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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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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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遇謂之命—《荀子》命論思想研究
    (2023) 蕭惟双; Hsiao, Wei-Shuang
    關於荀子的命論研究,學界多偏重闡發其「天人」關係,並將命視為「概念」或「定義」來看待。這種取徑,雖然有助釐清荀子與先儒間天人觀之別,容易建立「命」的討論支點。但也因為太重視天人闡釋,恐不能宏觀《荀子》對先儒「命」的承繼與真義。特別是當我們留意到荀子「節遇謂之命」與具有「正名」以「正政」的特點,便不難發現,「命」除去天人關係的討論外,尚隱含其對先儒命觀的承繼與為政層面的關注。因此,為了突破學界研究的限制,彰顯荀子命觀背後的主體形塑歷程。本論文將從「正名」與「積善成聖的個體完成」兩面向進行詮釋。一方面藉「節」、「遇」凸顯荀子在天道、人道的闡釋,以深觀其針對沒落之世斬截而出的「歷史典範」新銓。另一方面,將荀子的「命」視為由「自我價值意識的挑戰與建構」的觸發點,以深探用仕效驗的形成。以此兩種詮釋來建構本論文,不僅不會排除過去的研究成果,反而還能帶領我們進一步看到荀子對先儒命觀的繼承與開創,更能涵括為學意義、義利關係、人格境界等層面的討論。更關鍵的是,當我們將「命」與「自我價值意識」相連,便順勢帶出個體的價值認同,以及其實踐行動所代表「儒者之所以為儒者」的身份意義與價值。是以,透過以上梳理,個體也就能夠有機會從原先「以為神」的昏昧狀態,逐步轉化至積善成德的「義榮」境界。個體的自我價值認同,與「制天命而用」的事功行動,也正在這樣的轉化下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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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與董仲舒的名實論研究
    (2020) 曹律麟; Chou, Lot-Lon
    戰國時期興起了圍繞「名」、「實」關係的探討與論辯。先秦自有「名」的禮儀與文化傳統,而孔子在春秋時期提出了「正名」,名實論議題則興盛於戰國時期。戰國名實論主要有墨辯與名辯、《老子》與《莊子》、黃老道家的「刑名」,以及《韓非子》的循名責實。名實論議題延續至西漢前期,主要有《淮南子》的黃老「刑名」,以及《春秋》「正名」。 荀子與董仲舒參與了名實論的探討,他們各自透過《荀子》〈正名〉與《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實性〉闡述名實論。他們有回應戰國的名實論者,也有透過名實論批評性善論的特徵。不過,他們的學術思想有明顯的差異。 荀子透過「後王之成名」,批評戰國名實論違反常識經驗與忽略歷史、制度與社會風俗習慣的由來。荀子主張「王者之制名」,期望王者維護常識經驗的原則,兼顧採納歷史、制度與社會風俗的依據,並重新建立「名」的體制典範。荀子從違反常識經驗與歷史的角度,批評性善論無法表達透過聖王禮義「化性起偽」的內涵。 董仲舒主張「名號」是「聖人」闡述超越經驗的「天意」,而結合具體意義與象徵意義的產物。「名號」本身具有後世值得效法的價值,也具有規範與批評現實政治的功能。董仲舒透過「性」的「名」與王者的「號」,批評性善論忽略了歷史的「聖人」在命名之初所賦予的王者教化意義。 荀子與董仲舒既有部分延續孔子「正名」的地方,也有與《春秋》「正名」一致的構想。在維護「名」的歷史與制度依據上,荀子與《左傳》一致。在推崇「名」背後的義理與批評褒貶上,董仲舒與《公羊傳》一致。 荀子與董仲舒在學術思想上的差異,說明他們是儒家內部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並先後因應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前期的歷史環境,而各自回應時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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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者與庶民的漢籍學習指南.路徑.方法
    (2010/8-2013/7) 金培懿
    漢學者與庶民的漢籍學習指南.路徑.方法 -江戶時代漢學入門書研究 江戶時代堪稱日本漢學的巔峰造極時代,然無論漢籍的學習如何普及,漢學素養如 何深厚,對江戶人而言,漢籍乃是以漢文這一「外文」所寫成的典籍,必當有其特殊之 學習法。本計畫擬針對江戶時代各家派的代表性漢學者,如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林述 齋、貝原益軒、佐藤一齋、古賀侗庵、江村北海、市野迷庵等,傾其畢生蘊積之漢籍學 習經驗,而為漢學初學者所撰寫而成的,範圍遍及儒學思想、史學、詩文的學習入門書 為主要研究對象。再輔以寬政改革以還,於江戶後期的天明6 年(1786)所出版的,為一 般江戶庶民(町人)所編纂成套的劃時代漢籍學習參考書-《經典余師》為研究對照組, 考察探討漢學者與庶民之間的漢籍學習指南.路徑.方法,在教材選擇、學習方法、教 授目標、出版文化、傳媒形式與其所涵育出的文化素養,乃至其對漢籍或漢學所抱持的 態度等,究竟有何異同?以及由各種學習法可看出中國典籍在日本的傳播途徑為何?造 成何種文化效應?並藉由探討知識階層與庶民階層之間漢籍、漢學學習教育的差異,繼 而思考其彼此之間諸如生活、文化、思想、價值觀的同調異趣為何?以及各家派、各學 者之各種獨特漢籍、漢學學習法,在成熟發展並推廣普及化後,又為其各自所屬的階層 帶來何種學問、生活、觀念乃至生命上的變化,進而帶動何種傳統與學問的革新?又與 明治以還的近代日本,乃至現今日本的漢文教育有何關聯性或因果關係?本計畫透過對 此一系列問題的考察與探究,試圖勾勒出近世到近代日本的漢籍、漢學學習實況,以為 今日吾人在重新檢討日本漢文教育之可能發展的思考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