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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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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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
    (2009) 徐聖凱
    戰前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高等教育,包括前三年的高等學校與後三年(至四年)的帝國大學之前後兩階段,高校與大學雖在形式上位階不同,且各自獨立,但實為一貫的過程。台北高校作為大學教育的前階段,為戰前高等教育應加以認識且不可欠缺的一塊。日治中期台北高校、台北帝大設立後,取代了日治前半期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全台灣“頂尖菁英”的養成所,「台北高校─帝大」的學歷路徑,也就成為島內塑造近代頂尖菁英的重要途徑。從日本帝國的角度觀之,台北高校為日本殖民地中最早成立,也是長期惟一一所殖民地“高等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自由選擇日本各大學,同時也是全日本少數採「七年制」 ─以中高一貫與縮短教育年限為特色─ 的高等學校。 本文內容主要包含「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兩個部份: 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台北高校設置的背景,為政友會推動日本高等教育擴張計畫,與在台日人籲請設置台灣大學的呼聲;1919年田健治郎來台,以設立大學為目標,先行籌設具有大學預備教育性質的台北高等學校。師資上,設校初期由台北一中支援;高等科設立前後,台灣總督府以高薪及海外留學機會,吸引日本具有高等學校高等科教員資格者來台任教,並成為高等科、尋常科共通的師資,且從1931 年起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學生方面,該校台籍生不及總數的四分之一,原因除了未公開且對台灣人不利的內部審理機制,在進入台北高校之前的中、小學階段,對台灣人而言已是第一道難關,又台北高校的出題以國語科對台灣人極為困難,台灣人在難以通過入學測驗的情形下,「無試驗檢定」成為另一個重要入學管道。自由學風與自治學寮為全日本高校共同的特色,台北高校亦不外於此,該校校風建立過程係由日本中學校出身者引進,並在高等科首任校長三澤糾時期奠定,台灣人亦深受感染,自由校風在殖民地的出現尤顯其特殊性。 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台北高校課程以重視外語、人文科目與中高一貫為特色,此外,學生可不經考試直升大學,極端減少入學考試的弊端。課堂教學內容近於通識教育,一般教師以自身專長吸引學生產生興趣、訓練獨立思考能力與培養人文素養及鑑賞能力,往往開啟學生求知熱忱與閱讀興趣。校園存在自由摸索、積極閱讀的學習風氣,且為知識菁英快速吸收西方知識與文化的時期,學生在自由、自主的學習環境下,對感興趣事物展現積極學習之態度,可說是進入大學前的暖身運動;除了學校教育外,高校教育對菁英養成的重要性,尚包括外在世界的摸索,以及內在自我的探求。戰時校園管制強化,教學大抵持續進行,但學習環境不佳,1943年底起,在校生陸續被徵調。學生面對時局的態度,因族群、國家認同而異,大致而言,在戰爭不得不然的情形下,多數順應、配合著時局發展,惟知識人本性不欲投入戰場。無論戰前或戰後,台灣人的出路均受限制,然在時代變局下,猶見其菁英意識之作用,戰後台籍菁英憑藉自身條件與努力,活躍於各個領域,與近代台灣國家社會建立深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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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再殖民到解殖民
    (2008-11-08) 陳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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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島30周年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09-12-01) 陳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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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產業「創作端」的關鍵成功要素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2009-04-01) 陳佳宏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 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威。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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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褒揚及忠烈祠祀榮典制度之研究
    (2007/07-2008/03) 蔡錦堂; 鄧文龍
    本計畫將從史料去探討中華民國的褒揚及忠烈祠祀制度建立之歷史沿革、歷史意義與立法精神,其次配合與國外相關榮典制度的比較,以及目前國內狀況的調查,檢討現行褒揚法規與忠烈祠祀制度的合理性與妥適性,最後提出關於褒揚及忠烈祠祀的建議方案,供政府機構參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