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News
Browse
8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桃園「戰南北」的地方意義：區域化的探究(2022) 王宜婷; Wang, Yi-Ting本文利用新區域地理學的觀點，探討桃園市會劃分出南北的原因，且針對宗教、政治、教育等不同面向，梳理南北桃園是如何影響這三個面向，歸納出「戰南北」對桃園居民的影響。以文獻分析為研究方法，整理桃園相關文獻資料，找出桃園劃分原因和影響面向。由於桃園「戰南北」的議題存在非常久，主要會分成南北桃園的原因為族群，從清領時期大量的漢人移入開墾，閩南人主要聚集在北桃園，而客家人聚集在南桃園，直到日治時期做了人口統計，發現桃園呈現出「北閩南客」的現象，因此，在重新劃分行政區界時，即依據族群分布而設立桃園郡、中壢郡和大溪郡。根據族群分布桃園被劃分成以桃園區為核心的北桃園，其中包含八德區、大園區、大溪區、蘆竹區、龜山區六個行政區 ; 以中壢區為核心的南桃園，包含平鎮區、龍潭區、楊梅區、新屋區、觀音區六個行政區。本文探討土地公廟和伯公廟的分布，因伯公是客家人對土地公的稱呼，藉由名稱的差異，觀察出伯公廟多分布於南桃園地區，驗證桃園呈現「北閩南客」，且在土地公廟的分布上，也有南北區域化。在早期閩客械鬥多，加上族群認同，導致南北區界劃分明顯，也顯現在桃園的政治上，當時為了平衡兩方族群的勢力和避免紛爭，所以在第一屆縣長選舉過後，有了不成文的南北輪替傳統，每兩屆會換另一區域的人當縣長，而議長會由與縣長不同區域的人出任，以達到南北發展均衡，此傳統維持了近五十年之久，使桃園人的南北意識深植於心。在教育上，由於桃園高中與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這兩所高中的入學成績相近，所以探討入學的學生來源，發現位在北桃園的桃園高中，學生主要來自於北桃園地區，而位在南桃園的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學生來自南桃園的比例較高，主要與桃園的交通路網分成南北兩個核心有關，以致學生會依照生活圈和交通易達性而做選擇。在桃園境內，有許多面向皆有南北劃分的現象，且彼此互相影響，也讓桃園居民有了南北意識，此意識不斷影響著人們的想法和選擇，加深對於區域的認同感，使得南北區界愈發明顯。Item 道術的「分裂」與「溝通」——《莊子》的情感與政治(2023) 左珮柔; Tso, Pei-Jou本文旨在探討《莊子》中涉及政治意涵的思想，並從中提取能夠與當代對話的資源，替當代議題帶來新的觀看視角與反思進路。全文以〈天下〉與〈齊物論〉共同關注的諸子之爭為起點，討論「是非」、「此彼」的區分如何導致人我之別，又「天籟」的任讓如何能夠解消差異與對立。接著以《莊子》中的情感為焦點，探討情感在人我之分的情境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從情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一步步深入思考莊子面對情感的態度，論證「天籟」與「心齋」的轉化能力，讓我們在面對殊異他者時如何運用情感作為溝通的基礎。最後，在前述探討人我之別、立場對立的問題與解方之上，展開《莊子》政治的相關討論，從與去政治化的《莊子》政治觀詮釋之對話為始，梳理戰國時期社會與政治之背景，依此重探在宥天下、無為之治的內涵，並引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思想相互對話，開展《莊子》中以旁觀者姿態參與天下的政治意涵。Item 莊子「物論」的政治意涵──以鄂蘭為線索(2022) 趙之翰; Chao, Chih-Han本論文的主旨，是從漢娜．鄂蘭對政治哲學的觀點及角度，來審視莊子哲學裡的政治元素。對鄂蘭而言，「政治」始終關乎一群具多元性、差異性的人們如何在公共場所中共商群體的未來，而「哲學」則是孤獨的哲學家在遠離人群的情況之下，對哲學真理孤芳自賞，再試圖將哲學真理作為人類生活的尺度來評判前述的「政治」生活形式。這樣的區分明辨對鄂蘭而言是根本性的，而他的作品除了有高舉「政治」生活、批評「哲學」的面向，也有他如何縫合「政治」與「哲學」的努力。那麼，我們如何從鄂蘭的角度來審視莊子呢？固然兩種脈絡下對「政治」的定義截然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鄂蘭的「區分」，來考察莊子哲學裡面，除了對於傳統治理政治形式的不滿之外，是否還有提出其他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可能？這樣的「區分」在莊子那裡是有可能成立的嗎？本文的觀點認為，莊子可能難以脫離既有的思考框架與脈絡，然後正面開出類同於鄂蘭與西方傳統下的、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不過，〈齊物論〉裡對於各家學派的爭論，亦可視為是莊子對於當時政治性語言的思辨與批判。本論文試圖由莊子文本裡的「物」作為線索，探討「物」與政治的關係。〈齊物論〉之所以由「物」入手討論，乃是由於「物論」作為人人都有的一套以語言為基礎之後，以個人的標準來對「物」進行定序的認識。儒墨之爭很可能就建立在，兩種思想各有其不同的「物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物」的認識，而對「物」的認識乃是為了將「物」化為己用，規定出天下萬物的「用」與「無用」。那麼，倘若「物論」就是以「物」為中心所展開的言論，那麼「齊物論」就是在對治這項議題。本文認為圍繞著「物」所展開的諸多言論，也能視為是具有政治性的行為，因為這關乎各種不同的視點互相交會。於是，我們也許能推論成「物」其實展開了一個可供言談的空間。在「物論」之後，本文再藉由鄂蘭的視野，省思了莊子文本裡有沒有「公共領域」觀念的意識，最後認為莊子文本裡、甚至是先秦思想文本裡，都缺乏西方脈絡下的「公共領域」觀念，本文最後以莊子文本裡可能形成的「方外之人」共同體作結，這樣的政治共同體脫離於既有的思想框架，給出另一種政治生活形式。Item 董仲舒政治哲學中的儒學精神──以〈天人三策〉為考察起點(2019) 范如蘋; Fan, Ju-Pin本論文旨在透過〈天人三策〉的策問，以及漢初的社會因素，認識當代思潮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執政問題。以此時代背景、執政者的關注焦點，作為理解董仲舒建構政治思想的基礎。 武帝對政治意識形態選擇的疑慮，出自漢初以秦為鑒的浪潮，使法家難以再公然地登上政治舞台，而黃老的寬和之治，施用至武帝時期，已不足以滿足武帝積極有為的治國野心。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便給了儒家進入政治場域的契機。武帝的策問，以天人問題為開展，反映了當代天人思潮的盛行，而在實務層面，武帝關注民性仁鄙、法律治安的關聯、官員品質的良窳，以及拓威四方等問題。董仲舒將其統整為「德主刑輔」、「本正末應」的施政理念。在武帝問以天人之際的語境下，董仲舒建構的天論，嘗試調和當代社會因素與個人理念，使其學說能更易於為當代接受。 董仲舒之思想，以天人論為架構，包裝其政治思想。如以「天人災異」之說應對君權，此理路雖遠離儒家理性發展的方向，復返了周初的迷信色彩，但其以《春秋》災異紀錄為媒介，將《春秋》及儒家思想帶入當代盛行的天人思潮中，藉由災異之解讀結果，對君權達到一定的限制。而其賦予陰陽以主從位階，並以之界定君臣關係的論述，則可回應帝制型態下，對尊君的需求。 在政策內容上，董仲舒以「陽尊陰卑」開展出「德主刑輔」之說，延續了黃老道家「治道法天」的理念，為人間政治尋求形上的依據。同時，亦著眼於具體操作策略的提供，參酌了法家理念，如循名責實、分職而治、潛御群臣之術等，使儒家理念更切近於實務。其德主刑輔的理念，具體展現為「先富後教」、「原心定罪」等主張，其中對養民、教民的重視，仍深具儒家重德治、人治的色彩，而對君德修養的重視，亦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治國理念。 可見董仲舒的思想，在本質上仍持守著儒家的精神，但能參採各家學說，強化為操作策略，並兼顧帝制下尊君的需求、與當代的思潮貼近。雖在天論、君臣關係上，改變了先秦儒家的論點，但這些改變卻是引領儒家進入政治實務的關鍵，使儒學得以成功立足政治之因。Item 從認識到認同：晚清中國朝野對德國軍事能力的認知(1861-1890)(2011) 張肯銘; Chang Ken-Ming中國對德國起先的印象是從一個「歐洲弱小國家」開始，1861年，當普魯士也想與中國簽約，以取得和英國、法國等的同樣權力時，中國其實並不想，因為她認為普魯士只不過是個歐洲小國，憑什麼與其他歐洲強權相提並論。然而，普魯士對外戰爭的獲勝，讓中國開始轉變對普的態度。加上當時普魯士對中國使節團表現出相當友好的一面，讓中國對普魯士的印象已經是非常深刻。 1871年，普法戰爭後，由普魯士一手建立出來的德國，一夕之間轉變成歐洲強國，這帶給了中國非常大的衝擊。中國剛好處於同光自強運動時期，故她對於這種國力「竄升」的國家就有著相當濃厚的興趣。而這一道濃厚的興趣，也就告訴我們，中國對德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軍事」，這是因為他的統一過程，主要是由三場對外戰爭獲勝取得。 中國對德國的軍事印象之深厚，也促成了她無論在武器方面，或是在軍事人員方面，都大量使用「德國貨」。原因如下： （一）客觀角度論。如克魯卜火砲（Krupp）及毛瑟火槍（Mauser）等，就品質而論，是各國武器中，精品中的精品，中國採用乃是無庸置疑。 （二）德國的態度。德國對華的態度一直相較於其他強權都是比較友善的，這或許是因為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知道中國市場對德國的重要性，而他也想利用中國牽制法國的力量或分散法國在歐洲的注意力。 （三）中國的態度。晚清不少人都對德國武器讚譽有加，也為德國武器打響知名度。而軍事人員的交流，則以李鴻章為主要討論者。李鴻章對於德國的軍事能力也是讚不絕口，他大量聘請德國人在華工作，甚至在光緒年間，兩次派遣學生到德國作軍事留學。應該注意的是，雖然李鴻章對於兩國間的軍事交流很重要，但是若沒有「德國的主動性」（德國態度與駐華公使作用），及其他華人在幕後的推動，中德間的軍事交流也不會如此頻繁。 不過，在所有的軍事交流中，比較特殊的個案是「海軍」。世界各國都認為，英國一定是海軍最強國家。但光緒年間，中國向德國購買的軍艦數量，竟然遠超過向英國購買的數量。一部份原因是英國在華的矛盾政策，這致使德國有機可趁。加上中國在李鴻章主導下，軍艦多半都向德國購買。不過，多數的晚清人士還是認為英國的海軍能力比較好，故中國在海軍方面的親德，只能算是李鴻章的主導。這裡也延伸出英國與德國在中國的軍事市場三方角力之局面問題。 最後，對德國的軍事印象是可以相當廣闊地延伸，例如在外交層面，他促成一種「親德」政策的可能性。中國確實曾在光緒年間想拉攏德國去對付其他國家。不過，中法戰爭後，中國對德國不理睬態度相當失望，致使在外交走向上也傾向不再與德親密。但需注意的是，這並不影響中德的軍事交流。意即，軍事印象與外交想像，是「相關聯又獨立」的兩個個體。 教育與政治是由軍事印象延伸最明顯的個案。在教育層面，中國看到德國的軍事教育之成功，也聯想到學校教育之提倡。不過，光緒末年雖然頒佈了教育章程，但其教育體制並未依照德制辦理。也因此，中國提倡德國的教育制度，其實也只是在書中討論而已。在政治方面，普法戰爭之獲勝，德國之強，統治者被認為是重要的關鍵，故威廉一世與俾斯麥的形象也在中國廣為流傳。顯然，中國對於國內出現威廉一世與俾斯麥，一直抱著希望。 這一連串的軍事印象及其延伸，也可說是德國軍事印象「塑造」之成功。就事實論，德國不僅對中國的軍事、國防影響甚鉅，連民國初年的政壇影響也很大，當時政壇人物，多半都是留德出身。其實不只是晚清，延續到民國，中國都在追求自立自強，這絕對仍與「軍事」脫離不了關係。Item 政治與食品-現代國家治理下的臺灣糕餅業(1895-1980)(2012) 劉俐君本研究以整體政經環境與政策變遷來探討臺灣糕餅業發展，從「國家機器」、「政策法規」、「意識型態」三方面切入分析，藉由國家糕餅政策的制定、生產消費管理和食品的利用，來看國家自主性、國家職能性與政策網絡功能。將日本統治以來，國家機器對於糕餅業所採取的管理政策做系統性整理、分析，以釐清各項政策、措施之經緯，分析政府、糕餅業者、消費者間的相互關係，並探討公權力介入民間食品的目的，以及統治政權如何透過公權力和法律的力量來掌控糕餅業。尤其著眼於研析政府制定糕餅政策之用意，試圖說明國家權力、政策和制度規範等政治力量對糕餅業何種影響，進而闡述政治與食品間交互關係，以呈現日治時期與戰後國府反共抗俄時期臺灣糕餅業的發展概貌。 不論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日本總督府或是反共抗俄時期的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灣糕餅食品的管理，國家會經由各項政策制定過程中，加入其本身要追尋的目標與利益，主動與積極地設法達成國家目標，充分展現國家的自主性與職能性。尤其是在戰爭特殊時期，日本總督府面臨中日戰爭，而國民黨政府面臨反攻復國戰爭，國家的自主性與職能性更是強化，管制的項目因此擴展到食品。Item 女性與政治－台灣新女性楊千鶴與許世賢之比較研究（1914-1983）(2008) 歐哲如日治時期，台灣開始出現一些女性社會菁英。本論文的討論重點是這些時代新女性，她們在傳統的保守氛圍中，如何突破重圍，又具備了哪些和傳統女性不一樣的能量和條件，最後才能脫穎而出，走出和傳統不一樣的路。 另外一個重點是這些本土新女性在不同政權底下，她們的政治經驗為何？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她們如何發展並彰顯其主體意識，來對抗其壓迫，在過程中有衝突、有妥協。 本論文以兩位台灣新女性楊千鶴和許世賢來做比較研究，看她們在不同政權底下，其政治經驗為何。她們兩位女性的生命史跨越日治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兩個政權都運用強大的國家機器，以粗糙的的方式，將其國家意識型態擴散至每一角落，生活在台灣的人，很難不受政治影響。日治時期的政治經驗主要表現在求學和職場經驗；戰後國民黨時期的政治經驗則表現在參政經驗上。 論文的架構，則由楊、許兩人的家世與童年開始討論，她們具備了什麼特殊條件，使她們有機會脫離傳統。接下來討論她們的求學及職場經驗，比較她們在日治時代的政治經驗有何不同。她們受到了哪些來自政權的壓迫，又如何提出抗辯或妥協。另外，整個教育的過程中，其內容的設計與教育的目標，無一不受日本政權意識型態的影響，想把台灣女性形塑為他們所想要的樣子。但無可否認，教育是新女性走出傳統最重要的一座橋。 到了戰後，國民黨政權給了女性哪些限制，而在限制之外，又給了女性哪些機會。在這段時期，女性首先獲得參政權，包括選舉與被選舉權。兩位女性都在這段時間拿到參政權，不僅有了選舉權，她們都有參選的經驗，實現了女性的參政權。然而，雖然有參政權，卻不是無往不利的。當時女性的參政，受到重重阻礙，甚至楊千鶴還為了理想的實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又兩位女性，在一個保守時代中，她們能不隨波逐流，努力超越所處的時代壓倒性的思潮，突破種種限制與束縛，不斷彰顯其主體意識，堪稱時代新女性，更足以為女性的模範。Item 《臺灣的京劇與政治》書評[Nancy Gu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臺灣語文學系, 2011-10-??) 林佩怡; 許熒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