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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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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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包裡的青春物語——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
    (2020) 官力安; Kuan, lee-an
    對現在的學生來說,背著書包去上學,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事情。臺灣人開始有使用書包的共同經驗,是日治時期隨著近代學校的定著而逐漸形成。書包因為具備容器的功能性,形成教育規訓中非透明化的領域,所以在書包那個小小的空間裡面,同時交織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既是傳遞新知識的工具,也是思想交流的橋樑。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為中心,基於使用書包已經成為臺灣人的共同經驗,以及物件為主題的研究有大量的圖像史料,因此本文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全書分為六個篇章,前四章以物質文化的角度,探究不同學制與性別的書包形式、象徵性及意義;後兩章以消費文化的角度,觀察書包商品化與兩種主要的流通情形。 書包的社會生命史,為臺灣的過去訴說了一個以學生為視角的故事,因為容器的特性,在殖民統治之下,為臺灣人留了一塊自我追尋的空間。不論學生使用什麼形式的書包,都意味著近代教育在臺灣的展開,也象徵臺灣人對於新知識與學歷的追尋。同時,從學生的個人經驗可以看到,書包裡面除了裝著課本,也裝著學生對知識的自豪,甚至是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書包訴說著臺灣的政治、教育與社會的變化,也記錄著不同時代裡臺灣人的期待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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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
    (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
      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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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日治時期的宗教與教育之關聯性—以艋舺清水巖祖師廟為中心
    (2015) 吳佳芸; Wu, Chia-Yun
    日本治台五十年,至今都可以看出,不管是生活習慣、抑或是語言,在各方面對於台灣都有所影響。而台灣的西式教育制度,更是在日治時期建立完備的。本論文透過史料的運用,書寫日治初期教育的開端及發展,透過對於台灣人教育制度的確立,重現出當初日治時期治台之初,台灣的教育與宗教的面貌。而本文除了教育以外,更是與宗教連結,其研究中心之清水巖祖師廟,身為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廟宇,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以及當政者的轉移,其受到的影響及改變。其中,尤以日治時期的清水祖師廟做為中心,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與教育之關聯。除了宗教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書寫,也同時回顧了當時對於廟宇發展得資料,從中可以窺探,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是如何被紀錄以及評斷地。藉由總督府的政策以及其相關文獻,爬梳出日治時期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以其再次確定廟宇對於教育的貢獻、並且再次驗證其重要性。筆者期望透過教育與宗教的結合研究,作為一個新的視角,且提供研究清水祖師廟一個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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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空越境,國族療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3-12-??) 楊雅惠; Yang, Ya-hui
    本文探討日治初始臺灣古典詩人梁子嘉《日東遊草》的旅行敘述。其詩對於日本的港市風光、歷史文明,多所著墨——無論抒情想像與審美觀照,或詠史感時而微言批判,從中,我們都可考察漢文化圈中的古典詩人對東亞新帝國日本,在文化上的辨異與認同、在情感上的憧憬與迷離。其越境旅行時間在於中日甲午戰後、臺灣乙未之變的隔年,更突顯了國族療傷的行動意義。因此我們兼而思索:梁子嘉之異地遊歷,與守在臺灣的棄地遺民、內渡避亂的流亡移民,在地理意象、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上有何異同?梁子嘉又如何藉由越境之旅,省思日本與中國、臺灣的糾葛關係,以對於挫敗的國族傷痕進行療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