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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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創於民國35年,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校初期七系之一,迄今將屆七十年,期間組織與課程歷經變動,目前採行一系兩所之制運作。

教育學系創設之初,學制上只設大學部五年制學士班(含實習一年),招收本地生,之後增班並收海外僑生,主要來自港澳韓馬等地。另先後設有一年制及三年制教育專修科,自50年起增設夜間部六年制(含實習)學士班,至68年師範教育法公布實施後,改辦進修部三年制及四年制學師班招收現職教師,直至七十年代末。

至於研究所,民國44年單獨設立教育研究所碩士班,61年增設博士班,並開辦暑期教師碩士四十學分班。

民國76年配合學校行政組調整,系所合一。83年以後,再配合大學法修正,更名為教育學系,分設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另開辦暑期、夜間及週末等教育行政及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為因應學術日趨分化專精,92年先行設立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98年再設立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博士班。為有效整合人力物力資源,自100年起推動「系所合一、一系二所」政策,系所務順利運作迄今。

本學系與教育研究所位址數經遷移,初創時,教育學系設於本部校區。後與研究所分設於圖書館校區舊圖書館兩側(今博愛大樓)。後教育系遷入舊教育大樓(今進修推廣學院),而教育研究所則於61年遷入公館校區研究大樓三樓(今數學系館)。77年新教育學院大樓落成,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一併遷入三、八、九樓。

本系所教師專長涵蓋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教育政策、課程與教學等主要領域,歷來學術表現傑出。早期有田培林、楊亮功、劉季洪、黃建中、王文俊、林本、余書麟、孫亢曾等名師執教。之後獲教育部學術獎者有程石泉、伍振鷟、黃政傑、楊深坑等諸師,兩度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為楊深坑教授。另獲國科會傑出獎者有歐陽教、簡茂發、謝文全、楊深坑等諸師。另有賈馥茗、伍振鷟、歐陽教、謝文全、吳清基及簡茂發諸師,先後獲聘為名譽教授。有關行政服務上,郭為藩、林清江及吳清基三師先後擔任教育部部長,而系友多人歷任教育部司處長或地方教育廳、局、處首長,或擔任大專院校或中小學校長、主任。

至於本系所整體表現,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公司公布「全球大學30個學科領域排名」,本校102年時教育學科排名首度獲評為第50名,103年晉升至42名,104年更躍升至22名,成績備受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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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大學校院內部控制指標體系之建構與應用
    (2024) 袁齊笙; Yuan, Chi-Sheng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套適用我國國立大學校院內部控制的指標體系,並將指標應用在國立大學校院,以了解其內部控制之現況與差異情形,監控國立大學校院內部控制之品質,據以提升國立大學校院辦學績效。透過文獻探討、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審題評定及模糊德懷術調查,最終完成具有適切性與重要性之「國立大學校院內部控制指標體系」,包含5大構面、20項向度及110個細目的指標體系。本研究應用指標體系階段,針對全台44所國立大學校院進行問卷調查,獲得39份有效樣本。主要研究發現包含:一、國立大學校院對內部控制指標體系之重要性均持相當高的看法,且認為其現況表現符合程度尚可。二、重要性看法及現況表現認知不因「區域」或「總收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三、「技職校院」在外部監督結果之處理向度上,不論重要性看法或現況表現程度皆高於一般大學。四、不同「學生人數」之大學校院近在風險回應機制向度有明顯差異,然透過成對比較卻找不出組間差異。五、不同「稽核人員設置方式」在重要性看法上存在顯著差異,有隸屬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之國立大學校院在多個向度上,重要性看法明顯高於設有專責稽核單位、稽核主管及專任稽核人員之國立大學校院。六、依據IPA重要-表現分析,建議優先改善控制環境構面,繼續保持監督作業構面,以提升內部控制成效。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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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認知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2024) 陳奕軒; Chen, Yi-Hsuan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北市國小教師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現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於量表得分的差異情形,再探討兩變項間的相關性與因果關係。本研究採取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以問卷調查臺北市立國小主任、組長、科任與導師共690位,並回收有效問卷471份,再以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法與迴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其次根據統計分析結果設計訪綱,訪問臺北市立國小主任、組長、科任與導師共6位。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體現況為中高程度,存在不同挑戰與因應策略。 二、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各構念現況皆為中高程度,其中以「支持且共享的領導」得分最高,「共享教學實務」與「共享願景」得分較低。 三、國小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整體現況為中高程度,存在不同挑戰與因應策略。 四、國小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各構念現況皆為中高程度,其中以「圓融周到」得分最高,「學校認同」得分最低。 五、年長或行政職之國小教師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情形較佳。 六、年長、行政職或資深之國小教師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情形較佳。 七、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認知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 八、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支持且共享的領導」、「同僚信任」與「集體學習」等三構念能正向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其中以「支持且共享的領導」預測力最大。 九、國小實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共享教學實務」與「共享願景」兩構念皆無法預測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最後,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統計分析與訪談結果提出建議,俾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團隊、國小教育人員與後續相關研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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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的權力互動研究—Foucault權力觀之分析
    (2024) 黃懷瑩; Huang, Huai-Ying
    傅柯(Michel Foucault)是影響當代思潮甚鉅的哲學家,其從系譜學的方法出發,考察日常中的原則規範如何與無所不在的權力產生互動,以及權力如何影響一個人對事物的理解、認知與日常實踐。傅柯對權力、知識與主體性的研究分析,與對權力的重新界定與問題化意識與生存美學的進路,帶給我們看待生活中權力關係與互動另一個視角。本文主要探究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間權力互動,從傅柯的權力論述出發,透過個案研究法與研究者長期在教育行政場域的觀察,並輔以文件分析與深度訪談,分析兩者間權力關係、影響權力互動的因素、權力運作策略,以及權力互動產生的效果。研究發現主要如下:一、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間的權力關係部分,可發現權力互動媒介的形式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大類。權力關係有伴隨組織架構而生的關係、伴隨行政委託衍生的關係,以及更大範疇的人際網絡架構等。透過媒介與關係的分析,除了顯示教育場域中權力運作的複雜性,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的交互影響,也可發現權力關係是一個動態的體系,每次的權力互動都是與其他社會成員連結的延伸,且在特定的脈絡下,每個局部的權力關係都有不同的樣態,也啟發吾人對權力的看法應更開放,不僅限於支配、威權或統治等傳統概念,而是應視之為散佈於社會空間中的微小實踐。二、在影響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權力的互動因素上,可發現懲罰、規訓、知識與治理術在權力互動中的運用與實踐。教育場域的懲罰多透過對校長的例行年終考核與校長遴選進行,而實際的懲罰效果則會受到督學訪視、會議宣示與非正式溝通管道的影響。規訓手段的施行也更為細緻與隱秘,並融入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間的日常生活與關係脈絡中。知識與權力的互動上,地方教育行政組織通常透過督學、年終考核等觀察與登記手段,累積並構成校長的個人檔案與綜合評價,再連結校長遴選以產製真理。而校長則是會透過人際網絡、政治策略等第三方力量,影響知識產製結果。但上開權力效果均是局部的,且在我國教育政治治理模式下,會隨著人際網絡,如縣市首長更迭而改變。最後,治理術係透過校長主任遴選、甄選等方式調控,在校長個體層級透過建立高層次治理目標、關懷校長內心需求與福祉等手段實施。面對教育局處治理與權力互動的反抗上,校長反抗動機分為爭取資源與對抗政治干擾,策略則分別有主要透過人際網絡來影響教育局處的資源分配或決策,以及回歸校務與人際網絡經營,強化自身權力關係能量。三、影響校長與地方教育行政組織互動因素部分,可爬梳出「校長養成過程行政倫理觀念的植入」、「甄選與儲訓過程的潛移默化」與「師範機構養成背景」等生命史的經驗對權力互動的影響,並形成校長與教育局處權力互動的基礎。此外,於看待權力的角度與對權力脈絡的理解,可發現校長與教育局處均傾向視權力為具體物來進行權力互動,容易落入權力關係混淆,價值判斷困難的困境。四、權力運作策略上,可發現在校長與地方教育行政組織的日常權力互動中,校長可運用的權力關係途徑較教育局處多,且權力運用策略靈活,會隨著爭取資源的屬性,而搭配不同關係和策略的運用,達成獲取人力、遴選學校位置、經費或反抗治理的效果。而教育局處因具有組織層級與掌握考核、經費的優勢地位,許多權力運作策略則多透過體制內的校長會議、甄選、儲訓等例行行政流程來達成治理校長的權力效果,而無須透過外部權力關係。本研究最後並提出傅柯權力理論在臺灣教育場域運用之反思,如以自我關懷為核心解構校長遴選制度、重新檢視地方教育行政組織治理目標、轉向權力脈絡分析理解與實踐、關注生命史對權力互動之影響、鼓勵踰越情感與生存美學態度等建議,期能對地方教育場域在權力互動與策略的運用上,協助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校長在日常繁忙的教育行政事務與日漸紛雜的教育環境中,用更正向與開放的角度看待權力互動,並保持批判與實踐反抗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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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貢獻運用於偏遠地區學校之研究
    (2024) 商雅雯; Shang, Ya-Wen
    臺灣偏遠地區學校面臨學生家庭背景相對弱勢、功能不彰,無法獨力改善與解決學生學習與照顧問題,為數不多又流動率高的教職員,沒有多餘的人力整合家長與社區部落資源,又各項挹注資源零散且未整合。為改善前述困境,許添明、林志成(2022)援引Kania與Kramer(2011)提出善於回應成因複雜、涉及多方利害關係人的議題的集體貢獻模式(Collective impact),於2021-2022年期間帶領1所偏遠國中、1所偏遠國小,依循模式關鍵要素整合利害關係人,組建核心團隊,並透過討論形成共識議程、成功指標與協調並相互增強的活動。為檢視集體貢獻作為新興且初次運用於臺灣偏遠地區學校的模式,是否確實能改善偏遠地區學校的困境,本研究透過分析許添明與林志成(2022)的研究成果,以及深度訪談參與成員,回應三項研究目的:一、探究核心團隊籌組與運作歷程的效益與挑戰;二、分析核心團隊產出之共識議程、成功指標與協調並相互增強的活動的效益與挑戰;三、探討集體貢獻模式實踐於偏遠地區個案學校的效益與挑戰。研究結果發現,核心團隊建立對話平台,促進學校與非學校利害關係人的理解和合作,但面臨成員參與度和發言受限等挑戰;共識議程、成功指標與協調活動已能初步引導利害關係人參與貢獻,但資源整合仍面臨挑戰;集體貢獻模式適用臺灣偏遠地區學校,但既有學校與非學校在學生學習之權責分工仍難以突破。當今社會所面對的議題與挑戰涉及因素複雜,愈加有賴跨組織、跨群體合作,本研究結果凸顯了協調合作歷程可能遭遇的困難與挑戰,並提出相對性改善建議,亦能提供跨域合作的團隊及相關政策制定者參考:一、促進成員掌握集體貢獻精神,避免於核心團隊會議流於細節討論;二、加強非學校資源盤點,以利學校內外資源整合及活動協調;三、成功指標與協調並相互增強的活動標示明確期程,並排定優先序;四、建立新加入成員的引導為集體貢獻正式程序;五、集體貢獻統籌者應以建立團隊信任關係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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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中學品德與公民教師的課程實施:以四位私立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
    (2024) 何鳳兒; Ho, Fong-I
    現時品德與公民教育開始得到澳門社會的重視和發展,品德與公民教育影響到學生的個人認知、行為和品德。不論是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都發揮著作用,深具其意義和價值。雖然,現時品德與公民科尚未納入大學必考科目,但在各學科及生活方面都需要培養良好公民意識以發展個人涵養。因此之故,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澳門中學階段的品德與公民教育發展背景、探究澳門品德與公民教科書的內涵與編輯理念,以及分析澳門中學教師進行品德與公民課程的實施現狀。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重點討論品德與公民科教科書的編輯理念、澳門中學品德與公民課程的實施狀況以及教師的課程實施情況。本研究的結論得出,澳門的品德與公民教科書編輯原意著重教學靈活性,並提供豐富的題材內容,以促使各校自行發展具有獨特校本特色的課程。在澳門中學階段的品德與公民課程亦以多元方式進行,鼓勵學生思考和討論。教師在課堂實施中注重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然而,澳門品德與公民科教師的教育專業發展仍受到限制,目前尚未有相關的本地培訓課程可供教師進修。為此,本研究在政策層面上,建議應增設有系統性的師資培育方式、建立教師和教材編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並成立品德與公民教育團體。在教學優化方面,建議逐步建立品公教師專科專教模式,優化教學資源庫。並希望未來研究可針對澳門公立學校使用品公科教科書情況進行研究,及對日後的法規制度和新版的教材內容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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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陸生」在臺的跨文化適應:六位臺灣北部陸籍大學生的個案研究
    (2024) 王瑤; Wang, Yao
    臺灣自2008以來便著手規劃陸生赴臺就讀大專院校措施,在經歷了準備期、發展期與衰退期後,2020年中國大陸單方面決定暫停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臺升讀工作,這也標誌著陸生招生在近第十個年頭被畫上了「休止符」,2019級入學陸生成為在臺灣的「末代陸生」。「末代陸生」群體在此期間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政策的變化以及同伴減少的過程,其中因臺灣政策等所產生的價值觀和文化差異、教育體系差異、社交、學習與生活的跨文化適應問題也值得我們去探討。因此,本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四個問題:影響「末代陸生」在臺跨文化適應因素為何?臺灣陸生相關政策如何影響「末代陸生」跨文化適應過程?「末代陸生」如何因應跨文化衝擊及其適應形態為何?以及「末代陸生」如何因應跨文化衝擊?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深度訪談法的半結構式訪談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以六位在臺灣北部就學的「末代陸生」作為個案研究,並結合John Berry的「跨文化適應模型」為理論基礎,主要從生活、學業及政策面考察其跨文化適應性。研究發現,「末代陸生」主要受到因價值觀差異所帶來的跨文化衝擊,其集中表現在人際關係中;在政策方面上,「三限六不」等也對他們的跨文化適應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此外,本研究還額外發現,學校的背景也會對「末代陸生」的跨文化適應產生影響,來自公立學校的「末代陸生」會面臨更多額外的挑戰。總體而言,「末代陸生」的跨文化適應形態主要呈流動式,他們因臺灣陸生政策的變化經歷分離、融合以及再次分離的形態,並在經歷跨文化衝擊的過程中能對兩岸政治認同差異能夠以更加客觀、理性的立場進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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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俊升博士論文《杜威教育學說》及其影響之研究
    (2024) 辛明家; Hsin, Ming-Chia
    吳俊升研究杜威受學界的廣泛敬重,亦不乏對於吳俊升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文獻的整理,這在中文學界皆已有相當的推進。但是,吳俊升赴法撰寫的博士論文《杜威的教育學說》(La doctrine pédagogique de John Dewey)卻缺少學界的專注。這本著作是吳俊升針對杜威教育學說有系統性的論述,其重要性不亞於《教育哲學大綱》,不過學界對其內容和歷史背景的理解仍不夠清晰,也多忽視其對後世的重大影響。依此,本研究是以《杜威的教育學說》的法文原版作為研究主軸,目的在於釐清其撰寫背景和吳俊升的教育思想,透過分析文章內容,望能補足過往中文學界對《杜威的教育學說》的認知。此外,本研究將探討《杜威的教育學說》在法語區、英美語區,甚至是拉丁美洲地區廣布和轉譯的概況,說明各國引用《杜威的教育學說》的狀況,歸納國外教育學界如何看待《杜威的教育學說》的歷史意義,具體呈現該博士論文的教育價值和國際間的影響力。希冀透過本次研究的探查,能夠提供中文學界理解《杜威的教育學說》的多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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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的角色衝突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2024) 柯竹育; KE, Zhu-Yu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工作情形,面對的角色衝突與如何採取策略。在過去相關研究中多廣泛的探討兼任行政之教師,且多採量化研究,未特針對「初任兼任行政之教師」在學校環境所面臨的角色突及行政困境,也未深入的瞭解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的歷程。近年來更因教育改革使得兼任行政之工作宛如燙手山芋,教師感到職業倦怠,並導致年年都由初任教師接任。故研究者欲藉由探討此議題,深入瞭解初任兼任行政之教師的困境以及產生角色衝突的成因,並如何回應,提供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師資培育體系、教育行政機關、未來相關研究者幫助與建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深入訪談法,擬定訪談大綱,並針對四位台北市國民小學年資為初任且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依據研究參與者的回答搜集有效資料並加以分析,研究結果歸納如下:一、台北市初任教師兼任行政的工作情形如蠟燭兩頭燒,且行政工作與教學準備的時間運用本末倒置。二、學校組織的雙重系統乃為台北市初任教師兼任行政的角色衝突主因。三、台北市初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會經歷到四個不同層面的角色衝突。四、台北市初任教師兼任行政面對諸多困境經常採行理性分析之態度,及積極解決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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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與非 STEM 領域的非對稱勞動市場情境:以 1978 至 2021 的臺灣為例
    (2024) 江書葳; Chiang, Su-Wei
    青年勞動者的轉銜經驗與社會脈絡相互交織,深刻影響著日後的生命軌跡,尤其在後高等教育擴張時代,愈發平等的高等教育機會非但未能弭平生命機會的歧異,反而促成了水平領域的階層化,初職薪資的不均已從原先的教育年限之差轉為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和非STEM之間的領域之別;是以本文假探詢高等教育勞動者內部的領域階層,回應當代依舊僵化的薪資階層化命題。本文採人力資源調查,以臺灣1978年至2021年間30歲以下的高等教育勞動者樣本進行分析。臺灣於1990年代經歷了第二次高等教育擴張,非 STEM 大學畢業生成為擴張的主要來源,然而在勞動市場職業結構則呈現相反的成長趨勢,STEM 領域職業所佔的比例逐漸增長,如是勞動力輸入與職位變化,形塑了高等教育勞動者內部的異質性,深化了領域間的階層化。 研究結果顯示,擁有STEM學位者在勞動市場中確實擁有薪資優勢,並透過進入具有證照系統的工作實踐職業封閉。若勞動市場是由更高比例的STEM勞動力投入和STEM職業所組成,則對所有青年勞動者的薪資皆有所助益。然在勞動市場世代層次亦發現高密度的STEM職業結構如同雙面刃,一方面高等教育勞動者得雨露均霑,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勞動者內部的薪資不均。隨著世代推移,STEM職業的比例日漸上升,高等教育青年勞動者的內部異質性或將日益擴大。 綜言之,即便皆為高等教育勞動者,實際上他們所面臨的勞動市場殊異,尋職情境大相逕庭,儘管教育端常為輿論針砭的對象,職業結構的影響不容忽視。此外,鑑於STEM和非STEM領域之間日漸彰顯的處境差異,政府當作為教育與勞動市場兩面的調和者,平衡經濟成長所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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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 for Persons and Education: A Study of R. S. Peters' Idea of Respec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ducation
    (2024) 杜鎮宇; Tu, Cheng-Yu
    彼此尊重已經是當代社會中不可缺少的價值信念,因此在當代教育裡,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尊重別人,以及尊重在倫理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當我們試圖從記憶中回想自己是如何學習尊重時,卻宛如從睡醒中想辦法憶起熟睡時的甜美夢境般艱難。同樣的,當詢問教育工作者怎麼尊重學生時,他們的回應往往是眼神中流露出肯定尊重的重要性,表達卻像是在水中說話,說了許多嚴肅的話,但聽者或旁觀者只能看見一圈一圈的泡泡。更令人憂心的是,尊重這個價值信念在教育現場變得過度嚴肅和僵化,導致一種“表面尊重”的出現。為了嚴守尊重不同想法的律則,教師往往認為在面對擁有極為不同想法的學生和家長時,因為要尊重他們所以應該盡量保持沉默避免過多干預。坦白的說,就是以視而不見來息事寧人。這些怪象研究者歸結為在不清楚尊重意涵,但又因為尊重是倫理生活極為重要的價值下,展開行動後的結果。本研究將試圖透過探討和延伸皮德思尊重人的想法和其在教育上的應用,來提出一些建議。在尊重的理論解釋上,本研究主張尊重人除了依循皮德思說的尊重他人的觀點想法之外,還要包含尊重他人的轉變,以及有轉變的可能性。因此,一位教師若真正尊重學生,他將不只尊重學生當下的觀點想法,還會很慎重的回應,因為假設教師尊重人有轉變和有轉變的可能性,他就會深知他的回應與學生的轉變有密切關聯。所以,即便學生與教師有極為不同的觀點想法,教師仍然有必要慎重且積極的回應學生。奠基在這樣的想法,本研究進一步提供教師三種方式來尊重學生和與自己想法極為不同的學生:一、教師可以經由道德反思的練習來減少對自己的自愛和抑制自己的自傲;二、面對與自己想法極為不同的學生時,教師可以經由道德反思在行動中對學生展現積極容忍;三、在面對每位學生時,教師可以站在能讓學生在未來成為自主的人的觀點來肯認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