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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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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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英中翻譯逆向遷移現象之分析(2024) 蔡茜伃; Tsai, Chien-Yu跨語言影響（Cross Linguistic Influence, CLI）是指某語言影響另一個語言產出，可橫跨不同的語言子系統，也稱為遷移。而翻譯需具備兩種以上的語言能力，熟稔不同語言的轉換遷移方式，因此廣泛應用在語言習得的跨語言影響理論，應能提供翻譯學習研究脈絡。然而過去鮮少將此理論應用於翻譯研究，更少聚焦翻譯逆向遷移的討論，故本研究探討非母語源語對學生母語為譯入語的逆向遷移影響，分成詞彙及篇章兩個面向，透過討論語言表徵遷移軌跡，進一步解釋特定語言差異造成翻譯學習困難之處。詞彙研究部份，採用詞彙語言學四種詞彙意義分類；篇章研究部份，從功能語法討論語言類型開始，輔以過去中文功能篇章語法研究基礎，再依系統功能語法的篇章結構性及非結構性資源，探討中英差異及遷移造成的譯文問題，同時對應多語習得相關研究，主要發現如下：首先，標意詞目學習固化遷移造成學生翻譯詞彙的困難，從真正讀懂文字到翻譯都可能受過去學習習慣影響，學生常忽略英文詞彙的「概念」，僅擷取中文詞目表徵解釋，以中文意合的方式閱讀英文，更將詞目遷移譯入不適合的目標語語境。結合過去多語詞彙實驗所推演的詞彙存取模式，本研究推論有四種可能的翻譯詞彙存取路徑。第二，學生譯文的篇章發展明顯將英文的篇章銜接邏輯遷移到中文篇章發展中，以英文句子為翻譯單位，照原文的謀篇方式書寫中文，如將原文指代和連接遷移到中文篇章，有時候還會額外添加原文沒有的指代和連接詞語，將英文主謂的概念遷移到中文。此外，中文的詞彙語義會影響篇章，英文結構影響用字的遷移情況，如「be動詞」翻譯成「是…的」或「…的是」中文強調句，會造成中英文篇章不對等問題。從遷移的角度觀察，學生理解英文時，常以中文理解篇章的方式閱讀，此現象為母語順向遷移；反之產出譯文時，卻又受到源語詞彙及篇章影響，產生逆向遷移現象。由此可見，遷移並不是固定、單向發展，若要更深入了解跨語言影響，也要了解第二語對第一語造成的影響。此外，考量詞彙及篇章知識涉及諸多層面，語言學習時所訓練的詞彙提取使用方式會造成翻譯用詞難解及轉換固化，翻譯學習應由下而上，加深詞彙概念廣度與深度，也應由上而下學習語言結構及背景文化差異之處。翻譯教學應用上，應納入中英篇章邏輯及轉換概念，讓學生更了解語言結構不同之處，提升語言後設認知覺識。Item 翻譯研究所學生使用機器翻譯之意圖與接受度初探—以全臺翻譯研究所學生為例(2022) 唐瑄; Tang, Hsuan近年來機器翻譯與類神經技術的結合與發展，在翻譯產業掀起了一陣波瀾，改變了翻譯產業的生態及譯者工作的模式。鑑於機器翻譯與譯者工作的連結愈來愈緊密，產業的相關需求也不斷提升（Slator, 2021; DePalma et al., 2021），許多翻譯學者（Mellinger, 2017）紛紛呼籲，翻譯教育應納入翻譯科技能力的相關訓練，以確保學生在未來自動化科技發展的浪潮下，仍能維持專業譯者的市場競爭力。本研究以全臺九所授予翻譯碩士學位學校之學生為研究對象，以Davis（1989）提出之科技接受度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為基礎，結合過去相關研究實證之外部變項，採問卷調查法並結合半結構式訪談，初探目前翻譯人才的機器翻譯使用與接受度現況，並試圖探討影響學生機器翻譯使用與接受度的關鍵因素，分析當前各大翻譯學校（碩士學位層級）提供的訓練如何影響學生的機器翻譯使用與態度。 本研究問卷於2021年10月至11月進行發放，共回收79份有效問卷，並自問卷受訪者中選擇10位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資料經統計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 高達98.73%的受訪學生具有機器翻譯使用經驗。 （二） 受訪學生的機器翻譯使用意圖（即接受度）非常高。 （三） 知覺有用為影響受訪學生機器翻譯接受度的關鍵因素，而知覺有用又顯著受知覺易用、工作關聯等外部變項影響。 （四） 信任及對機器翻譯的恐懼會接影響受訪學生的機器翻譯使用意圖。 （五） 機器翻譯相關教課程對受訪學生的機器翻譯接受度無正向影響，惟具備電腦輔助翻譯工具訓練經驗者，機器翻譯接受度則顯著高於其餘受訪者。研究結果顯示，全臺翻譯相關系所（碩士層級）學生的機器翻譯使用頻率與接受度皆非常高，而科技接受度模型也驗證了許多影響其接受度高低的關鍵因素，針對目前全臺翻譯相關系所（碩士層級）開設之機器翻譯相關課程所面臨的侷限，提供了實質建議與未來發展方向。Item 跨文化溝通教學：以英中翻譯課程為例(2020) 陳立書; Li-Shu Frank Chen身處在多元文化的現今社會，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許多機會，面臨到不同的溝通語境，以及和自身文化背景相異的人溝通。為了避免人際間不必要的衝突，並且能達到預期的溝通效果，現代人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便顯得格外重要。跨文化溝通能力包含三項要素：知識、動機和技巧。跨文化傳播教育旨在提升學習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而不同跨文化溝通教學課程，其焦點及教材內容也不盡相同。 本教學研究以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為教學理論基礎，溝通式翻譯教學為教學方法，討論如何循序漸進增進學習者之跨文化溝通能力。本研究執行場域為台灣北部某知名私立大學英文系四年級學生，兩個班級共計三十七人。本研究可能為台灣首篇實徵研究(empirical study)論文，以翻譯教學提升學習者之跨文化溝通能力。 本教學一開始側重提升學習者文化意識，透過翻譯語域及文本類型概念，從各式文本中覺察語言及非語言的變化，奠基學習者跨文化溝通語境知識及技巧；其後，教學內容放入翻譯目的論及文本分析，除了延續培養文化意識之外，更藉由不同的翻譯練習、討論影響跨文化溝通過程的各式變因，例如對象、目的、場域、時間以及傳播媒介等，增進學習者跨文化敏感度；除了教學內容之外，本研究執行溝通式翻譯教學法，旨在提供各式擬真的跨文化溝通語境，除了能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同時在過程中與同儕及師生互動，並且透過不同的翻譯任務練習，達到跨文化溝通的學習目標。 本研究從多元管道蒐集研究資料，其中包含學生翻譯作品、期末訪談、課堂紀錄、教師手札紀錄及文獻引述的方式，以溝通民族誌作為研究取徑，觀察學習者跨文化溝通能力變化。本研究民族誌共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從教師觀點出發，說明翻譯教學如何逐步融合於跨文化溝通教學，同時也記錄翻譯教學如何提升學生之跨文化溝通能力；再者，從學習者角度來看本教學課程如何增進跨文化溝通能力、學習過程的各式困難以及對於未來教學上的建議。 本研究最後討論此課程未來可改善之處，包括了增加影片字幕翻譯的教學比例，以及課堂可多些比重強調傳播媒介的討論；除此之外，本研究最後也延伸討論語內翻譯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可能性，以及建議翻譯與跨文化溝通教學課程，應置放在博雅教育相關學程或計畫當中，讓一般大專院校學生能藉由這樣的跨學科整合課程，提升其跨文化溝通能力。Item 功能論暨社會建構論應用於大學翻譯教學之紮根理論研究(2014) 歐冠宇; Kuan-yu Ou近廿年來譯者訓練及翻譯教學日益興盛，台灣除了翻譯系所接連成立，為數眾多的各大學英文系更廣設（中英）翻譯相關課程，然而不少學者均指出國內翻譯教學成效不彰（主要指大學部翻譯課）。其原因除了學生的外語能力不足之外，教學目的、內涵、教法及教材亦是癥結所在。以目的而言，大學部翻譯課主要仍偏重語言教學，將翻譯視為強化外語的工具，亦即所謂的「教學翻譯」(pedagogical translation)或「語言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Language Skill)，其性質與功能幾乎與英文閱讀及作文課程無異；內涵上也僅著重中英文字表面的轉換對應，忽略了對翻譯更具影響力的文本外因素；教法上大多仍採老師對學生單向傳輸的傳統講述教學，學生的學習缺乏互動及主動；教材則多侷限於單句練習、新聞段落或文學篇章，難以反映出翻譯實務的真實性及多樣化。這些在在顯示大學部翻譯教學未能著眼於培養學生將來實際從事翻譯工作之能力。 綜觀國內外翻譯教學相關文獻，德國功能論(German functionalism)翻譯學派及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為兩大頗受重視的新興學說。以德國翻譯學者萊斯、弗米爾及諾德為首的功能翻譯學派向來主張以翻譯之目的與功能做為翻譯實務及譯者訓練的指導方針；同時也提倡將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翻譯導向之文本分析應用於翻譯教學。源自俄國心理學家維考斯基的社會建構論則強調知識的形成和內化是學習者與他人和環境的互動而來，深受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影響；美國翻譯學者吉拉里曾歸納出社會建構論的教學特性，如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互動合作式學習、真實情境及材料、多元現實及觀點、鷹架支持等，並將之實施於德國高等教育的翻譯課堂，頗有成效。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具備了修正及彌補國內大學部翻譯課偏失與不足的潛力，然而相關的實徵研究（尤其針對台灣的大學部翻譯教學情境）卻極為匱乏。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功能論為教學內涵，以社會建構論為教學方法，並以功能論及建構論皆強調的真實及擬真稿件為教材，設計出一適合大學生程度的「專業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實施於台灣北部某著名私立大學英文系之某班30人的大四翻譯課，並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質性研究方法進行大量的資料蒐集及系統性的編碼分析，探究學生的學習歷程、互動合作、成長收穫及學習感受，並給予教學實施上的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習歷程方面，學生在學習功能論觀念時會有困惑、啟發、受限及質疑四類現象；在接受社會建構論教學方法的過程中則會出現混亂期、探索期、停滯期、成形期及成熟期五個階段。在互動合作上，學生的小組關係可歸納成和諧互惠、一人獨裁、亦敵亦友及表面敷衍四種類型。在成長收穫方面，本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之翻譯教學對學生具有「賦權」(empowerment)作用，其內涵則包括了譯者認同、合譯關係、專業能力、自主能力及學習動機五個面向。同時也發現功能論及社會建構論合併實施具有互補作用及加乘效果。本研究除就上述結果提出教學建議細節，亦針對功能論各觀念的部分名稱、定義及分類加以修改，並就社會建構論教學法各項元素在掌控權、時間、專業、資源及同理心方面進一步論述。Item 大學翻譯教學建構式評量之研究(2017) 彭家洋; Peng, Jia-Yang三十年來，隨著翻譯專業人才的需求大增，台灣的翻譯教學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各大學相繼成立翻譯系所，英語相關科系紛紛開設翻譯課程，顯見翻譯教學逐漸獲得重視。課堂評量（classroom assessment）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可檢驗教學成效，亦可協助教師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由於課堂評量與課程設計密切相關，取決於不同的課程目標和教學內容，加上學生的語言能力各異，評量的形式和方法也各具特色。翻譯較其他語言能力訓練的課程特殊，涉及兩種語言的轉換能力，課堂活動以實作演練為主。翻譯也需考慮文本功能、溝通目的和讀者期待等因素，但部分翻譯課程的評量為檢測學生的語言能力，在文本選擇和活動設計上都偏離翻譯的本質，無法反映翻譯實務所需的技巧，更缺乏客觀可信的評量標準，這些翻譯評量相關議題都有待進一步的檢視探究。 在研究方面，由於翻譯教學的重要性增加，研究的主題漸趨豐富多元，在教學方法、學習型態、課程設計等方面都取得可觀的成績；翻譯評量的研究多數集中在評量標準、評分方法和錯誤分析等主題，以學生的翻譯作品為研究對象，內容傾向教師的教學經驗分享，關於評量的設計、形式、方法以及與教學的關係等主題的文獻相對較少，本研究希望能填補這方面的空缺，以國內的大學翻譯教師為研究對象，並採用問卷調查、訪談、課堂觀察等方法蒐集資料，針對不同類型的資料進行量化和質性的分析，希望客觀呈現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提出評量的分析和改進的建議，也做為翻譯教學和研究的參考文獻。 本研究以「建構論」（constructivism）為理論基礎，探討國內現行的大學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以檢視評量是否符合建構論的教學和評量原則，也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營造合作學習的環境，讓學生經由互動和討論完成翻譯任務，並提供必要的指導，協助學生建構翻譯的知識和技能；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透過訪談等資料的蒐集，分析評量的工具、方法、實施的過程和問題，討論教師能否從評量的結果中，了解學生翻譯學習和實作（知識建構）的過程，並調整下個階段的教 學方法，以提升教學和學習的成效。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大學翻譯教師的評量實務符合建構論的教學原則。在練習文本的蒐集方面，多數教師選擇結構完整的真實文本，或專業譯者實際翻譯的文本，並要求學生經由角色扮演的活動，合作完成篇章翻譯的任務；教師規劃的課堂活動包括實作練習、譯文分享和譯文改正等，讓學生經由互動和討論完成作業，相互觀摩和評論彼此的譯文，共同協商翻譯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並從中反思自己的翻譯過程；在作業檢討方面，教師以「合作學習」為原則，運用師生問答、分組討論、分組報告、同儕互評和檢討授權等多種方式檢討作業，教師可挪用學生的意見，在小組討論或報告時提供鷹架支持，在學生習得基礎的知識和技能時，授權給學生主導檢討的活動，達成自主學習的目標。 在建構論的評量原則方面，部分教師的評量符合信實度的「可信性」原則，教師可透過師生問答、分組討論、課堂練習等，長期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並持續觀察學生的表現；教師也安排數週的協同教學，邀請專業譯者到課堂授課，並與學生進行晤談，讓學生理解作業批閱的訊息，並提供學習上的指導和建議。至於建構式評量的另一原則－真實性，教師選擇真實的文本做為評量素材，也將實務工作融入評量活動中，因此評量可培養學生職場所需的知識、技巧和其他相關能力。另一方面，教師的評量普遍未能符合信實度的「可轉移性」、「可靠性」和「可確認性」原則，教師未能詳實記錄評量的情境，也未考慮評量在其他情境是否適用，教師未能記錄評量的情境和過程，無法證明評量在其他情境是否適用，以及評量的結果是否一致；對於評量資料的來源，教師未寫成書面的記錄，因此無從得知教師對於評量資料的詮釋，也無法判斷訊息的詮釋能否符合整體的評量結果。Item 筆譯產業特性研究(中華民國翻譯學學會, 2012-10-01) 林俊宏; 陳子瑋傳統筆譯相關研究對於筆譯的產業特性甚少著墨，一般將翻譯視為專業服務業，但就市場現況而言，翻譯產業所涵括的範圍極廣，造成界定困難，人人心中各有定見，難以聚焦討論，也有礙於後續研究進行。為此，本文提出「翻譯是服務業還是製造業?」的研究議題，由傳統對服務業的定義出發，檢討翻譯作為服務業的特質，並正視其中製造業的成份，探討所帶來的挑戰與對於人才培育的意涵。本研究採用產業研究理論及研究方法，根據服務業四大特性 (IHIP) 架構，分析當前筆譯市場各項活動之產業本質及特性，並探討各項產業特性對於譯者、翻譯企業、翻譯教學乃至整體翻譯產業之影響，就筆譯市場「類製造業」及「類服務業」兩大區塊加以討論。Item 結合實習的翻譯教學計畫(中華民國翻譯學學會, 2002-12-01) 賴慈芸國內英（外）文系學生畢業之後所從事的行業，許多都與翻譯有程度不等的關係。真接與翻譯相關的工作包括報社、電視新聞、雜誌的編譯工作、出版社的編輯或翻譯、電視電影的字幕翻譯、語言教材的翻譯等等。間接與翻譯相關的就更多了，包括秘書工作中所需的書信翻譯、文案、簡報、資料翻譯等等。因此，翻譯是英語文學系非常實用的課程之一。但在大學部的筆譯課程中，受限於班級規模、時間、語言程度等等因素，學生接觸實際翻譯市場的機會不多。因此，筆者設計了一套結合實習的翻譯教學計畫，提供給大四有興趣的學生，讓他們在大學最後一年有機會接觸實際的業者，了解翻譯這個行業的需求與挑戰，作為將來就業或繼續求學的參考。本文為八十九學年度實習經驗的報告，重點在於進行的流程、困難、學生的反應，建議等等，作為日後翻譯教師進行類似計畫的參考。 參與計畫的是銘傳大學應用英語系大四學生共二十人。參與學生都在大二修過一學期必修的「翻譯入門」，大三修過一學年選修的「筆譯」課程。這二十名學生分為五組，其中三組各為經典傳訊出版公司翻譯一本書，其餘兩組則分別為春暉電影台和公共電視翻譯影片。Item 大學生翻譯學習型態與其翻譯能力關係之探討(2009/08-2010/07) 廖柏森國內翻譯教學的成效往往未能盡如人意，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學生的翻譯學習 型態(translation learning styles)未能配合翻譯學科的特性和教師的教學方式，導致其 學習行為缺乏效率。Robinson(2007)從學習者的角度檢視譯者的養成過程，論證譯 者的學習型態可影響其譯作表現。他主張(1)學習者應有意識地察覺自己的學習上 的長處，進而調整學習環境來強化這些長處，包括察覺自己身為譯者的效能；(2) 學 習者應擴展自己學習型態的可能性。過去也有許多學科將學習型態整合至課堂教學 的實徵研究皆證明其結果相當正面(Felder & Silverman, 1988; Reid,1987, 1995; Sabry & Baldwin,2003 )，可見學習型態在學習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目 前翻譯教學的研究都集中在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上，對於學生學習翻譯型態的研究 則完全闕如，需要進一步探究。因此本計畫擬兼採量性和質性研究方法，首先採用 問卷調查大學生的翻譯學習型態，透過預試(pilot study)和統計方法確保量表工具的 信度、計算學生對於問卷的回應以及學習型態和翻譯能力兩變項間的相關性。之後 再進行質性的焦點團體訪談，邀請學習翻譯高成就和低成就學生就其學習型態和情 境交換意見，可補充和深化量性問卷結果不足之處，並提高本計畫的效度。本計畫 的結果應可闡明翻譯學習型態與翻譯能力之間的關係，了解哪些學習型態有助於學 習筆譯，進而協助學生發展適當的學習方式來增進學習效能。並建議教師如何在課 堂上配合學生學習型態來提供適切的翻譯教材教法，以提升教學成果。Item 全球化下的翻譯研究所(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2014-01-01) 陳立書; 廖柏森Item 大學生翻譯學習型態與其翻譯能力之關係(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1-09-01) 廖柏森國內翻譯教學的成效往往未能盡如人意，其中一個可能原因在於學生的翻譯學習型態（translation learning styles）未能契合翻譯學科的特性和教師的教學方式，導致其學習行為缺乏效率。不過目前翻譯教學的研究多集中在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上，對於學生學習翻譯型態的研究則完全闕如，也不確定學生的翻譯學習型態是否會影響其翻譯能力。因此本研究旨在設計一份「翻譯學習型態」問卷，先透過專家評定和學生預試（ pilot test）確保該問卷量表的信效度，接著針對三所國立大學共120名修習翻譯課的學生進行施測。收回問卷後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如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計算，了解全體學生在各種翻譯學習型態上的傾向。再以學生的學期成績與其學習型態執行Pearson積差相關性統計，檢視學生的翻譯學習型態與其翻譯能力之間的關係。最後以學生成績的前25%和後25%區分為高成就和低成就兩組與其學習型態做獨立樣本t 檢定，探究筆譯高低成就與其學習型態間是否具顯著性差異。研究結果希望有助闡明翻譯學習型態與翻譯能力之間的關係，增進翻譯教師對於學生學習筆譯過程的理解，在教學上也可協助學生有意識地認識自己的學習型態，以擴大其學習效能和增進翻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