釐清汪政權的本質，乃至於對1940年代前期的東亞秩序提出觀察。蓋華僑史研究取向，一方面可以華僑為研究主體，以闡明華僑社會的實相、動態變化為研究目標；另一方面則以跨越國界的「華僑」為一研究角度，作為中國戰爭史，甚至是近代東亞研究的切入點。 中日戰爭期間的朝鮮華僑，相對於東南亞地區的華僑是弱勢中的弱勢，在僑居地的政經地位低，對母國政府也缺乏積極貢獻，但由於僑居地政府與地緣關係，清晰地受到中國內部動盪的衝擊與影響，如滿洲國建國、中日戰爭、淪陷區政權的建立與更替等；而在這些變動中，中國駐朝鮮地區領館與華僑社團的因應也是值得觀察的一環。要之，近代朝鮮華僑可以比擬為地震儀，敏感地反映中國、東亞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