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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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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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你的母語不是你的母語： 以臺南地區及北臺灣高中生為例(2023) 盧叔欣; Lu, Shu-Hsin語言是群體社會中彼此溝通最重要的媒介，而母語更是一個族群文化傳承的象徵。自古以來臺灣一直是多元文化的語言社會，在歷經日治時代初期推行國語教育與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以及國民政府時期獨尊華語的教育政策影響，各種本土語言因此面臨瀕危的危機，解嚴之後，在母語復振人士的積極推動下，政府於2001年將本土語言課程正式納入九年一貫的國小部定課程，至今已逾二十年，母語是否有如預期向下扎根，進而傳承延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討。本研究為質性分析法，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臺南地區及北臺灣高中生為受訪對象，以 Skutnabb-Kangas（1984）的母語定義為論文主架構，藉由問卷訪談內容，透過高中生的語言使用現狀，歸納及分析他們現階段對於母語的選擇及定義。研究結果顯示，這群過去在國小階段皆接受本土語言課程，部分在國中階段參與本土語文教育，且為108課綱首屆即將或已經接受部定本土語言課程的高中生其母語認知，與傳統認知中族語及母語的觀念不同，他們對於母語的選擇及定義已趨向多元化，不再是單一的選擇及定義，且與母語定義中的多元理論產生共鳴。本研究期望提供不同的思考面向，做為日後復振各族群母語之教育推廣運動及政策制定的參考，同時亦有拋磚引玉之意，期盼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能繼續投入更深更廣的研究，讓我們的母語不只是一個保存的文化象徵，更期待我們的母語教育有開花結果之時，能夠世世代代繼續傳承下去。Item 日治時期臺南地區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的關係(2021) 李奕樵; Li, Yi-Chiao回顧臺灣的產業發展，糖業是過去重要的產業之一。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進行殖民地式經濟的策略下，新式糖廠的設立加速了糖業的生產量與發展，新式糖廠的設立除了奠定日治時期糖業的發展外，對所在地周遭的市街與聚落有著空間上的連結性與互動。然而，在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相關的研究中，較少研究對臺南地區有所著墨，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成長極理論（growth pole theory）對臺南地區九座新式糖廠與市街發展的關係進行探究與了解。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整理、實地田野調查及訪談等方法，分別探究臺南地區九座新式糖廠的設立歷程及區位、新式糖廠帶來的地方經濟效益、市街聚落的機能分析等層面。在九座新式糖廠的區位部分，原料及水源區位是設廠的必備要素，交通運輸區位未必靠近縱貫鐵路，可以透過其他交通方式與縱貫鐵路連接，勞動力區位則是靠近聚落設廠以確保勞動力來源。在新式糖廠的地方經濟效益部分，新式糖廠大多對所在地區帶來明顯的人口成長、對附近市街也帶來商業活動的效益，但在建成區擴張的部分大多較為有限，由此推測，新式糖廠是作為市街商業腹地的一部分，對市街發展可能只是其中一個影響要素。從行政機能的投入觀點來看，九座新式糖廠附近的市街，除了新營外，大多延續著清領末期已成型的階層等級發展，行政機關的設立也有著慣性效應，多延續自清領時期已有的市街階層作為設立地點的選擇，較無另外開闢新的市街設立行政機關的現象，由此推測，除了新式糖廠帶來的效益外，市街本身能夠發展茁壯，行政機能的投入、市街本身維持其原有的商業機能層級的慣性發展，也是促進市街發展重要的因素。Item 臺南、高雄地區鄭氏時期里名與營鎮、「甲」字地名的形成及變遷(2021) 林泓瑜; Lin, Hong-Yu本研究透過地名的文字結構分析與空間分布，討論位於臺南、高雄地區，在鄭氏時期形成的里名、營鎮地名與「甲」字地名，其地名的起源、空間分布與演變。本研究以《臺灣堡圖》為基礎，再配合相關史料的閱覽、前人研究成果，整理出鄭氏時期對臺的開墾政策，以及在開墾活動之下所衍生的地名。接著，利用疊圖分析呈現各類地名的分布情形，再透過史料、相關研究成果等來解析各類地名的空間分布。 結果顯示，鄭氏時期里的分布可能與人口數量多寡有關。而營鎮地名多分布在里界的外圍人口較少的區域，以避免與居民因土地產生糾紛。「甲」字地名則主要分布在府城周邊的行政區，地名起源隨著空間不同而有差異，府城以南可能主要與鄭氏時期所實施的里甲制或保甲制有關，以北則可能主要與土地面積大小有關，但無論是在府城以南或以北的地區，皆有特殊的案例存在，因此難以用一種說法概括同一地區內的地名起源。 現在依然可以在臺南、高雄地區看到自鄭氏時期留傳至今的地名，里名在現今最常作為行政區名使用，同時也可在道路名或學校名中看到。里名在最初為官方直接命名的行政區名，鄭氏政權滅亡到1920年以前，清代與日治初期持續將里名作為行政區名使用；1920年後，里名作為行政區名的使用數量則不如清代與日治初期。營鎮地名與「甲」字地名現今多以聚落名存在，僅少部分做為行政區名，其中又多屬村里層級，而不管是營鎮地名或「甲」字地名，現今為行政區名的地名，大多在1904年以後就已是行政區名，並延續至今日。Item 臺南陳德聚堂「翰藻生華」匾內容考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6-06-??) 張伯宇; 蔡米虹; Chang, Po-yu; Tsai, Mi-hung懸掛於臺南陳德聚堂的「翰藻生華」匾據傳為康熙朝晚年之物，然觀其款識內容卻發現存有訛誤或未能相互符應的問題。本文使用族譜、傳記、地方志書、古碑匾等史料與相關研究文獻，透過對關係人生平經歷、匾額款識形制、清代考試與職官制度、陳德聚堂沿革等面向的梳理，檢視今日該匾內容所呈現或衍生的若干問題，並嘗試進行考辨。結果顯示，下大埕霞藔陳氏九世裔孫陳焜於康熙五十四年由附生捐貲取得例貢生銜的史證較強，「翰藻生華」匾極可能緣自陳焜取得貢生身分前，在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間中式生員，臺廈道陳璸為其所立，故陳德聚堂於康熙三十二年因陳焜中式而重修之說有待商榷。該匾的款識錯誤至遲出現於日治後期，上款臺灣廈門道冠銜之訛，乃係將乾隆五十三年後臺灣道員加授「按察使」銜的例制錯置於康熙朝；而議敘之異，可能誤仿自他處碑匾；下款癸酉年中貢之說，除家譜記載陳焜的貢生類別未符實外，當是日治昭和八年癸酉歲次陳德聚堂整修完竣，匾額尾款加落重修時間，受到陳焜得中功名與重修宗祠間關連密切的流傳說法影響，以致昭和八年至十五年的某次匾額修繕將之誤植而來。Item 石暘睢（1898-1964）文史調查事業之初探－兼論戰後初期的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謝仕淵; Shih-yuan Hsieh1930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中的史料展覽會，1930年代「臺南市史料館」、「臺南市歷史館」以及延續至戰後的「臺南市立歷史館」均與石暘睢有關。被同好稱為「活字典」的石暘睢之調查事業，或受惠於在臺日人如村上玉吉等的啟發，因此他開始在都市計畫如火如荼開展的臺南市，進行石碑調查，將之保存在今赤崁樓與大南門外等地，並於物件調查時，保留了不同歷史層理中的空間訊息，給予追索從當代回溯日治、清領等階段，地方歷史變遷的重要線索。在皇民化運動的脈絡下，他對肖像、匾聯、神像等進行廣泛的調查，留下重要的文化資產。而其在挖掘李茂春墓與洪夫人墓的工作，也說明了他的文史調查活動，已非純粹的文人雅士之文藝活動，而是具有歷史考古之企圖。石氏的調查活動及其成果，往往也透過博物館或者展覽的型態與社會溝通。戰後，他所推動的被稱為歷史文物展等活動，企圖構建以臺南為主的地方歷史想像，然而，它的在地化途徑，使其所經歷的風景，並非故國河山的視野，恰好也是這條路，保留著我們追尋臺灣博物館發展歷程另一種可能──在殖民現代性與大中國史觀之外。Item 日治時期府城士紳王開運的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國際台灣研究中心, 2010-10-??) 施懿琳; 陳曉怡; Shih, Yi-lin; Chen, Hsiao-yi王開運是日治至戰後台南地區重要士紳。少時除接受日本新式教育，也受到父親王棟的漢學薰陶，是一位跨越新、舊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國語學校畢業後，曾任公學校訓導，其後轉進工商業界，進而跨足政壇。王氏一生雖得意於政商兩界，卻未曾中斷對文藝的喜好；特別是漢詩方面，留下近四百首作品，其中有為數不少屬感憤諷刺，憂時憫己，或托情寓物的言志之作。此外，王開運還是府城重要刊物《三六九小報》的創辦人之一。在其擔任《三六九小報》理事兼編輯期間，不僅為小報撰寫專欄文章，更發表了小說、短劇、滑稽短文等創作，文學表現相當豐富而多元。本文以2009年出版的《王開運全集》為依據，嘗試透過其漢詩和雜文的書寫，觀察這位府城士紳在殖民統治下的自處之道，並且從中拈出憂世情懷及其化解之道，作為本文論述分析的主軸，期望能呈現王開運在士紳名流的光環之下，隱而未顯的生命情調，及其對時代社會的深刻反思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