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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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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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團與國軍的再教育
    (2019) 黃亮清; Huang, Liang-Ching
    1949年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後,美國決定放棄蔣介石。失去美國援助的蔣介石,仍想要反攻大陸。他決定選擇以台灣為基地,並開始計劃如何反攻大陸。為了達成目標,他選擇秘密聘用日本教官來訓練國軍,即是「白團」(日籍軍事顧問團)。 在反攻大陸之前,蔣介石必須要先止住國軍潰敗的士氣。為此,他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重新訓練黨政軍人才,統一彼此的思想。並讓白團於圓山訓練軍官,教育「武士道」精神和三軍聯合作戰。不過這一切卻在1951年「美國軍事顧問團」來臺以後改變,白團在美國的壓力下,改成地下化運行,繼續祕密的訓練國軍。 白團能夠持續存在,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目標有關。美國雖然因為韓戰開始援助臺灣,但並不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更限縮國軍的自由空間。反之,白團能提供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畫想定,與相關的戰略人才培養,讓蔣介石能夠持續得到符合他需求的軍人,亦即一批具有相同知識背景的將軍。這是在大陸時期,國軍無法實現的目標。自八年抗戰以來,國軍的將軍背景複雜,且多未受過正式的軍官教育,往往造成指揮的困擾。這也是造成丟失大陸的重要原因。 不過當1969年「三軍大學戰爭學院」成立以後,代表著國軍有能力自主培養一名合格的將軍。白團的階段性任務也至此完結,此後,白團僅剩團長白鴻亮留在國軍服務,直到1979年因病去世,白團的30年的歷史亦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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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狄人研究
    (2019) 岑錫源
    本論文研究對象是先秦時期的狄人。第一章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回顧、以及研究的方法與困難。第二章介紹中國傳統對「戎狄」的定義,然後再釐清狄人與戎人之間的關係,同時探討狄人在歷史上的發展與變化,最終對狄人與戎人分化後,分別成為西戎、北狄的過程加以探究。第三章分析狄人名號背後的含義,再說明一個族群的社會文化及其名號的語音都是華夏為之命名時所做的考量,並由此重新審視狄人的概念。第四章論述周人的起源傳說之中充斥著周人與狄人的緊張關係,反映了當時農耕者與畜牧者互相比鄰的歷史現實,還有探討狄人與晉國的關係,說明晉國的懷姓九宗跟隗姓狄人的倗國和霸國之間的關係。第五章主要討論「北狄之名胡」現象背後的歷史因素,考究文獻所見關於胡人自稱「引弓之民」的族群認同與狄人之間的關係。第六章總結各章節的論點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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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客家官紳宅第的彩繪與雕塑:竹北六家林先坤家族與桃園大溪李騰芳家族之比較研究
    (2019) 齊傳理; Chi, Chuan-Li
    本論文以竹北六家林先坤家族與桃園大溪李騰芳家族為探討主體,進行傳統客家官紳宅第的彩繪與雕塑之比較研究。此應用有歷史研究法、實地調查法、圖像分析法等方法。 首先,探討林先坤家族和李騰芳家族的崛起;繼之,探討修建其具代表性的官紳宅第,即:竹北六張犁大夫第、竹北問禮堂和桃園大溪李騰芳古宅,見其歷史沿革、地理環境、建築形制、建築裝飾和建築價值。 再次,探討林、李兩家宅第的彩繪,由實例見其彩繪類型,行風格差異比較、分析與家族發展之關係。另外,亦行書法楹聯之探討,瞭解類型,解讀風格。探對其差異所在。 繼之,分別就林李兩家之石雕、磚雕、木雕之造形、圖像行判讀、詮釋其意涵與行比較探討差異。 最末,行林、李兩家族宅第、裝飾、復廟宇行比較,以凸顯宅第間與廟宇間所具有的差異,具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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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雜誌反權威論述之研究
    (2019) 方昱智; Fang, Yu-Chih
    《當代》雜誌為1986年至2010年在臺灣出版的知識性雜誌,屬月刊性質,總共有245期,主要係金恒煒等人所創立,其宗旨是引介西方思想思潮與刊登臺灣的學術和時事議題。 《當代》的出版,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第1期至第118期(1986年5月至1996年2月);第二階段為第119期至第239期(1997年7月至2007年10月),雜誌自稱「復刊號」;第三階段為第240期至第245期(2010年6月至2010年11月),雜誌自稱「復出號」。 儘管《當代》三個階段注重的議題不盡相同,惟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反權威」。反權威的部分,可以分三大點,第一點是引介「去中心化」議題。在政治方面,批判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等威權政體和行徑;經濟方面,檢討資本主義,引介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方面,不單單以西方文化或價值觀看待事情。 第二是宣揚臺灣主體性。其一、在政治上,反對和中國統一,批判中國對臺灣文攻武嚇的行徑,同時,亦反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走親中路線;其二、在教育和文化上,希望國民教育的內容培養具有臺灣意識和多元文化思維的國民,進而建立屬於臺灣的國族認同、語言和文化。 第三,引介和宣揚「民主憲政的思想和議題」。《當代》除引介古今中外的自由民主思想外,也刊登不少關於臺灣政治、法治和時事的議題,亦報導數篇國外的民主運動。 總體而言,《當代》雜誌主要由戰後嬰兒潮(1945年-1965年)出生的留洋華人學者,以較為淺顯易懂的語句介紹西方、臺灣和第三世界的時事議題和人文學術思想,供讀者收取知識新知,作者群的思想大多是自由派、中間偏左與溫和的保守主義。整體而論,他們具有批判性、標榜反對各種霸權,而且支持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信念。 《當代》最大的貢獻在於,替臺灣的學術圈引進世界上的思想,例如全球化、左派思潮、多元文化和後現代主義等,不過其缺失為「叫好不叫座」,以致雜誌無法擴及到廣大的讀者群,並支撐雜誌的銷路。不過,也因為在金恒煒持之以恆的經營之下,《當代》的呈現才能絢麗而多彩,同時讓臺灣思想史和刊物史留下一頁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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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教材在國中歷史教學的運用—以影片《阿罩霧風雲II:落子》為中心
    (2019) 吳惠瑀; Wu, Hui-Yu
    本研究藉《阿罩霧風雲Ⅱ:落子》做為影視文本,融入歷史教學活動,教學目標是使學生認識台灣的人物典範,深入探索其心理和感情世界,並且看到異於教科書視角的歷史人物,讓歷史教育更有溫度。 《阿罩霧風雲Ⅱ:落子》的拍攝手法是採用「定格式」表演,加上旁白大量地口述,與我們習慣的敘事手法大不相同,因此需要教師適時引導。研究結果顯示,部分學生表示不易專注看影片,亦有學生表示「定格式」的拍攝手法反而可以聚焦在人物上。學生利用學習單的書寫和討論、發表,釐清自己想法,普遍回饋是認為更貼近人物,以及了解原來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享有的權益,其實是前人努力地追求,甚至是犧牲才得來的。從實作結果來看,透過影視教材結合歷史教學是可以提升效能和應用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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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週刊中的外國書寫—以日、美兩國為中心
    (2019) 謝明宏; Xie, Ming-Hong
    晚清以來,由於外力入侵,中國在各領域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挑戰,知識分子紛紛求取外國經驗以「開民智」,尋求救亡圖存的方法。民國建立後,上海是重要的思想傳播地,由於《生活》週刊價格低廉、提供大量多元訊息、文筆平易近人,且以大眾的利益為利益,故迅速在上海竄紅,成為炙手可熱的刊物。 《生活》週刊創刊於1925年,共出八卷。雖然僅發行八年,卻反映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城市平民多樣的生活面貌。《生活》週刊的辦刊宗旨「以民眾的福祉為前提」、「自視為讀者的一個好友」,還以「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為目標。九一八事變後,因關心時事而成為「時政評論刊物」。 《生活》週刊文章與時俱進、欄目多元,甚至還有不少外國書寫的文章。這些外國書寫不僅介紹國外狀況,還介紹外國人物、政治、知識與道理、奇聞軼事等,對於國際關係與糾紛、異國婚姻等跨國議題也不少關注。 《生活》週刊中的外國書寫,特別著重在日本與美國兩個國家。關於日本書寫,撰稿者欲藉由這些文章提供中國改革的建議,以建立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至於美國書寫,撰稿者則是理性分析,希望藉由美國的政治經驗給中國做為參考。此外,本文還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書寫和經濟大恐慌後的美國書寫變化。總之,稿者背後所要傳達的是「愛國、救國、改革」的理念,以利讀者和中國當局仿效、學習,進而達到國家進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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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周楚國喪葬禮俗之研究
    (2019) 李立真; Lee, Li-Chen
    本文以文獻分析及考古實物為兩大主軸,使用三禮書與楚墓考古發現的史料,聚焦於東周時期的楚國,分別為春秋時期、戰國前期、戰國後期三個階段,依時序的推演來看楚國喪葬禮俗的流變。 在考古出土墓葬資料的運用上,本文以禮制的中心人物──貴族群體作為主幹,以國家都城定位貴族權力核心,並以都城周邊墓葬群檢視不同時期楚國喪葬禮俗的發展狀況。本文的研究希望能跳脫過去單純南北對立的物質文化研究窠臼,擺脫一般認為楚國政治邊陲蠻夷、文化詭譎奇瑰的論述,回歸禮俗本身,分析規範的條文與實際施用下產生的狀況與差異,探討在時局變動下,喪葬禮俗如何隨時境而變遷,並由楚墓所見一手史料辯證古籍中談及或未談及的喪葬禮俗。 本研究的文獻分析以《儀禮》與《禮記》為主,《周禮》為輔。先秦喪葬禮制記載最詳實見於《儀禮》一書,其內容主要記錄士階層的從初死到入殯,及其後相對應的葬與祭。本文將以《儀禮》的相關紀載為基礎,配合《禮記》中對不同身分與其對應喪葬制度的補充,來分析東周時楚國可能接觸到的禮制規範為何。 繼文獻分析之後,再結合考古出土的實物,以楚都的地望為核心──春秋時期以宜城為中心,戰國前期以紀南城為中心,戰國後期以陳城、壽春城為中心,進一步以實際墓葬考古史料為線索,分由墓葬形式與隨葬器物兩大項申論之,觀察不同階段的楚國喪葬禮俗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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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2019) 孫浩偉; SUN, Hao-Wei
    每當敵人佔領了新征服地,往往需要地方人士出面合作,代為管理站領地,這在人類的戰爭史中比比皆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八年抗戰中,曾經有達13個省份淪陷,自然也有許多的地方菁英與日本人合作,成為「協力者」。然而這群抗戰時期的協力者,在華人世界的傳統認知中被視為是背叛民族的「漢奸」,對於了解其歷史中更豐富的面向,遂受到了限制。而本文正是試圖對其於歷史上的身影進行發掘,並鎖定以南京淪陷後日本扶植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進行研究。 在名聞遐邇的「南京安全區」對百姓的庇護,已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之同時,民眾要能從區後的鐵絲網走回家,則有賴於自治委員會協力者維持市政,對戰爭進行善後,改善民眾的生活。究竟在這個南京淪陷歷史中一個短暫,也較少被人探討的時期,戰爭對於南京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群鮮少被人提及的自治會協力者,對南京秩序的重整作出多大的努力?正是我欲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研究首先由南京的城市特性與南京大量人口於戰時滯京談起,繼之逐步點出戰爭對南京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市民之心理,最後則關注於南京安全區的失能與南京大屠殺的發生。 本文也處理協力者在南京的產生之課題,除了關注日軍於江蘇省的宣撫概況外,筆者也從南京淪陷初期慈善家的遭遇切入探討,指出協力者於亂世中具有的意義,並論及紅卍字會陶錫三會長與日人接洽之過程。而日本扶植自治會成立後,乃採取斷糧的方式力求解散讓南京成為「空城」的安全區,而其中自治會所扮演圓融解散安全區的角色,亦是本文欲描述的重點。 論文後半則聚焦於自治會的行政措施,追問其如何與地方社團通力合作,取代安全區原有的賑濟功能,與其在(一)糧食供應 (二)重建職場與交易市場 (三)受理市民請願等民政上的具體作為,以及南京基礎設施的重建。本論文最後,則關注於自治會晚期已出現因為中日戰爭長期化,而對南京社會造成的根本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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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之探析:以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民國92-107年度)為中心
    (2019) 白晅; Bai, Shiuan
      本文旨在以釐清「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對於建構「客家知識體系」扮演何種角色、做出何種貢獻。   為達此目的,本文首先從該獎助計畫政策面與執行面著手,還原了政策產生的時空背景,再呈現歷年作業方式、獎助件數與金額的變遷,並試圖找出影響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因素。   接著,本文依照歷年獎助成果將獎助政策分為三期,並依序呈現各年度、各分期中獎助論文之學科方法、議題焦點分布,以勾勒共 823 篇獎助論文呈現了何種「客家研究 」面貌,並指出其趨勢。   最後,本文梳理了晚近學界對於「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客家學」(Hakkaology)以及「客家知識體系」概念意義之論辯,並在前文的基礎上將「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置於建構「客家知識體系」的脈絡中,討論其扮演何種角色、做出何種貢獻。   「結論」除了總結本文研究成果,尚有「政策建議」一節,係從本文研究成果出發,對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以及「發展客家知識體系」等政策提出未來展望與建議,供其參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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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2019) 徐聖凱; Hsu, Sheng-Kai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 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 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 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 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 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 關於休閒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 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