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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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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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忽略的「前史」:從《使信月刊》看英國長老教會對臺傳教之開展(1844-1875)
    (2022) 于天恩; Yu, Tien-en
    本論文認為,過去對於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PCE)在臺傳教之研究視野,大多只關注1865年入臺後開始之發展,不僅沒有討論該會在華傳教之脈絡,也未對該會為何來臺傳教深入探究。英國長老教會約150年前來臺傳教,1941年和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合併之後,改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今日已是臺灣最大的教派,信徒遍布全島各處,影響力也觸及政治、社會等各領域。長老教會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多元發展,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已能大致掌握1865年至今的教會發展,及其與臺灣社會的互動。然而,過去的研究較少考量到英國長老教會在臺灣傳教之開展,與來臺前的傳教經驗有密切關連。英國長老教會於1844年成立,並在1845年成立海外宣道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FMC),負責安排傳教經費和人力開始向海外傳教;1851年,在華傳教總部於廈門成立,負責向外拓展和支援新的傳教地,並與海外宣道委員會共同主導在華之傳教決策,包括來臺傳教之決策。1858年,廈門的宣道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提出「占領說廈門話地區」之計劃,讓英國長老教會開始注意到臺灣,但杜嘉德選擇優先穩定廈門之傳教工作,使得向臺灣傳教遲遲無法成行,直到太平天國中斷廈門的傳教活動,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才於1865年正式來臺。馬雅各來到臺灣之後,同時受惠於海外宣道委員會將醫療傳教制度化之過程,以及廈門已建立起之白話字系統,得以藉醫療吸引臺灣居民,再教導其閱讀白話字聖經。1870年以後,向原住民傳教的成功,使得臺灣一地的信徒快速增加,甚至超越廈門和汕頭兩地。隨著臺灣之重要性提升,英國長老教會對其之想像亦不斷改變,使得在白話羅馬字、醫療傳教及隊原住民傳教等策略制度化之前的過渡期漸漸受到隱沒,進而被塑造成一個強調臺灣特殊性的傳教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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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報》與戰後初期的臺灣
    (2003) 黃淑英
      《民報》是戰後臺灣最早創刊的報紙,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計發行一年五個月。該報是由一群具有政治、文化運動背景的臺籍人士共同經營,是最具民間輿論色彩的報紙。其秉持傳統的「民報精神」,不但銜接了臺灣文化協會時期知識分子辦報的餘續,亦為臺灣戰後「為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政治體制上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給臺人帶來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臺灣並不是用與其他省份同等之眼光來看待。經濟上維持特殊的統制政策。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伴而生,糧食問題、物價飛漲,因而引起社會的不安。面對暴動隨時可能發生的局面,《民報》基於維護人民利益的理念,究竟如何對應?其言論內涵為何?有無侷限?以上乃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運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傳播媒體的內容,對報紙形態、人事組織、營運發展及篇章內容等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仍以歷史研究法為主,對史料做考證、分析、歸納綜合與排比,探討戰後初期的臺灣政經社會文化。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四章。首先,探討《民報》的創辦與經營。該報屬「文人論政」式的報紙,當成是關心國事、抒發政治理念的管道;而政府對其種種管制,又成為反映當時政治局勢最佳的佐證。本文即透過新聞消息、社論內容的分析,以瞭解該報對戰後初期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狀況的反應。其次,探討《民報》與二二八事件。究明該報在事件前後的角色,以及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報業之衝擊。最後為「結論」。《民報》深知過去臺灣人運用媒體進行政治社會運動的歷史,因此政治與新聞媒體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後來,報紙雖然被查封停刊,但是該報在面對政府的施政失策、經濟崩潰與社會危機,充分發揮「社會木鐸」的媒體功能,達成反映民情、針砭社會亂象之目標,以及督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這一點才是其值得保存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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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期臺灣糧價變動及其因素試析(1738-1850)
    (2006) 謝美娥; Hsieh, Mei-e
    本文定位為清代臺灣糧價史的基礎研究,包括不同糧價史料的整建、檢驗糧價史料的可靠性、建立糧價時間數列、進行時間數列分析,以及解釋糧價變動;為利用現今最重要的糧價史料——清代糧價清單上的價格數據,取自王業鍵編的「清代糧價資料庫」和「抄檔」——所做的研究。 以往清代臺灣糧價史研究的不足在於:(1)糧價史料利用不充分,尤其是糧價清單的運用;(2)長期而言,糧價究竟是上升或下降,沒有清楚解決;(3)對糧價長期變動的因素,缺乏具體的解釋、驗證。這種情形實是基礎研究缺乏。所謂基礎研究,是指運用可靠而完整的糧價史料,檢測糧價數據,據此建立一個糧價時間數列,再以此數列分析價格的各種變動,並且對糧價何以如此變動,尋求合理的解釋因素。本文以臺灣史學界向來感到陌生的「新」糧價史料——王業鍵編的「清代糧價資料庫」和「抄檔」兩個資料庫為主,試圖解決以上三項「老」問題。 筆者從資料庫取得「臺灣府」六個糧價數列,經過可靠性評估後,以中米數列一七三八至一八五○年做為分析斷限;並依其升降變動,區分為上升期(1738-1838)、下降期(1839-1850)兩個時期。 其次,針對這兩個時期的糧價長期變動趨勢進行解釋,就耕地、人口、糧食運輸及貨幣四個因素加以考察。結果證實:1. 在糧價上升期(1738-1838),糧價波動較受糧食流通與貨幣因素的影響。雖然此時期耕地增加漸落後於人口增加,但人口因素對此期糧價上升的作用並不強烈,因為臺地仍有大量糧食輸出(十八世紀中晚期約輸出米100萬石),可知糧食輸出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大於人口與耕地。另外,此期由於官方事務的運作(財政、軍餉)和臺地對外貿易興盛,銀兩和銀元流入增加,與糧價逐步緩緩上升趨勢相同,故貨幣因素可解釋糧價的上升。2. 在糧價下降期(1839-1850),糧價波動明顯受貨幣因素所左右。此時期糧食仍然有輸出,惟數量趨減,與糧價下降趨勢一致,表示糧食輸出量對此時期糧價下降的影響較微;而且此期的人口為增加,也不能解釋糧價趨低現象,故只有貨幣因素最能解釋,因為銀價在這十一年間趨貴,使得糧價水平反而趨降。可以這麼說,本文釐清了四種因素在不同階段對臺灣糧價數列的影響程度,也進一步證實: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糧食流通(輸出量)與貨幣因素對糧價長期變動趨勢的作用,遠比人口和耕地因素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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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 1985-12-01) 蔡淵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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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望族與清代臺灣的開發
    (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89-04-01) 蔡淵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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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中反傳統思想初探
    (思與言雜誌社, 1988-05-01) 蔡淵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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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1983-06-01) 蔡淵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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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商業
    (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1985-12-01) 蔡淵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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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股經營與清代臺灣的土地開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 1985-06-01) 蔡淵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