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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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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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船難糾紛與殖民地臺灣原住民的懲治以1903年班傑明修厄爾號(Benjamin Sewall)事件為中心(2015) 陳偉欽; Chen, Wei-Chin1903年10月5日，在臺灣南部海域遭遇強烈颱風襲擊的班傑明休厄爾號逃生小艇於紅頭嶼 (今蘭嶼)靠岸。根據倖存者的證詞，逃生小艇中的11名船員，有7名船員因為島上達悟族人的劫掠行為而溺斃死亡，這起以美國為主的多國籍船員的船難事件，隨即引起美日兩國官方的高度關注，美國國務院期望臺灣總督府負起水難救護的國際義務，並執行有效力的懲治行動。此次遭難的場域、疑凶與受害者，性質類似於1867年羅發號事件，日本政府在面對美國官方的究責與善後處置的交涉，表現出不同於中國的積極統治理性。從班傑明休厄爾號梯航兩大洋間，津渡於歐美亞澳四大洲的航程記錄見微知著出，隨著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後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飛剪式帆船」製船技術達到成熟，使美國往來於東西太平洋海域的帆船貿易更加勃興，班傑明休厄爾號在此背景下往來於東亞海域，最終不幸沉冥於航程要路的島國南端。 以往在統治者眼中性情馴良的達悟族人，以及部落中畏懼鬼魂詛咒的禁忌文化，使其鮮少肇生致人於死的犯行。由於無法從達悟族人傳統的歲時祭儀中發掘出船難衝突的原因，面對倖存者所指控的劫掠犯行，應該歸咎於島嶼經濟資源的匱乏，所發展而來的掠奪、拾取遭難船隻與漂流物的原鄉習慣。日本官方懲膺達悟族番人行動結束後，臺灣總督府並未顯著改變施行於紅頭嶼的統治方針，紅頭嶼相對其他本島蕃地近代化的過程仍然極為緩慢。直至達悟族人因為被做為商品展示的代價，與紅頭嶼海域的漁業資源被發掘，紅頭嶼的近代化才逐漸開展。然而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日益加增，也對達悟族部落執引入外來致命疾病，導致人口銳減的負面影響。Item 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2016) 田騏嘉; Tien, Chi-Chia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日本，如何透過理蕃政策、土地調查等手段控制蘭嶼的土地與達悟族（日治時期稱「Yami」），以及日治時期所制定的土地相關法規、土地利用方式如何延續至戰後，並隨著時局鉅變進而成為蘭嶼土地大量流失的源頭。有關蘭嶼的先行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歷史學相對缺乏；探討蘭嶼土地問題的研究亦多以戰後為時間斷限，然而筆者爬梳日治時期的史料文獻後，發覺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源頭就在日治時期。 在大航海時代展開前，蘭嶼達悟族和語言、文化相近的巴丹群島Ivatan人交流最為頻繁，即使兩地於三百多年前因紛爭導致交流停滯，而臺灣陸續受到荷蘭、西班牙、鄭氏與清帝國的統治，蘭嶼依舊處於遺世獨立的狀態。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清帝國施行開山撫番政策，蘭嶼也在1877年被象徵性地納入清帝國版圖，並由恆春縣管轄，而此舉即為1895年蘭嶼被劃入日本帝國領土的關鍵。 日本帝國是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由於沒有前朝相關施政紀錄可沿襲或參考，便在1897年先派出探險隊調查蘭嶼（紅頭嶼）自然環境、物產及族群等，發現蘭嶼對日本無多少殖產之利，加上地處偏遠、蕃情穩定，所以在1908年由派出所改制為駐在所、1909年由蕃地轉為普通行政區，官方對蘭嶼的理蕃脈絡皆異於其他臺灣原住民族，而自成一格。 本研究發現臺灣總督府從未明令將蘭嶼設為人類學保留地而放棄開發，且官方在各時期對蘭嶼的開發不曾停滯，並因應時勢改變對蘭嶼殖產的需求。臺灣總督府所制定的高砂族保留地制度，雖然未在日治時期造成顯著影響，但卻因戰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情勢變化下，使得蘭嶼轉為安置龐大軍需人口與重刑犯的地方。戰後國民政府承襲自高砂族保留地的山地保留地制度，雖然原意是為維護原住民生計，卻允許公家機關及各級學校經呈准後使用保留地，在國家需求與國家特權相互交織下，使日治時期的法令條文轉為大量蘭嶼土地「流失」的關鍵。 本研究分析蘭嶼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根源及現今面臨的土地爭議，發現若只分析戰後的法規和現象無法了解問題癥結，因山地保留地的「原型」即承襲自日治時期的高砂族保留地。因此若要解開部落之於國家、傳統領域之於國土間的矛盾與紛爭，就必須探討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方能找到現今蘭嶼土地爭議的脈絡與源頭。Item 從「巴丹文化圈」到「帝國版圖圈」的蘭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田騏嘉; Chi-chia Tien目前有關蘭嶼、Tao的學術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等為主流，時間斷限則以二戰後（1945年以後）為主，歷史學、1945年以前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另一方面，自日治時期起已有學者提出蘭嶼Tao與巴丹島Ivatan關係密切的證據，至近年來隨著兩地交流愈趨頻繁，回溯或建構跨境族群的區域研究亦漸興盛。職是之故，本文欲從另一角度探討原與巴丹島交流頻繁的蘭嶼，如何轉變為現今對於蘭嶼隸屬臺灣的普遍認知。自大航海時代展開後，各國探險家順著黑潮「發現」臺灣及蘭嶼，直至荷西時期開始出現「征討」Tao的文獻紀錄，接續的政權－清帝國對蘭嶼則僅止於有名無實的統治，直至1805年日本接收臺灣，蘭嶼才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統治下附屬於臺灣的島嶼。此外，Tao是以口傳傳承歷史與經驗的族群，然而自文字發明以來，歷史書寫多掌控在握有文字與權力的族群手中，因此本文嘗試使用Tao的口傳神話及來自外族的文獻紀錄，如《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記》、清代方志、西方探險家遊記與研究、日治時期相關研究及各時期地圖等，建構文化與語言和巴丹島Ivatan相似，本不屬於臺灣的蘭嶼及Tao，如何從「巴丹文化圈」被劃入「帝國版圖圈」，進而成為「臺灣」一部分的過程。Item 蘭嶼椰油村雅美族人儀式性漁撈活動之漁場利用型態(地理學系, 1991-03-??) 張燦穩This paper, written from the geographical viewpoint of man-environmental relations and based on data obtained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ims to analyze the ritual fishing practice of the Yami of Yayu village, together with it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Until 1956, the villagers, controlled by shamanistic beliefs and taboos, only caught flying fish by torchlight fishing using large boats.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aboos and shamanism, the fishing technique itself, and the promptings of heroism and glory between fishing groups,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of food, social relations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meant that their time usage of the fishing grounds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spatial usage of fishing grounds by large boats carrying out torchlight fishing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habits of the flying fish and the fishing ground territorial system between villages. During the flying fish fishing period another method was used, catching dolphinfish using troll lines strung out from small boats. The influence of taboos and shamanism, together with the fishing method and the habits of the dolphinfish, meant that the time usage of the fishing grounds by small boats trolling for dolphin-fish was also severely restricted. Spatial usage tended to be influenced more by the boat equipment and the ecology of the fishing ground. In the period 1956-1980, as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increased and changes occurred in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Yami, changes also took place in their fishing practice. The introduce-tion of new fishing methods altered th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of fishing groups, as well as bringing changes in the time and spatial usage of flying fish fishing grounds. The times at which these fishing methods could be used were still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various taboos. Since 198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rigines policy, powered fishing boats have taken the place of tradi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