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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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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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柯慈小說《屈辱》中的人類學機器、裸命與例外狀態(2012) 楊皓瑋; Haw-wei Yang《屈辱》是南非作家和諾貝爾獎得主柯慈於1999 年出版的一本具爭議性的 小說。特殊的背景與文中白人老教授所不斷表示被認為是整體白人對於不同種族 的態度是造成其爭議性的主因。《屈辱》設定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與民主之間的 斷層，由於這樣的背景，使得小說中描述的氾濫犯罪與無能警力格外生動寫實。 除此之外，魯芮不斷表達的種族言論的的確確引起了猜疑。一方面，學者們爭論 說魯芮的種族言論實際上是作者本身的看法。另一方面，學者們指出小說中所描 述的景象太過於悲觀。事實上，小說中特殊的背景與對生活在其下的人們之描述 再再指出了現代哲學思考中一個重要的原素—生命。生命政治的議題近年內備受 關注。其中，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提出的裸命理論 與小說中描繪的極端狀況相應。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在於以阿岡本的理論脈絡從 小說中的特殊背景、其所可能帶來的後果與種族的言論中觀察生命政治的面向。 希冀藉由這樣的角度能為這本廣為閱讀的小說帶來一種新的詮釋之道。Item 論柯慈《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中的悅納異己(2012) 傅莉芳; Li Fang FuJM．科慈一向十分關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他者，透過書寫邊緣他者與其艱難的處境，科慈實踐了悅納並擁抱異己的作客之道，在作品《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中，科慈也呈現出「悅納異己」此倫理命題的諸多面相。主角流浪漢麥可總是徘徊於許多慈善機構，也一再地接受他人的照顧得以生存，這樣的描寫狀似讚揚了國家機器對於邊緣他者的「悅納異己」，但麥可至始至終抗拒的態度和多次逃離卻反倒呼應了德希德所謂「悅納異己的不可能性」。為探索此不可能性、瞭解為何不可能，筆者分三章討論，並加入現代理論的解析，試圖剖析此作品中關於「悅納異己」的實踐。首先，在古典文學、聖經、希臘羅馬史詩故事與德希達解構理論中，對於「悅納異己」的描寫總能嗅出主客之間的權力角力，此也反應在小說中，麥可總是需要聽令於照顧他的政府慈善組織抑或醫療機關。而在第二章中，為深入瞭解「悅納異己」的實踐與所引發的權謀角力，筆者也將引用傅科對於權力系譜學、生命政治、醫療發展史的研究，剖析麥可在醫療院所中，如何在醫病、主客間「悅納異己」的醫療行為下，被醫療知識體系轉化為正常、健康的勞動力。而在第三章中，筆者透過傅科與阿岡本關於生命政治的研究，討論科慈小說中關於集中營地中，政府官員對於麥可「悅納異己」的實踐，也就是說，在《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中，「悅納異己」已淪為政府拉攏異己、並試圖改造、吸納邊緣他者的生命政治手段，這樣關於「悅納異己」的描寫也證實了德希達所謂的「悅納異己的不可能」。Item 無限趨近：論柯慈《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中的遁逃路線(2012) 成悅滋; Yue-zi Cheng本論文藉由義大利當代哲學家阿岡本的生命政治和神學政治的視角，嘗試探討JM•柯慈小說《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中例外狀態下的脫困之道，並析辨故事主人翁的基進被動性如何帶來彌賽亞的救贖，以重新思考麥可•K作為一個弱化的彌賽亞所具有的政治性。本論文開始於一段坎尼爾伍斯(Kenilworth)營地醫務官對麥可•K逃脫的描述：麥可•K藏匿的菜園不在任何地方，卻也在任何地方(nowhere and everywhere)；他逃，但也不逃。這般的遁逃正是阿岡本挪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逃逸路線所強調的「不逃往他處的內部逃逸」(a flight with no elsewhere)。阿岡本的思想縱橫於律法、政治、歐陸哲學、宗教、文學等範疇，集中營和裸命則是他反思當今政治現狀的範型。本文企圖揉合阿岡本的《神聖之人》、《潛在性》和《餘留時間：羅馬書注疏》，覓尋貫穿他思想脈絡的核心，作為理論展演的根基，並主張麥可•K的遁逃路線踐履了阿岡本暗示的政治出路。此閱讀策略除了顛覆早期評論對麥可•K所持的偏狹思維外，同時也迥異於近期研究所希冀的一個美好新世紀的來臨。誠如阿岡本詮釋聖徒保羅的現下時間(honyn kairos, the time of now)，以及他所側重班雅明式的彌賽亞觀：每一個當下(Jetztzeit, now-time)都充滿了彌賽亞時刻的碎片。麥可•K作為一位逃脫藝術家，他不是等待彌賽亞的來臨，而是參與斡旋其中，進行權力結構的位移和翻轉。 第一章著眼於小說和理論的互文比較，鋪陳阿岡本拓樸化例外狀態的理念，並進而提出此一命題：麥可•K遁逃於生命政治的莫比氏環的結構場域，其關聯著律法和生命互為滲透的複雜性。第二章引介漸近線的原理，主張麥可•K不單單螫伏於不實現的純粹潛能之中(potentiality to not-be)，他體現的無限趨近(always almosting)，是同時快要實現，卻總是還沒有的潛能(potentiality always not yet to-be)。第三章討論「使不運作」或「閒怠無為」(inoperativity)。我探索麥可•K何以讓自己成為不是(Hōs mē, as not) 麥可•K的源由。藉由微型調整，麥可•K逆反了原本的例外狀態，帶來了彌賽亞時刻。而他的基進被動在完滿實踐律法時也中止了律法。結論再次觸及阿岡本所關注的既定再現框架的還原，呼籲拆卸其中武斷連結的論點，與德希達共在(being-with)的倫理向度有異曲同工之妙。Item 牙齒之為根源: 柴娣‧史密斯《白牙》中的歷史延續性問題(2008) 曾詠善本論文探討柴娣．史密斯如何藉由其在《白牙》中的倫敦人物歷史意識之描繪而質疑歷史的延續性—即過去, 現在, 與未來間的線性與邏輯關係。 我主張史密斯從三個層面觸及了歷史延續性的問題: (1) 歷史--其筆下人物對於歷史掌控的掙扎 (2) 身分認同與離散食物文化的關聯性--其筆下人物之執著於傳統的渴望 (3) 生命政治學--其筆下人物對於掌控人類未來發展的決心。 有趣的是, 她以牙齒之意象來觸及以上三個層面並得以強調她對歷史延續性看法的不安。 從歷史延續性與偶然性的觀點來看, 牙齒與此三個層面息息相關: (1) 歷史(歷史傳承) (2) 身分認同與離散食物文化(身分認同的本質) (3) 生命政治學(身體的, 科學的, 以及道德上的陳述)。 藉由對牙齒意象與此三個層面的關聯性, 我主張史密斯以《白牙》一書中的人物塑造做為呈現偶然性以及多元文化遺產及根源之間的關係。 本論文分成四個章節。第一章引介史密斯在文學及商業上的評價, 如其多元族裔的生長背景,對歷史的看法, 以及其作品。 此外, 我簡略描繪《白牙》之情節以期本論文讀者能很快速瞭解本書情節。 最後, 我回顧了對史密斯《白牙》的評論, 其分別從歷史, 身分認同, 以及生物科技的觀點來討論, 來闡明我在第二章中對歷史延續性主題的理論性探討。 第二章從三個層面建立此論文文本分析的理論性基礎: 歷史(傳承的傳統), 身分認同與離散食物文化(身分認同的本質), 以及生命政治學(身體的, 科學的, 和道德性陳述)。 首先,我以弗里德里希．尼采對於歷史的觀點來闡述同時接受並修正歷史傳承之可能性。第二, 藉由閱讀理論家們對於離散食物文化的看法, 我試圖讀出身分認同的異質性。 第三, 從米歇爾．傅柯, 費赫爾與阿格尼斯．海勒以及麥可．哈德與安東尼．奧納格利等的理論架構中, 我探討同時接受與挑戰生命政治學(以身體的, 科學的, 和道德性的陳述)的可能性。 第三章分析史密斯如何使用牙齒的比喻以質疑在歷史, 身分認同與離散食物文化, 和生命政治學層面中所顯現出的歷史延續性看法。 首先, 史密斯技巧性的使用牙齒的意象來建議同時接受與修正歷史傳承之可能性。 第二, 她也藉由強調牙齒的意象--離散食物文化--來注意到身分認同的異質性, 並進而讀出在身分認同異質性中所發現的眾多歷史要素的運作。 第三,史密斯以諸如臼齒, 犬齒, 以及齧齒類動物的牙齒比喻來凸顯經由身體, 科學, 以及道德性的推論而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掌控之問題所在。 在第四章, 我總結本篇論文對於史密斯的文本呈現之看法: 史密斯以牙齒的隱喻暗示文化遺產與根源的多元性可以突破對於歷史偶然性與延續性的成見與操控。Item 與《大地之子》共享血日殘輝： 論滿洲國餘者之生命政治與倫理(2015) 張琇雯; Chang Hsiu-wen本文以二戰時被遺忘的受害者—滿洲國的殘餘日本人為研究中心。透過理解生命政治的作用，以期傳達出更積極地護衛不同生命型態的必要性。此有助於我們開拓一種對他者的倫理關懷—並非是建立在國家體制下，而是建立在與他者共在的基礎上。從此出發去重省歷史創傷、戰爭責任以及對餘生的思索。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以滿洲國初期日本青年滿懷憧憬加入開拓團到1945年戰敗的難民經驗為背景。主要藉由傅柯與阿甘本對主權和生命/死亡政治的探討來說明主權如何介入及棄置生命。一方面，傅柯對新治理術的觀察可解釋滿洲國的動員何以在不被反抗的情境下吸納所需的勞力。為了維持生產力，人口、疾病和死亡等的掌控實乃刻不容緩。另一方面，阿甘本例外狀態等的討論能帶出政治棄民行為和難民創傷之後的證言倫理思考。第二章接續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去闡述見證的(不)可能性，證言中必然的空闕之處顯然是政治操作造成且無法彌補的一環。理解結構上的不可能性之後，進而去探討山崎豐子的小說《大地之子》見證的可能。主角松本勝男所體現的難民經驗、國家機器宰制下的多重創傷和恥辱說明歷史的傷口並不會瘉合，但餘者的生命故事正在透過這個傷口期求注視。在滿洲國餘者逐年凋零的世代，閱讀化為使我們遇見他者的岸礁。第三章討論對他者的責任，亦即一種發自內心去對現有體制劃分的懸置。小說中，松本的救贖經驗顯示：倫理關懷不應該是形成特定群體的生命政治目標，而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敞開、互通的網絡上。最後，從當代主導記憶深遠的媒體反思滿洲國餘者成為被遺忘的受害者的原因及相關倫理問題。Item 《逃》《離》鄉關的親密陌生人：論台灣當代移工與新移民女性之生命政治(2019) 莊媮荃; Chuang, Yu-Chuan本文以生命政治理論視角，探討在台東南亞移工與新移民女性之境況，藉由分析《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與《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中逃逸移工與新移民女性之生命故事，揭示東南亞移民工因受制於台灣政經結構、勞動型態與社會關係中的權力壓迫，而處於例外狀態，並由此開展東南亞移民工如何以裸命之姿積極反抗，最後思索面對移民工他者之倫理意義。本論文主張東南亞移民工不應被視作外來威脅，而是深刻反映台灣社會內部的既有矛盾，其存在模糊並問題化種種因各方差異劃分區隔東南亞移民工之邊界，進而促使「我們」重省東南亞移民工之處境。本論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援引當代生命政治理論家阿岡本的「裸命」、「例外狀態」，與哈特與奈格理提出的「諸眾」、「情感勞動」等概念，闡述蘊含於政治、經濟與勞動下的權力機制，之所以將這兩條不同取逕的分析作為本文討論框架，旨於展現政經關係之密不可分。第二章以前述理論概念針對《逃》與《離》中的生命故事進行文本分析，逃逸移工與新移民女性之境遇一方面體現權力結構如何細緻地介入移民工實質生活，另一方面也顯示人際間情感連結具有抵抗壓迫、跳脫權力掌控之可能性。第三章發展對移民他者之倫理關懷，將精神分析學者紀傑克的「鄰人」及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絲‧楊「正義」與「差異政治」的概念，與既有生命政治理論架構並讀，除延續並呼應權力之形上學意義，亦強調情感對倫理關懷的重要性。Item 哈金作品中的裸命：以《南京安魂曲》和《戰廢品》為例(2017) 林揚傑; Lin, Yang-Chieh本論文研究華裔美國作家哈金的兩本戰爭小說《南京安魂曲》和《戰廢品》裡的難民和戰俘，從戰爭受害者的角度，檢視對歷史事件的另類敘述。透過生命政治的觀點，探討人權和轉型正義，期待跳脫國家、民族和法律的框架，對於他者有更加積極的關懷。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介紹在戰爭中所建立的戰俘營和難民營等場景如何成為阿岡本生命政治理論中的「例外狀態」，以及身處其中的中國戰俘和平民如何成為「裸命」。從受害者的角度來分析，讓他們成了裸命狀態的國家主權不只是美國和日本軍隊，國共兩黨的主權力量影響更加深遠。本章分析哈金如何藉由中國角色的裸命狀態來反思國家和人民間的忠誠關係。第二章將這些裸命人物與無國籍的難民相比，從中探討其人權危機，以及進行人道協助的外籍人士如何面臨在戰場上保持中立和拯救生命的兩難抉擇。本章嘗試延伸阿岡本所論的「潛力」，以翻轉無國籍的概念，形成「來臨共同體」的政治想像。第三章探討裸命角色在戰後所面臨的轉型正義問題。由司法審判所追求的轉型正義往往因為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淪為另一形式的法律暴力。因此本章會從法律之外，以見證歷史的觀點出發，探討生還者以證言為受害者發聲的倫理議題。論文最後指出哈金如何因「作家的責任」，讓文學在批判社會問題、保存歷史記憶和推動轉型正義上成為一種對他者倫理的實踐。Item 愛滋病毒、派對藥物與酷兒壞情感：《愛我就趁夏天》的「毒∕藥」政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2015-04-??) 蔡孟哲; Tsai, Meng-che本文嘗試在男同志性藥∕派對場景轉變、愛滋治理模式移轉，以及男同志藥物文學再現性藥文化興起的脈絡裡，討論描述台灣男同志性藥∕派對的通俗文學作品《愛我就趁夏天》，分析小說所再現的性藥∕派對場景、藥物消費經驗和主體情感狀態，探勘另類愉悅∕逾越的酷兒政治能量。同時，本文也將並置閱讀批踢踢同志性板的網路文章《HIV教我的事》，論證這篇文章在當前的「公衛－司法－道德」論述底下，如何被「示眾權力」（exemplary power）馴服為愛滋感染者用藥濫交的警世劇碼，運作「以儆效尤」的象徵效應，生產實質懲戒的悔罪力道，成為道德訓化的楷模典範。透過脈絡化細讀，本文認為《HIV教我的事》成為「示眾權力」的運作對象，用以傳遞殺雞儆猴的訊息，而《愛我就趁夏天》則展現Jacques Derrida所闡釋Pharmakon概念中，那種幽微複雜的矛盾辯證性，其將可能撐開男同志用藥感染者的另類生存力場，成為一則挑釁、侵蝕同性戀正典（homonormativity）的壞範例（bad exemplar），其中也隱含思索男同志社群性倫理與倫理性的可能。本文以Sara Ahmed所提議酷兒哀悼的倫理與政治在於如何哀悼，將之讀為哀悼之書，讓那未能與不能哀悼的哀悼能被哀悼，分享那已逝去的、交織著靈光與黯黑的性藥∕派對時代、以及愛滋感染的苦難與失落的哀悼故事。Item The Crime of Indistinction?(英語學系, 2012-03-??) Han-yu HuangThe undead is a crime against the religious and the sacred; it always troubles our received topologies 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body and soul, life and death, culture and nature, the human and the nonhuman, animate and inanimate,organic and inorganic, etc. It has always been preoccupying, or haunting, writers and thinkers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ethics,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contemporary biopolitical discourse, where the conditions andessence of life are fervently debated, problematized, and rethought, the undeadcomes to the fore and calls for our critical atten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brief critical review of Hannah Arendt’s contribution to biopolitical discourse.By way of some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I explicate how the “strangelogic of the undead” works in such signature Agambenian categories as the“threshold” and “zone of indistinction,”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aturation oflife in the political field. Then, I turn to the homo sacer and the Muselmannwho, as figures of the undead, inhabit the threshold of political life and barelife, and embody the zero degree of humanity as beings that have beendeprived of human communitarian and identitarian registers, while opening asite where new ethical material might appear.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carries the logic of the undead a step further in order to address Agamben’s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theological theories,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politics of emancipation and redemption through his revitalization of Paul andmessianic thinking.Item Out of the Biopolitical Double Bind(英語學系, 2011-09-??) Hung-chiung LiAgamben’s theorization of biopolitics highlights the immanent structure of modern political power. Politics no longer maintains an external position of transcendence over life; rather, what emerges is an immanent double bind in which life and politics interpenetrate each other. Following his account and enlisting Žižek and Badiou, this essay aims to clarify how Agamben’s ontopolitical “unworking”(désoeuvrement) can deactivate this biopolitical power. The first part of this essay delineates the structure of this double bind and emphatically depicts the subject’s identificatory participation in bringing biopolitics into existence. The second part elucidates the two sides of “universal singularity” and centers on Agamben’s elaboration of Benjamin’s concepts of “singular inversion” and “real state of exception.” In light of Žižek’s criticism of Agamben’s lack of a theory of the subjective act, the last part attempts to find the contour of such theory in him. Agamben’s concepts of the “non-non-Jew” and “unworking” are expounded and brought into connection with Žižek’s conceptualization of “parallax” and “subtraction.” Furthermore, this part seeks to show how unworking or “sabbatism”can induce a singular mode of subjectification, how the sabbatical praxis of no-exception can untie the double bind between life and power, and how life beyond this biopolitical aporia can be envis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