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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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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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楊小娜《綠島》與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之中的旅行記憶與活鬼幽靈(2023) 劉翊嫺; Liu, Yi-Hsien本論文研究楊小娜的《綠島》(2016）和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2015)，探討以下問題：在不同的背景和世代下，臺灣對於創傷性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如何轉變與發展？文學作品如何協助挑戰和動搖官方的歷史紀錄？文學又是如何處理記憶的？我的研究顯示，透過對記憶的生動描繪，以及多種形式的幽靈纏繞的隱喻，顯現記憶變動軌跡超越了時間、空間、世代和族群的界限。我同時主張這兩部小說，提出了一種關於記憶的倫理和未來導向的觀點。第一章「引言」聚焦我對這兩本小說的閱讀是如何有助於有關台灣歷史暴力爭議性的記憶的議題，著眼於對二二八事件的討論。第二章「綠島¬¬─縈繞的鬼魂與跨太平洋的記憶之旅」，分析活鬼的隱喻以及與跨太平洋連結相互交織的多層記憶。第三章「單車失竊記─亞際間的創傷後記憶」，揭露了在20世紀亞際間記憶的背景下，臺灣創傷性記憶的不同再現。我的分析顯示了這兩部小說如何挑戰傳統的歷史觀念，打破時間順序、受害者-加害者二元對立和國族觀點。我借鑒了記憶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包括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後記憶」(postmemory)、邁克爾·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探索的「牽連主體」(implicated subject)、阿斯特莉特·埃爾(Astrid Erll)的文化記憶和「旅行記憶」 (travelling memory)，以及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正義記憶」(just memory)。這些概念共同揭示了多種記憶形式，正如我所提及的，為20世紀台灣暴力歷史中具有爭議性的記憶提供了倫理理解。同時，這兩章也分別援引埃絲特·碧倫(Esther Peeren)的幽靈概念，以考察活鬼隱喻的多種表達，是如何為無數被壓迫的聲音發聲，並擾亂了臺灣創傷性記憶的論述。通過這兩部小說帶來的新視角，我得出結論：文學具備描繪記憶和幽靈動態本質的能力，有望緩解圍繞於臺灣暴力歷史記憶中的持續衝突。Item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的殷商記憶研究(2022) 呂映靜; Lu, Ying-Ching本論文主要藉由記憶研究的相關理論，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關於殷商歷史諸篇文章為研究範疇，針對簡文內容進行梳理與分析研究，並進一步地去探究戰國時人在當時社會情境下如何回憶商代的人、事、物，又是如何從過去的社會歷史記憶中選材，並混合其他元素以製造新的社會歷史記憶。亦即將「為什麼要記憶殷商歷史？」「如何記憶殷商歷史？」作為本文的核心關懷。本文透過「人物形象」、「地方象徵」、「書寫與文化」與「思想內涵」等作為切入點，剖析清華簡諸篇簡文，初步得出以下成果：首先，簡文內容主要是以「商湯代夏」與「武丁中興」為記憶脈絡，反映出戰國時期的政治情勢，即君王欲「取而代之」、「中興」。並且藉著凸顯「聖君賢臣」典範——商湯與伊尹、殷高宗（武丁）與傅說、三壽，簡文作者依託故事，透過這些賢臣取得話語權，向當時的君王訴說，傳達自己的政治思想，因此「君問臣答」的形式成為當時流行的敘事模式。其次，這些賢臣的原生身份並非相當顯赫，但都能以自身才能得到明君的賞識，這或許也能呈現當時某一群士階層的自我認同——不論出身，重視才能。也因此希望君王能如殷商的明君一樣，賞識自己，如此為臣者必然恭命。第三，殷商記憶不只顯現在人物、事件上，更隱身於地方中。在「說邑」、「湯丘」、「亳」、「洹水」等地名上，使人一望便能喚醒對殷商的記憶，除此之外，透過紀錄地名與建築亦能為故事增添真實感。第四，雖然是喚醒殷商的記憶，但簡文作者在描述相關情節時，亦不免將當代自身的文化現象、觀點加入於文字之中，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結盟」、「間諜」、「養老」、「占卜」、「巫術」等現象。第五，依託故事僅是作者的手段，重點還是在於思想內容。在簡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帝、天的影響力並未完全消失，仍然影響著人事。在政治上，「德目」的建立與內涵的闡述，都是在這些「名」之下進行「實」的論述。關鍵詞：清華簡、殷商、記憶、自我認同Item 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伯格森等三位單人獨白劇中的表演策略(2007) 張嘉怡; Philip Chang本論文藉由班雅明(Benjamin)的「歷史概念」(history)、列維納斯（Levinas）的「他者的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與利普茲(Lipsitz)「相對記憶」(counter-memory)的概念探討史伯丁．葛瑞(Spalding Gray)，安娜．德維爾．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與艾瑞克．柏格森(Eric Bogosian)等三位美國劇場界中單人獨白劇裡的表演策略。此一探究表演策略主要是分析三位表演者如何運用外在的模仿，例如肢體動作、言談模式、服裝與聲調等，再現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此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是指於主流社會中被排擠至社會邊緣不具任何發聲機會的邊緣人。由於三者的作品，不論是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承襲由30至60年代發展出的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er)。因此，第一章除了追溯紀錄劇場的歷史背景外，亦探討其對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柏格森等人於創作上的影響。此外，筆者亦彙整評論家對此三位表演者的批評，並點出批評者於分析三位表演者作品時的盲點。 第二章著墨於史伯丁．葛瑞的《泳至高棉》(Swimming to Cambodia)與《盒中怪物》(Monster in a Box)二齣劇中如何藉由敘述與表演策略(narration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學習歷史真相過程中如何呈現劇中所謂社會/政治他者(social/political Other)。兩部作品均是以主人翁葛瑞敘述他自己的記憶(memory)為主軸。這些社會/政治他者是指《泳至高棉》劇中主人翁葛瑞於泰國拍戲時，所遇到在越南戰爭中存活下來的高棉人與泰國當地人。藉由與這些人的接觸，劇中人葛瑞得之關於高棉的歷史、美軍介入越戰的經過與美軍秘密轟炸高棉的活動。過程中，劇中人葛瑞了解到歷史真相的殘酷。《盒中怪物》則是描述主人翁葛瑞於尼加拉瓜為電影公司找尋拍攝題材時，經由與當地人接觸而得知美軍介入尼加拉瓜內政過程中，如何凌虐當地戰犯的歷史。 第三章探討安娜．德維爾．史密斯之《曙光:洛杉磯，1992》(Twilight: Los Angeles，1992)與《鏡中火》(Fires in the Mirror)二劇中史密斯如何運用她的受訪者的話語為其二劇的素材。除了探究史密斯如何以劇作者與表演者此二身分客觀地挪用訪談者的話語呈現他者之外，本章亦分析史密斯如何藉由模仿其受訪者的肢體與語言來呈現這些受訪者。《曙光:洛杉磯，1992》與《鏡中火》二劇均紀錄人們對於種族暴動後的想法與態度的作品。前者是紀錄於1992年發生於洛杉磯的暴動，導火線是一支為新聞媒體播放錄到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的影帶；由於事後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而引起暴動。為了解造成暴動真正的原因，史密斯訪問了與此一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的想法。《鏡中火》則是一齣關於1991年發生在紐約黑人區暴動的作品。原由是猶太人駕駛闖紅燈導致一位黑人男童死亡與一位黑人女童嚴重受傷。數小時後，一群年輕黑人於街角刺死一位來自澳洲的猶太人。暴動於焉產生。如同《曙光:洛杉磯，1992》，此一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史密斯所訪問的人。 第四章討論艾瑞克．柏格森的《性、毒品、搖滾樂》(Sex, Drugs, Rock& Roll)與《歡樂屋》(Funhouse)兩劇中柏格森如何經由模仿所謂社會／文化他者(social/cultural Other)的肢體與話語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各眾生相之生活百態。《性、毒品、搖滾樂》紀錄了九零年代人們對於性、毒品與搖滾樂的態度；藉由此一態度與社會低下階層人物的描繪柏格森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毒品氾濫、性濫交、勞工剝削與犯罪問題。《歡樂屋》一劇則可被視為《性、毒品、搖滾樂》一劇的雛型，此一作品的重心在於描繪資本主義中上層與下層社會裡人們的生活百態，包含勢力的商人、流浪漢、假博愛主義者與失意的藝術家。如同葛瑞與史密斯的表演策略，柏格森的策略亦是模擬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的語言、體態、行為舉止與聲調。 第五章除了指出三位表演者於呈現劇中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時無意識地將這些他者化約為語言，肢體與外表的元素之外，筆者亦探討「自我」（self）如何壓抑「他者」（the Other）的發聲，而「他者」又如何在壓抑、被動中尋得發聲的機會，展現與「自我」的不同。這種獨白往往因為政治意識或其他的意識形態而剪裁、選擇，甚或編纂了自己原先所經歷的事物，導致無法原始地呈現出歷史事件與切斷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然等四面向於共時以及歷史的關聯性。所謂他者的生存境遇，是指他者在人與人，社會與自然等方面獲得的整體性認識和體驗。可以從共時性地解釋生存境遇與戲劇語言的關係，從理論上分析他者境遇是引起戲劇語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與歷時性地描述戲劇語言的變化，在實踐中核對總和考察他者境遇對戲劇語言的影響。因此，社會性（social context）與歷史性（historical context）時為探討他者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時必須考量的面向，而不能只專注於作品本身忽略當下的政治與社會情境，以避免如同葛瑞、史密斯與柏格森等人，於探討他者再現時所可能面臨的盲點。Item 再現美國黑奴歷史: 福克納《下去吧，摩西》和摩里森《寵兒》中的記憶與種族主義(2013) 凃奕岑本文旨在探討福克納《下去吧，摩西》與摩里森《寵兒》中美國黑奴歷史之再現。筆者將兩部作品並置閱讀，並檢視兩位作家「再現美國黑奴歷史」之異同。經由互文比較，兩本小說揭示了奴隸制度與種族主義下的殖民生活，遺留下美國南方的核心問題。為探索奴隸制度帶來的種族問題，筆者試圖以再現美國黑奴歷史、記憶及種族主義為主題，分三章討論。第一章探索兩位作家再現美國黑奴歷史的方式，並比較福克納與摩里森對歷史描述的關注，並以此為根源對十九世紀美國黑奴歷史文本再現之相異處。第二章著眼於記憶與論述之主題。筆者欲檢視遍及於兩部作品中的記憶所扮演之角色與作用，及兩位作家對記憶於「再現美國黑奴歷史」之題材與論述技巧上的運用。第三章討論種族關係與種族歧視。福克納對麥卡斯林家族史之再現，強調在白人父權文化下分歧的黑白種族關係。兩種文本皆反映出種族差異，白人至上和霸權的種族主義心態，作為一種普遍深植於南方的種族意識型態。然而，摩里森的人文關懷打破這些長久以來，歷史上對黑人剝削及壓迫合法化的種族主義思想和假設。 透過諸多主角的回憶做為一種特殊論述，兩部作品重溯在「中間航程」和美國南方殖民生活下被刻意遺忘的奴隸經驗，並藉此審視令人不安的種族議題。也就是說，這兩部小說同時作為南方歷史的記錄以及作為與奴隸制度和種族主義的邪惡和其後果對抗之歷史著作。Item 童妮‧摩里森《爵士樂》與《愛》中黑人音樂的中介與意義(2008) 陳玟勳; Wen-shiun Chen本論文探討童妮‧摩里森在《爵士樂》與《愛》兩本小說中，以黑人音樂傳統為基礎，所呈現出的美非小說形式。第一章藉由非洲傳統音樂美學與社群觀念的研究，檢視黑人音樂傳統中的概念，並指出摩里森的寫作策略，是以音樂傳統觀點出發，因此小說中的主題可追朔到非洲根源的文化傳統。第二章探究《爵士樂》中，爵士樂的概念如何延續非洲文化傳統，以及摩里森以爵士樂鼓動小說中的人物，以「合奏音樂」作為再造黑人社群的方法。摩里森將小說人物安排在一塊爵士音樂的「記憶遺址」，以喚起他們過去的回憶及對音樂的感知能力。隨著爵士音樂驅使小說人物互動，在共同經驗與情感分享中再造黑人社群，摩里森也同時創造了她自己的文學社群。第三章究查摩里森在《愛》中如何檢視爵士音樂，以「咆伯」爵士曲風反思「搖擺」曲風中傳統概念的萎靡。小說的敘事結構利用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對比爾‧柯西不同的愛慕形式，表現咆伯樂風的「不協調」特色。以比爾‧柯西為遺忘傳統的代表，L則象徵傳統，聯繫柯西家族中的女人，並促使她們在分享與互相關懷中改變人生。《愛》反省《爵士樂》中對爵士音樂的樂觀態度，為摩里森展現黑人音樂傳統不同層面的手法，而兩本小說更呈現出自詡為黑人音樂傳統繼承者的摩里森，在美非文學中的發展與成就。Item 與《大地之子》共享血日殘輝： 論滿洲國餘者之生命政治與倫理(2015) 張琇雯; Chang Hsiu-wen本文以二戰時被遺忘的受害者—滿洲國的殘餘日本人為研究中心。透過理解生命政治的作用，以期傳達出更積極地護衛不同生命型態的必要性。此有助於我們開拓一種對他者的倫理關懷—並非是建立在國家體制下，而是建立在與他者共在的基礎上。從此出發去重省歷史創傷、戰爭責任以及對餘生的思索。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以滿洲國初期日本青年滿懷憧憬加入開拓團到1945年戰敗的難民經驗為背景。主要藉由傅柯與阿甘本對主權和生命/死亡政治的探討來說明主權如何介入及棄置生命。一方面，傅柯對新治理術的觀察可解釋滿洲國的動員何以在不被反抗的情境下吸納所需的勞力。為了維持生產力，人口、疾病和死亡等的掌控實乃刻不容緩。另一方面，阿甘本例外狀態等的討論能帶出政治棄民行為和難民創傷之後的證言倫理思考。第二章接續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去闡述見證的(不)可能性，證言中必然的空闕之處顯然是政治操作造成且無法彌補的一環。理解結構上的不可能性之後，進而去探討山崎豐子的小說《大地之子》見證的可能。主角松本勝男所體現的難民經驗、國家機器宰制下的多重創傷和恥辱說明歷史的傷口並不會瘉合，但餘者的生命故事正在透過這個傷口期求注視。在滿洲國餘者逐年凋零的世代，閱讀化為使我們遇見他者的岸礁。第三章討論對他者的責任，亦即一種發自內心去對現有體制劃分的懸置。小說中，松本的救贖經驗顯示：倫理關懷不應該是形成特定群體的生命政治目標，而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敞開、互通的網絡上。最後，從當代主導記憶深遠的媒體反思滿洲國餘者成為被遺忘的受害者的原因及相關倫理問題。Item 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文學潛能與書寫責任(2016) 楊承豪; Yang, Cheng-Hao本論文探討南非小說家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在閱讀柯慈的作品時，大多數批評家將書寫和倫理視為二個獨立的概念，認為柯慈的作品具有倫理的面向是因為其作品討論了倫理議題。本論文批判此概念的謬誤。柯慈的書寫本身即是倫理的展現：文學無法被固化而具有重塑現實觀的潛能，而倫理挑戰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二者緊密結合。第一章透過閱讀《壞年頭日誌》討論文學的潛能如何去本體化。此文本特殊的結構──每頁分為三層並有三段的不同敘述同時進行──使其成為幾乎無法（以正常方式）閱讀的文本，然而此特殊的寫作結構揭露所有系統的“彷如”狀態 (the “as-if”)。第二章處理書寫責任的問題。責任應被理解成德希達所談的絕對責任。我將閱讀《聖彼得堡的文豪》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二個文本，討論柯慈的書寫如何回應他者。第三章探討在《鐵器年代》中柯慈如何書寫無法言說和再現的受苦經驗。然而柯慈並不將受苦視為屬於他者的問題，受苦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受苦促使我們重新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最後一章討論《耶穌的童年》中的記憶倫理問題。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記憶歷史卻成為遺忘歷史。此文本促使我們思考，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是否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面向。Item 重探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生命敘事中的記憶與光學科技(2018) 李玫青; Li, Mei-Ching本研究旨在重探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命敘事中的光學科技圖像及隱喻與其筆下所描繪之記憶世界。本研究將筆者運用的鑽石型態寫作法(diamond-pattern method)視為一種介導生命的「新媒體科技」，並將(新)媒體理論的觀點及相關概念融入本研究對文本的解讀及分析。這些觀點及概念包含了初始技術性(originary technicity)、中介過程(mediation)、流變(becoming)、技術時間(technical time)、刺點(punctum)、盲區(the blind field)等。第一章顯示光學科技圖像及隱喻確實是理解時間、記憶及生命記敘之間複雜關係的關鍵。他們被排序、構成及呈現的方式，都表明了納博科夫的自傳有自己的一套記憶邏輯及藝術。第二章證實了納博科夫所呈現的記憶實踐確實可被理解成一種包含了無數個光學科技流變的光學科技流變(becoming-optical-technology)，且這些光學科技流變跟文本中多次提及的永恆感、合一感及喜樂感有所關聯。第三章結合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攝影的看法，把納博科夫於自傳修訂版中加入的十八張照片及照片說明視為一種包含了數個照片流變的攝影流變(becoming-photography)。這些照片流變跟照片說明中呈現的距離感、破碎感、滿足感及思緒空間有關。本研究最後發現，當這些(新)媒體觀點及相關概念可用來對光學科技、攝影、記憶記敘和生命書寫之間的關係做細微探討時，納博科夫文本本身的特殊性亦在微調我們對這些(新)媒體觀點及相關概念的認知，為他們注入新的活力。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6-03-??) Tonglu LiThis article examines Mo Yan’s Sandalwood Death, a novel on Sun Bing, troupe leader of Cat Tune and participant in the Boxer Rebellion. Identifying more with localized folk culture than with the moder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either the new Westernized elites or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olitical class, Mo Yan, in Sandalwood Death, created a novel whose settings are the three interrelated realms of the everyday, the historical, and the divine. The first, “everyday” section of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desire is fulfilled and contested in the mesh of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attention of the narrator shifts to the historical realm, in which institutional violence is exercised and challenged. The realm of the divine comes as the negation of the bodily and the historical. In this divine space constructed by the carnivalesque performance of Cat Tun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erformers and spectators, human song and animal screams, the worldly and otherworldly, and even life and death are blurred.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that exists in people’s memory, this divine space uses the Cat Tune as its herald. For Sun Bing and his peer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found in self-gratification, but in becoming part of the people’s eternal memory, a memory that i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of the institutional versions. Creating, disseminating and transmitting such a memory, these people are not insensitive onlookers to scenes of bloodshed, but passionate activists who speak and sing on their own behalf.Item ＂An Archivist's Fantasy Gone Mad＂: The Age of Exhibition in Cao Fei's Posthuman Trilogy(英語學系, 2017-09-??) Angie Chau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her recent films, the Chinese artist-filmmaker Cao Fei (曹斐, b. 1978) shows how the futility of art and technologies of exhibition is linked to the danger of overexposure to images without context, and the numbing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fear of forgetting seems increasingly obsolete in the face of social media tools like Facebook's ＂See Your Memories: Never Miss a Memory＂ feature, which excavates photos uploaded, shared, or tagged on the site years ago, reminding users to ＂look back＂ on otherwise lost memories. However,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 (Ma Jian's Beijing Coma; Chan Koonchung's The Fat Years; Liu Cixin's ＂The Weight of Memories＂), the trope of dormant memories remains noticeably prevalent, reflecting an urgent cultural concern about the conscious ＂act of deleting memories＂ (Yan Lianke) in the process of record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hether in the form of documentary-style animation (i.Mirror, 2007), zombie-horror film (Haze and Fog, 2013), or stop-motion train-replica dioramas (La Town, 2014), Cao Fei fantasizes about a new posthuman consciousness, whose most serious trespass against humanity is not forgetting, but rather not feeling. Presenting disjointed scenes that call upon instances of trauma and surveillance, Cao's ＂posthuman trilogy＂ films suggest that when cosmopolitan memories become decontextualized, mere images no longer possess any meaningful symbolic power. Further, Cao's films demonstrate that voyeurism becomes an unavoidable yet inconsequential daily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of exhib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