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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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李翊雲《親愛的朋友，我從我的生命寫進你的生命》之中的碎片記憶與自我呈現(2024) 莊淯婷; Jhuang, Yu-Ting本論文研究了李翊云的《親愛的朋友，我從我的生命寫進你的生命》（以下簡稱《親愛的朋友》），並圍繞以下問題進行探討：作家如何表達他們的負面情感和艱難時期？作家的敘述如何影響讀者，並與讀者產生連繫？本文分析了李翊云的回憶錄，並探討她如何描繪自己過去的創傷、脆弱和抑鬱情感 (depression)。第一部分「互文性：在他人的生命中看見自己」聚焦於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這一術語，探討李翊雲如何廣泛引用其他作家的作品作為其自我呈現的一部分。第二部分「記憶碎片，創傷敘事」，我引伸了創傷敘述理論 (trauma narrative) 以進一步分析李翊雲在《親愛的朋友》中呈現的「碎片化」敘事。在第三部分「痛苦情感與抑鬱：脆弱的主體」中，我更深入地研究了李翊雲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ies)，並結合「脆弱的主體」 (the vulnerable subject) 這一概念，提出對該術語不同的理解角度。第四部分「抑鬱：一種公共情感：記憶是一場情節劇」，我以李翊雲對情節劇這一詞語的觀點為基礎，探討她對記憶和負面情緒（如抑鬱）的表達。我還根據「公共情感」(a public feeling) 這一概念，探討抑鬱可能帶來的積極影響。第五部分「親愛的朋友，文類體裁和社會行動」強調將文類體裁分析視為社會行動 (genre as social action) 的觀點。透過展示《親愛的朋友》可能激發的社會行動，我總結以閱讀和寫作為連繫人們的的關鍵循環，並為未來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Item 吸血鬼德古拉的跨時空翻譯：以2020年影集《德古拉》為例(2021) 張佳敏; Chang, Chia-Min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翻譯與改編領域的學者開始探討兩者的共同特點與挑戰， 希望找出分析譯文和改編作品的新標準，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原文與譯文或原著與改編的關係。本論文透過研究《德古拉》從1897年出版的小說到2020年發行的最新版影集所經歷的各種轉變，了解符際翻譯在跨越媒材的轉換過程及結果中產生的得與失。為跳脫傳統的對等或忠實論述，本論文採用互文性的概念來解釋《德古拉》原著小說與改編作品間互相指涉及參考的關係，以及運用新維多利亞主義的觀點來討論《德古拉》橫跨古今所展現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內涵，接著再進一步比較原著小說與改編影集的人物設定和故事架構有何異同之處。最後，本論文剖析《德古拉》原著小說和改編作品的特性和關係，發現德古拉伯爵之所以成為吸血鬼代名詞並風靡全球百餘年，原因就在於原著可透過改編與時俱進，讓經典可以流傳得更廣泛且長久。Item 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設計：文本互涉應用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實踐(2019) 李佳家; Lee, Chia-Chia本研究分析與歸納以英語為外語之學習者的學術英文引用行為，並以文本互涉為基礎，提出培養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架構。本研究包含四項研究焦點：其一，探討大學英語學習者拼湊寫作(patchwriting)的程度，其二，分析學習者在引用技巧與策略上的學習成果，其三，深度了解學習者對於學習引用技巧之看法，其四，探討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與寫作品質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為修習學術英文導向課程的學士班學生，總計20名，英文程度為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B2-C1級。收集之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學術英文寫作課堂的讀寫整合限時寫作、個人反思回饋記錄、以及半結構式訪談結果。在總計36小時之教學介入課程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拼湊寫作的現象漸進改善，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即資料挑選、引註、借用、資料連結、以及資料改編 (source adaptation)，均有顯著的學習成效，然而學生整體的引用技巧尚未達臻熟表現，其中引註、借用、以及資料改編三大技巧對學生而言尤為挑戰，這可能和學生在原文與個人觀點出處的區隔、字詞替換、句法結構、句義延伸、多篇文本的批判閱讀分析、以及呈現作者立場的掌握能力相關，然而學習者大多肯定自我的學習成效。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學建議，主要包含善用文本互涉理念進行讀寫整合的支架式教學、深度觀察並重視學習者較不熟悉的引用技巧與策略、著重多篇閱讀文本的批判思考與討論、以及學習技巧比重的適性安排。Item 翻譯：一個符號系統的探討(2014) 吳碩禹; Shuoyu Charlotte Wu本研究旨在以符號學作為後設語言，探究並描述翻譯文本生成之相關問題。本研究分為正文與附錄兩部分。正文共分為四章，附錄則有文本分析兩篇。首章由亞里斯多德《詩學》之模擬與創造兩概念出發，探討翻譯詩學的性質，確立翻譯文本生成乃基於後設溝通。第二章由生物符號學的自體生成機制探討翻譯如何藉由結構重組促成個別文本的生成以及意義的層層衍生。第三章探討翻譯如何由個別語言活動之連結，轉而引發系統互動。第四章則由洛德曼的對話結構出發，以翻譯為自我與他者對話之角度，探討系統互動對互動中的個別系統有何意義。附錄兩個文本分析，一為伍光建所譯之〈會揭露秘密的心臟〉，此文譯自愛倫坡之短篇小說，文本分析以格雷馬斯之符號矩陣以及敘事模型探討譯者的操弄如何促成翻譯的結構重組。第二篇文本分析以話語模態探討白芝在漢學家以及譯家兩個身分之間的翻譯作為有何不同，以及其作為與翻譯對話結構之關聯。Item 重讀班雅明〈譯者使命〉：觀看字在中英翻譯裡的「逾命」(2017) 鄭惠芬; Cheng, Hui-Fen在翻譯學的研究領域裡，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譯者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是學者相當喜歡引用的文章之一。然而，學者在論及這篇翻譯「理論」時，特別是在中英文世界裡，大多是以文中的幾個關鍵字如”afterlife”、「來生」、「碎片」、「純語言」、「可譯性」等單獨的概念進行其各自的闡述，反觀各種中英譯本，各譯本間在論述邏輯的呈現上更有著極大的差異，甚或矛盾。有鑑於此，本文乃試圖從哲學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話性出發，期望能藉著班雅明的其他文章發現到文章中彼此關聯的互文性，並藉此拓展視閾，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班雅明在〈譯者〉所欲展現的觀點。藉著詳細分析班雅明早期的另一篇重要語言哲學書寫〈論語言之究竟及論人的語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筆者發現到兩篇文章之間極為密切的互文關係，許多字句甚至有「繼續討論」的跡象。而班雅明對語言哲學一以貫之的關懷，以及將語言置於形上學與神學層次予以討論的特殊論述模式，更是兩者間最明顯的共通性。而在《德國悲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之中，班雅明更明確地表示，其與眾不同的學術書寫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創造性批評文體，目的即在揭露人認知的侷限，並藉此推翻因傳統的累積而漸趨腐化的既定概念。 以此反觀〈譯者〉一文的中英譯本，筆者發現到，班雅明貫穿在各個片段書寫中宛如紅線貫穿的語言哲學脈絡，以及生前即難以為其同時代學者所理解的實驗式文體，常因時代的落差而在譯介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被忽略。其中尤以1968年由漢娜‧鄂蘭主編的《啟迪》（Illuminations）中所收錄之宗恩（Harry Zohn）英譯本影響尤劇。為了更深刻地呈現這樣的忽略所產生的翻譯問題，本論文即以〈譯者〉與〈論語言〉兩者具有密切互文性的幾個關鍵哲學「概念字」，如：Erkenntnis（認知）、Mitteilung（傳達）、Sinn/Bedeutung（意涵/指涉）、Überleben/Fortleben（逾生/續命）、以及因自由與忠實之討論所衍生的Sinnwiedergabe/Wörtlichkeit（意涵再現/字譯）為代表，重新梳理〈譯者〉一文，並進而觀察這些字在宗恩譯本、後續再譯本、與中英評論中的流變。 在這樣的「字的鑽探」中，筆者觀察到眾多譯本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亦看到文字在原作與各譯作之間/之上/之外所共同展現的無盡「逾生」與「續命」。以此重讀〈譯者〉，每個字因對話之交互作用而展開其無窮無盡的生命，而這樣的鑽探過程亦在在證明班雅明在〈譯者〉中所賦予翻譯的哲學使命。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7-03-??) Beatriz Penas-IbáñezThe present analysis of 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y in Rushdie’s life narrative Joseph Anton: A Memoir (2012) is rooted in cultural narratology and complemented by the explanatory tools provided by the Girardian theory of violence as the outcome of a vicious circle set off by mimetic desire. René Girard’s theory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latest neuron system research findings. Bakhtinian dialogical hermeneutics linguistically frames the former accounts in terms of both successful empathic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ts failure when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it are not met. The relevant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spects of Rushdie’s life narrative—including the fatwa affair as thematized in Joseph Anton—a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analysis with a view to explaining the causes for Rushdie’s defense of parrhesia. Parrhesia, as defined by Foucault, explains Rushdie’s central concerns after the fatwa, and the defense of free speech becomes a central empathic strategy deployed in Rushdie’s memoir. Joseph Anton’s highly empathic textuality is shown to rely heavily on Rushdie’s intertextual exploration of The Moor’s Last Sigh in the memoir. Rushdie's life narrative adds empathetic momentum by means of a very apt use of this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textual allusions, especially to Ernest Hemingway’s theory of literary truth.Item 「燃燈佛授記」系譜之研究I(2012/08-2014/07) 李幸玲本研究計畫規劃為兩年期執行。研究材料以漢譯佛典中的「燃燈佛授記」本生為 主要研究範圍。第一年期的工作偏重在佛典文本的梳理，以及佛典文本創作理論的呈 顯。藉由系譜學方法溯源追索佛典文本中「燃燈佛授記」本生敘事的多元來源，由「互 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論對「燃燈佛授記本生」進行經典文本與圖像系譜式的探溯與 分析。第二年期的工作，主要通過「燃燈佛授記」本生故事與佛教石窟藝術創作之間， 內外雙重互文分析，呈現文本所具有的「互文性」依循「存異」與「求同」的原則， 不斷對本源進行解構，也同時重構出新文本，同時兼具解構與創造的雙重意義。同時 藉助田野調查研究，協助本計畫進行跨文學、哲學及藝術等領域的整合性研究。實際 前住中亞考察新疆龜茲石窟的壁畫、敦煌莫高窟，乃至中國雲岡石窟，實地考察其造 像或壁畫中的「燃燈佛授記本生」，此同一主題卻融合不同本生因緣情節於「異時同構」 的石雕或壁畫又各保有不同細節表現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