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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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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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search.filters.subject.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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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悲慘世界》故事中譯的底本研究
    (2014) 強勇傑; Ivan Yung-chieh Chiang
    　　五四以前，中國出現了九個法國雨果《悲慘世界》相關故事（包括《悲慘世界》、《克羅德‧葛》、〈芳婷之源〉三篇作品）的中譯本，但這些中譯本並非都是根據雨果的法文原文所翻譯。本研究旨在探討這九個中譯本所根據的底本為何，探究方式係從譯者背景及譯文內容來判斷，如譯者背景不詳，則僅依賴譯文之蛛絲馬跡，在檢視譯文內容時，採跨語言之文本比較方式，將中文譯本與先前的日譯本、英譯本、及法文原文加以對照比較，從中尋找可能的傳承關係，進而推斷出可能的底本，若無法確認翻譯的原本，則退而求其次，推斷所可能根據的語言為何。研究結果，發現中文本譯自英譯本者最多，其次是日譯本，直接譯自法文原文者最少。由此可知，英文與日文的譯本在悲慘世界相關故事的傳播方面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英譯本。此外，不管在法、英、日、中各語言當中，節（譯）本所佔的比例皆不容小覷，有些中譯本所根據的底本即為節（譯）本，而此時期的日譯本與中譯本皆為節譯本，由此可知節譯本對於《悲慘世界》相關故事在中國早期的傳遞功勞很大。最後，從追本溯源研究中，發現五四前《悲慘世界》相關故事的翻譯有明顯的重譯接力現象，不僅是跨語言的接力（從法文透過英文、日文而成中文），也在同種語言中接力（例如英譯本與中譯本各自內部的前後傳承關係所形成的接力），為接力翻譯史上值得注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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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周作人思想中的個人主義
    (2010) 邵立宜
    本論文著眼於現代性形成的關鍵因素──個人主義，試圖勾耙現代中國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周作人的思想，經由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藉以展現中國現代性初萌中間，精彩卻又困難萬分的、從傳統到現代的裂變。自周氏留日時期，受益於章太炎與魯迅二人，在個人主義思想上的啟蒙，可見無政府主義，與傳統思想中儒、釋的精彩交融，亦可見周氏兄弟如何追溯，作為歐洲文明根柢的個人主義。五四運動期間，周氏身為重要的戰鬥者，以「人的文學」當作反禮教的大纛，這也是貫串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奠基其上，周氏更將個人主義，往極端發揮，而有「個性與寬容」的主張，具體展現在「非宗教同盟」運動的筆戰，與〈小河〉一詩所代表，對群眾的恐懼。此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也形成周氏提倡新村運動的思想背景與養分，之中蘊含豐富的烏托邦理念，卻也為力主實用主義改革的胡適所批評。行至五四運動後期，周氏的個人主義思想，出現明顯的轉折。此處筆者討論了周氏對文學性質的看法，以及文學是否具有社會革命的功效？中國艱困的歷史處境，又令周氏對個人主義的堅持，有何寂寞之感？同時，周氏對國民性再造的希望，又如何與他潛在重返傳統的意欲，相互結合，然而其中又必須仔細區分，周氏作為漢奸的歷史事實，與他有違民族主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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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氏兄弟的翻譯與創作之結合
    (國文學系, 2007-09-??) 彭明偉
    1919年初《新青年》雜誌上刊載了一篇俄國作家Sologub（梭羅古勃）的散文詩〈蠟燭〉，這篇幾乎是《域外小說集》中文言譯本〈燭〉的白話譯文版。從種種線索來推敲，周作人極有可能是這篇〈蠟燭〉的譯者。此後不久，魯迅寫了他的第四篇白話小說〈明天〉（1919.10），這篇小說不論在內容思想或組織構思上都與梭羅古勃這篇〈蠟燭〉十分雷同，兩者之間存在著很深的淵源。從許多跡象顯示，我認為幾乎可以斷定魯迅借鑑了這篇散文詩，創作出了〈明天〉這篇動人的小說。我想從〈蠟燭〉到〈明天〉這一轉化的過程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藉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魯迅高超的文學領悟力和創造能力，如何吸收消化外國文學之後不著痕跡地轉化為充滿中國本土色彩的文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周作人的翻譯與魯迅的小說如何巧妙的結合起來。這是周氏兄弟在翻譯與創作上攜手合作的一個重要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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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源溯流，旁敲側擊：論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
    (國文系, 2014-03-??) 陳岸峰; Chan, Ngon-fung
    一般論述均以為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之文學史觀乃對胡適文學史觀的挑戰。事實上，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表面上攻擊胡適文學史觀及其種種不足，並回擊了胡適昔日他兄弟二人及師承之學術批評；而其貶抑「載道」而揄揚「言志」，甚至提倡晚明小品文之個性與抒情，均乃意圖力挽左翼之挪用五四文學遺產作為革命宣傳之狂瀾。準此而言，周作人在書中之「追源溯流，旁敲側擊」既是其論述策略，亦是其以學理釐清真相、建構國語及提倡晚明小品文，藉此以捍衛五四文學傳統之獨立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