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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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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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畸形年代下的自我歪曲:埃德蒙·懷特《男孩故事》與《美麗的空屋》中的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同性戀男性氣概
    (2024) 謝遠山; Hsieh, Toyama
    一九八五年,在一場關於他的半自傳小說《男孩故事》(1982)的訪談中,艾德蒙.懷特(Edmund White)談論到他將自己的同性戀主角──即他年輕時的自己──描繪成一個「扭曲」(deformed)的男孩之意圖(McCaffery and Gregory 20)。根據懷特本人的說法,雖然他的部份同性戀讀者們期盼懷特能寫出一個能代表他們的正向榜樣,懷特卻選擇了要寫實地描繪出美國二十世紀中期對於他自己以及他所認識的男同性戀者們之影響,因為對於懷特來說,這段時期是一段扭曲畸形的年代。雖然懷特主要的受眾是男同性戀者,一些當代異性戀評論家也發現懷特的半自傳小說與他們身為男性的經驗產生共鳴(McCaffery and Gregory 20)。並且,正如本研究將論證的,在這段歷史時期中生活過的男性們想必也會感受到這種共鳴,因為懷特的小說與有關男性氣概的當代問題息息相關。綜上所述,分析懷特的小說想必能進一步增進我們對男性與男性氣概之間的關係之理解,因為這些小說顯然地捕捉到了美國二十世紀中後期男性在當代男性氣概影響下的生活體驗之本質。本文的主要分析文本為艾德蒙.懷特的《男孩故事》(1982)以及《美麗的空屋》(1988)。這兩本小說描繪了一位未命名的同性戀敘事者──懷特年輕時的自己──在美國二十世紀中期中的成長故事。受啟發於克萊夫·鮑德溫的文學男性氣概研究方法,本文在第一章中以建立有關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為始。由於當代對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崇尚,二十世紀中期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從眾」(Conformity)的年代。然而,通過對於相關文化史學的考察,會發現這一時期關於男性氣概的諸多定義遠比一般認知的性別角色來得更加複雜且模糊。在第一章建立了本時期男性氣概的相關背景後,本文的第二章將專注於懷特的主角,在他的父母、精神科醫師與同齡男孩們的影響下,習得並內化當代恐同的男性氣概觀念。最後,本文將探討懷特是如何描繪男同性戀者們,在內化了當代男性氣概觀念後,如何在他們與當代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將這些觀念付諸實施。懷特的描寫展現了美國二十世紀中期的男性氣概對於男同性戀者們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們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然而,通過他對於石牆起義(Stonewall Uprising)的描寫,懷特也展示了一種通過相互支持來擺脫男性氣概觀念束縛的潛在途徑。我相信,本文對於懷特小說的分析方式有潛能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男性如何與當代男性氣概思想互動、這些互動所帶來的後果、以及能夠解放男性免於這些男性氣概觀念禁錮的潛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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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在 D.H. 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作用
    (2023) 江沐宏; Chiang, Mu-Hung
    這篇論文探討了D.H.勞倫斯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28年)男主角梅勒斯使用方言作為反抗他所處時代階級分化的手段。論文引用勞倫斯關於語言和階級的觀點,認為梅勒斯使用方言是有意為之,旨在顛覆主流語言規範並表達其作為工人階級成員的身份認同。通過對梅勒斯言語的細緻分析,論文展示了他的方言不僅反映了其社會背景,還反映了他的個人信念和慾望。本論文還探討了小說中其他人物(尤其是查泰萊夫人)如何解讀梅勒斯的方言,以及這種解讀如何反映了 20 世紀早期英國對語言和階級的更廣泛態度。最後,本文探討了社會階級的複雜性,並提出梅勒斯方言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抵抗和自我表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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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吐溫作品中孩童對權威的反應
    (2006) 徐志良; Chih-liang Hsu
    摘要 藉由分析馬克吐溫三個文本:《湯姆‧索亞歷險記》(1876)、《哈克貝里‧芬恩歷險記》(1884-85)、以及《好孩子倒大楣》(1870),本論文旨在檢視作者筆下的模範生與頑童對權威的反應以及呈現由權威操控策略所發展出的教育機制是如何塑造出四種青少年形象。第一章首先呈現《湯姆‧索亞歷險記》與《哈克貝里‧芬恩歷險記》所描述的各種權威,從中除了顯示家庭、教會、學校與社會四種權威如何操控或壓迫孩童,也會將壓迫孩童的方法分成兩種教育機制。第一種教育機制是包含陰柔行為法則的訓誡措施,其中包括控制機制與模範生論述,其目的是用來訓誡孩童,使他們具有責任感。第二種教育機制是包含陽剛行為法則的男孩文化,其目的是為了塑造具有男子氣慨的孩童。以此兩種教育機制為本論文的架構,第二章研究《湯姆‧索亞歷險記》與《好孩子倒大楣》所呈現出兩種願意接受訓誡措施操縱的模範生—席得與賈格。藉由分析他們如何回應權威的束縛以及檢視訓誡措施對其影響,此章節除了呈現作者如何挑戰訓誡措施,也會揭露模範生的服從的假面具。第三章研究《湯姆‧索亞歷險記》與《哈克貝里‧芬恩歷險記》所呈現的頑童—湯姆與哈克。藉由檢視頑童們如何回應權威束縛與檢視男孩陽剛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本章節除了顯示聖彼得堡如何塑造具有男子氣慨的男孩外,也會解釋他們調皮的原因,這些原因可揭露陽剛外表下的真面目。藉由研究馬克吐溫筆下的四個孩童—席得、賈格、湯姆、哈克—本論文最後呈現四種不同青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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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或戀人:論《新世紀福爾摩斯》中的酷兒
    (2017) 陳怜霖; Chen, Lian-lin
    傳統的主流好萊塢電影多半隱含推崇男性氣概和異性戀霸權的影射,然而近代電影探討了其他的可能性: 如同性情誼 (homosociality) 和同性情慾(homoeroticism) 的連結性。過去福爾摩斯的影視作品大多呈現了傳統男性特質和父權價值觀,然而近代改編還呈現了同志酷兒的可能性。本論文聚焦於近代的福爾摩斯改編影視作品,主要探討BBC《新世紀福爾摩斯》中的兩位主角: 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助手約翰·華生之間的男性情誼。兩位主角所展現的同性情誼不同於傳統影視類的朋友情誼,而是有進一步成為同性情侶的僭越性,因此本文旨在探討這兩位主角在影視作品中的酷兒可能性。透過分析影視作品上的傳統男性形象和男性特質,本論文歸結出男性同性社會性中是可能存在同性慾望,兩者不是獨立且無關聯性的。 本論文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章闡述傳統電影中所呈現的男性特質與男性社會性,並介紹因此所衍生的性別/性認同問題。本章接續援引伊娃·可索夫斯基·賽菊寇的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為理論架構,來理解不同時代變遷的同性社會性和同性慾望是具有連結性的。第二章開始探討螢幕中的刻板男性特質與同志形象,並審視近代福爾摩斯改編影視中這些刻板影像如何種變成新的酷兒符號,並擺脫過去負面罪惡的形象成為一種新時代性別的象徵。第三章接續探究《新世紀福爾摩斯》中福爾摩斯與華生所代表的不同男性特質,與他們之間所衍生出的碰撞與改變。最終兩位所展現出的男性同性情誼也許將昇華為具有酷異性的男性情慾。最後,本文歸結出經由展現男性同性社會性與男性同性慾望的連結性,性別/性是具有流動性的,而非單純被異性戀霸權與父系社會所定義的性別/性所綁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