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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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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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傳播的影響—以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的兩岸中譯本為例
    (2023) 王一村; Wang, Yi-cun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操縱」的觀念被引入翻譯研究,而勒菲弗爾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寫」理論,並指出「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為操縱翻譯的三大要素。1970年出版的美國寓言小說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兩年後在當地成為暢銷書並很快被引介到兩岸。彼時,處於戒嚴時期的臺灣將該書譯為《天地一沙鷗》,處於文革時期的大陸將其譯為《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該小說在彼時兩岸執政者不同的解讀和宣傳中,成為各自政權下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宣工具。在台灣,為了現代化建設,透過海鷗追求完美飛翔的理想,勉勵民眾「不要為生活而工作,而要為工作而生活」。在中國,為了維護共產主義,防止人民「誤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修正主義的「毒草」,政府將海鷗宣傳為剝削勞動人民的狂妄資本家的化身。本文援引勒菲弗爾的操縱改寫理論,收集相關時事報導,對照兩岸的翻譯文本以探討操縱翻譯的三要素在該小說在兩岸譯介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三大要素中,「意識形態」主導了該小說文本的翻譯與傳播。在台灣,譯者作為文學系統內部之「專業人士」可兼具「贊助人」的身份,這有別於操縱改寫理論中提出的文學系統外部的「贊助人」才能促進或阻礙翻譯作品的書寫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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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2011) 李明哲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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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群像:文化翻譯視野下的譯本研究
    (2006) 杜欣欣; Hsin-hsin, Tu
    本文擬以文化翻譯研究途徑探討同一作品在特定譯語環境下生成的各種譯本,藉以描述翻譯現象之共時性與同時性,並瞭解從原文到譯文生產過程中的文化協商機制。研究材料為王爾德(Oscar Wilde)作品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及該書在台灣的六個譯本:首先在第一章裡頭分析原文內容與寫作特徵,找出翻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點,然後於第二章評論各家譯文所形塑的各種文本形象。接下來第三章的焦點將轉移到《杜連魁》,借用列維(Jiři Levỳ)翻譯決定過程模式,分析王大閎的「情境移轉策略」客觀性為何,又其「譯寫」是否逾越社會文化背景迻譯的權限。第四章裡帶入勒斐維爾(André Lefevere)的文化翻譯視野來分析前一章析離出《杜連魁》隱含的譯者專斷,從權力、贊助人、意識型態、詩學觀審視王大閎如何在七零年代臺灣社會現實情境中構築《杜連魁》的文本情境,而這部實驗性的譯文又如何透過「譯/異文化」來確立本身的主體性。最後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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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
    (2019) 鄭佩佩; Wiratpokee, Pratuangporn
    泰國第一代職業作家沖 • 帕潘,筆名雅可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是一名泰北貴族之子,卻從未享受榮華富貴。憑著那部家喻戶曉的《十面威風》一夜爆紅,稿費排在前列,過世後卻未留下多少財產。其一生雖短暫,卻為泰國讀者留下不少文學遺產,其中包括兩部對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和《金瓶梅》的重寫——《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僅憑此兩部作品,雅可於中國文學在泰傳播方面的貢獻,便已有目共睹,值得對兩部作品展開深入的研究。 《說書人版三國》和《金瓶梅》之別具匠心,在於雅可於文中所扮演的華僑說書藝人角色,運用其兒時意外養成的善於講故事的能力,將兩部經典中國文學呈現給泰國讀者。兩部作品至今時而重印,其影響不言而喻。 透過對比與分析《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的相關文本,從兩部作品中的古典詩詞引用、教育功能和娛樂性質出發,揭示出雅可效仿華僑說書人以文字說書的有趣特色。並以翻譯研究學者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所提出的重寫理論,分析說書人雅可兩部重寫作品背後的約束。 研究發現,對雅可造成最大影響的因素,便是他自己,即勒氏定義極廣的意識形態約束,其次則為文本產生時泰國文壇的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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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殖民與翻譯:康拉德小說之聯經系列譯本分析
    (2018) 陳依萍; Chen, Yi-Ping
      原波蘭籍水手約瑟夫‧康拉德 (1857-1924),在海上遊歷多年後中年踏上寫作生涯,陸續出版散文及小說,一舉在英國文壇上受重視。特別是小說中的情節及探討議題,如湯瑪士‧曼所述,被視為是對於後續二十世紀殖民擴張「預言式」的觀點。康拉德的作品涉及的後殖民議題尤其受到關注,至今仍引發相關學術討論。這些著作在近代透過各式的電影、戲劇等藝文改編,更加深植東西方世人心中。然而,除了 Heart of Darkness 外,康拉德經典作品在台灣譯本版本並不算多,其他小說作品大多僅有聯經系列以香港背景的譯者為首整理出作品出版,透過這些譯者在台出版,可增進讀者對康拉德的認識。   聯經系列譯本目前共有五譯本─《奧邁耶的癡夢》(Almayer’s Folly)、《海隅逐客》(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s)、《黑心》(Heart of Darkness)、《勝利》(Victory)、《颱風》(Typhoon)。此系列譯文水準整齊而同質性高,多項特色值得探討。本論文將以後殖民觀點為主軸,分別從三大相關面向進行文本分析。第一、政治正確議題:種族歧視語及咒誓語言(swear words)。第二、世界英文:外語、外語式英文。第三、歸化等譯文特色:香港文語與高語域、歸化色彩與改寫、口語及疊字。本文透過以上三類主題,探討聯經系列經過譯文操弄與策略運用,在翻譯文本時帶來的「得」與「失」,以及整體對於康拉德在台作品呈現的啟示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