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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1960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
Authors: 吳文星
劉冠麟
Keywords: 中華民國對日外交
冷戰
海外工作
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
周鴻慶事件
倉敷維尼龍廠事件
吉田書簡
反共宣傳
Issue Date: 2010
Abstract:   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以黨領政」,高唱反攻。在外交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維護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而日本則致力於擺脫戰爭陰影,進而追求獨立自主,在中國政策上採「政經分離」政策。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的國民黨如何考量兩者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如何肆應,皆對戰後台日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擬以1960年代前期的外交事件為例,嘗試究明兩國因中共問題而引發之爭執,以及國民黨的對日工作和宣傳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共分為四章。茲分述如下: 第二章〈反攻復國政策下之對日工作〉,第一節敘述韓戰後配合美國的遠東政策,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採取積極與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反共親美的國家合作,試圖聯合上述國家圍堵中共之過程。第二節則詳述戰後國民黨海外工作的建立,透過「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的指揮和部署,在各駐在國使領館內成立工作小組,結合外交、黨務、僑務以及情報等力量,在亞洲各地與中共進行鬥爭。第三節討論國民黨在日本和國內的反共宣傳,首先究明國民黨進行外交宣傳的最高決策機構之演變,至1960年後「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小組」成為決策核心。整體而言,國民黨的對日宣傳成效不彰,主要以在日華僑作為對象,凝聚華僑對國民黨政權的向心力,對日本國內各大報則幾無影響。 第三章〈外交事件與反共宣傳—以1963年維尼龍廠案為例〉,第一節分析池田勇人內閣試圖擴大對中貿易之際國民黨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倉敷維尼龍廠案爆發後台日關係之發展。第二節則探討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如何運用宣傳支援外交,以達成其對日交涉目的。第三節則分析在國內的宣傳,內容以「以德報怨」為基調,國民黨視之為戰後台日關係的基本精神,大量出現在此次維尼龍案的宣傳中。 第四章〈外交事件與對日工作—以1963年周鴻慶事件為例〉。周鴻慶案為〈中日和約〉簽訂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本章透過對周鴻慶案相關檔案的耙梳,試圖釐清此案發生之全貌,並探討國民黨如何以該案試探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取得日本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第一節敘述國共雙方對周鴻慶的爭奪,與國民黨以擴大周案成為外交事件之經過。第二節探討「明正道」工作會報之成立和運作。該會報由駐日公使張伯謹主持,統一指揮外交、黨務、僑務、情報等工作,積極展開對日工作。其主要任務在結合日本自民黨內的反共人士,試圖在自民黨內向池田施壓。第三節討論「周漢和工作小組」的成立和運作。日方將周鴻慶遣返回國後,中華民國政府亦召回駐日公使和參事,台日關係達到戰後最低點。蔣介石遂下令陳建中在日主持「周漢和工作小組」,繼續進行對日工作。陳氏在日折衝之目的,在於透過各種管道促使日本政府派員赴台改善兩國關係。 第五章〈台日外交危機與吉田茂訪台〉,第一節分析吉田茂來台與蔣介石會談之內容,以及「吉田書簡」的形成和影響。同時,討論蔣介石和張群與吉田之聯繫,如何成為維繫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第二節首先分析吉田訪台後,國民黨試圖加強與日本合作反共,於是與以岸信介為首的反共人士祕密組建反共同盟之過程。其次則討論在周鴻慶案結束後,國民黨如何改善、強化對日工作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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