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45

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News

Browse

Search Results

Now showing 1 - 2 of 2
  • Item
    從東方出版社三本「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作品看譯者的操縱
    (2016) 簡捷
      1962年,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系列,這套經過改寫的世界文學名著經歷數度改版、再版,不僅曾獲新聞局推薦為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臺北市政府評選為優良兒童讀物,1990年推出重新包裝的「革新版」至今仍在市面銷售,1996年甚至推出簡體字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若說這套讀物形塑了一代臺灣兒童對外國文學的認知也不為過。這套名著改寫作品的版權頁及序文都署有「改寫者」的姓名,但其實並不是由「改寫者」由原著改寫為兒童讀物,而是從日文已經改寫完畢的出版品直接翻譯而來。目前可見的研究多遵從東方出版社的標示,將這套讀物對原作的更動視為中文「改寫者」所做的更動,忽略了日文來源本的存在;亦有研究雖意識到日文來源本的問題,卻無法釐清確切來源版本,因此造成研究上的困難。   另一方面,「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包含不少一般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一開始的目標讀者並非兒童,因此在改寫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勢必經過不少操縱。本研究挑選《茶花女》、《埃及艷后》、《王子復仇記》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這三部作品的共通點除了都含有明顯的「兒童不宜」要素外,也都對女性角色有明顯的操縱。本研究透過詳細的文本比對,找出當年根據的日文來源本,檢視這些作品在轉化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經歷了何種操縱,並釐清究竟有哪些操縱來自日文改寫者,又有哪些操縱源於中文譯者。研究結果發現,東方改寫本的主要結構與日文改寫本幾乎相同,因此主要操縱大多源於日文改寫者;但三位中譯者的處理策略各有特色,對於日文改寫者的操縱並未照單全收。
  • Item
    福爾摩斯變形記:以台灣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為例,談翻譯偵探文學為兒童文學
    (2005) 馮瓊儀; Chiung-yi Feng
    1960 年,台灣東方出版社改寫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出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目標讀者為兒童,初版為 20 冊。本論文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出發,並依照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以及偵探小說的重要元素「懸念」,討論東方譯本的變形。佐哈爾.沙維特認為,由於兒童文學位於文學系統的邊緣,譯者可以調整文本,做出種種增刪修改,但必須符合兒童文學的兩大原則:「教育」及「符合兒童閱讀能力」,調整文本的方法則可能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等方面。本論文即探討東方版譯文對福爾摩斯小說在人物形象、情節、語言,以及偵探小說重要元素「懸念」等方面所做出的變形,探討變形的原因、結果、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