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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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最後生還者》之符際翻譯(2024) 費艾文; Phipps, Evan改編，作為一種符際翻譯的活動，研究領域多年來著重於「銀幕文學」，也就是小說到電影的改編，對於「電玩到影視」的討論則相當有限。細究其因，應與電玩遊戲於大眾視野中的定位有關，許多人認為電玩是新創、幼稚、較「低等」的娛樂，而以美國好萊塢為大宗的電玩改編電影作品更是良莠不齊，間接加深了此一印象。然而，近年來電玩遊戲逐漸愈趨流行，產業規模已超越全球電影與音樂市場，與電玩被視為玩具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其中不乏一些發人深省、深具藝術價值的作品。本研究探討的動作冒險遊戲《最後生還者》（The Last of Us），便是其一。藉由辨別不同媒介的特質、長短，以及敘事與角色上的轉換，本研究分析《最後生還者》從電玩原作（2013）到HBO影集（2023）改編的過程，發現改編作品不但能夠藉由互文性豐富原作，更能將優秀的文本譯介給更廣大的受眾。Item 吸血鬼德古拉的跨時空翻譯：以2020年影集《德古拉》為例(2021) 張佳敏; Chang, Chia-Min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翻譯與改編領域的學者開始探討兩者的共同特點與挑戰， 希望找出分析譯文和改編作品的新標準，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原文與譯文或原著與改編的關係。本論文透過研究《德古拉》從1897年出版的小說到2020年發行的最新版影集所經歷的各種轉變，了解符際翻譯在跨越媒材的轉換過程及結果中產生的得與失。為跳脫傳統的對等或忠實論述，本論文採用互文性的概念來解釋《德古拉》原著小說與改編作品間互相指涉及參考的關係，以及運用新維多利亞主義的觀點來討論《德古拉》橫跨古今所展現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內涵，接著再進一步比較原著小說與改編影集的人物設定和故事架構有何異同之處。最後，本論文剖析《德古拉》原著小說和改編作品的特性和關係，發現德古拉伯爵之所以成為吸血鬼代名詞並風靡全球百餘年，原因就在於原著可透過改編與時俱進，讓經典可以流傳得更廣泛且長久。Item 「完美」的童年? 三本幾米繪本英譯研究(2021) 冷艾玟; Leng, Ai Wen兒童文學經常改編自其他讀者群年紀較大的作品。替兒童翻譯及改編這些作品時，居於來源語文化及目標語文化之間的中介方，可能因目標語文化看待兒童的觀點、兒童文學在目標語文化的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以及目標語文化對兒童文學的規範而修改內容。相對來說，針對作品中的諸多元素要以歸化或異化做多少修改，亦能影響目標語讀者看待作品、原作者以及來源語文化的角度。本研究認為，在美國兒童文學市場中，中介方基於美國對兒童的保守觀念，以及為確保兒童對童年留有「完美」印象而強加於己身的責任感，傾向以歸化的方式翻譯並改編作品。本研究更認為，文本經高度歸化，會使目標語讀者沒有機會接觸到外國內容，而這些內容實際上可能反而更能與讀者的現實生活產生共鳴。透過三本由臺灣作家兼插畫家幾米所著的繪本，本研究使用美國出版社Little, Brown Books for Young Readers所出版的英文改編版本，與繁體中文的來源文本資料以及西班牙文的譯本相互比對，藉此闡述以上論點，並著重探討英文改編版本如何呈現那些被認定為不適合孩童閱讀的文字及視覺元素。Item 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不插電」系列研究(2022) 黃鈺琳; Huang, Yu-Lin於文化交流密切、頻繁之今日，「跨文化劇場」、「跨文化改編」早已成為東西方學術研究關注的議題。本文以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不插電」系列作品為題，探討統攝在「不插電」的整體概念下，劇團所為之改編策略。自導演編排調度、舞美設計、情節結構、語言運用、角色形塑等層面，討論系列劇作於遵循原著經典的脈絡下，為何及如何進行改編、改編版本的戲劇內涵，以及原著文化至標的文化所為之調整。本研究主要從二面向進行資料耙梳，一是從劇團發展策略之角度，分析台南人劇團之領導理念和方針，以了解其面對改編之中心思想；二是從莎士比亞不插電劇目相關研究之角度，探討文化跨度之於戲劇詮釋的影響。跨文化戲劇主要橫跨文化、戲劇與文學三大領域，本論文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主張的四大跨文化表現解釋文化流動現象；巴維（Patrice Pavis）的跨文化劇場分類及羅（Jacqueline Lo）和吉伯特（Helen Gilbert）所提出的「三橢圓圖」，檢視戲劇在改編後的屬性及文化轉譯。並以赫全（Linda Hutcheon）《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提出的六何法為檢視改編戲劇之方向，討論不同背景對於文學的側重和解讀。研究成果發現：於形式上，本系列作品皆承襲台南人劇團捨繁入簡的態度實踐「不插電」之概念；內涵層面因考量社會文化及目標觀眾之喜好，多著墨人物心理的發展變化，且容納諸多議題於戲劇中，如速食愛情、性別、毒品、生命意義、倫常、欲念追求等。表現手法多以幽默、詼諧的口吻將嚴肅的議題輕描淡寫，安排丑角、節奏輕快的音樂使戲劇氛圍不致太過沉重。語言詮釋部份從《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反覆出現大段生僻難懂的念白，至《馬克白》、《維洛納二紳士》調整語言，臺詞兼顧文學性和表演性。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不插電」體現本土化、在地化之改編策略，特別是語言之運用，可謂塑造了莎劇臺灣化的風貌。Item 從《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日中兒童改寫本看情色元素的操縱(2019) 涂瑋瑛; Tu, Woei-Ing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Item 安 徒 生 故 事 中 譯 本 研 究(2003) 呂奕欣; Yi-hsin Lu本論文以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探討近百年來安徒生故事的中譯現象。埃文－佐哈爾指出，若翻譯文學處於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則譯文講求「充分性」，若翻譯文學處於系統的邊緣位置，則譯文注重「可接受性」。翻譯文學的位置，會影響譯者的策略。 本論文分為五個時期來討論近百年來的安徒生故事中譯本。第一時期為早期的譯文，主要受晚清的翻譯規範影響。晚清的翻譯文學處於邊緣的地位，因此直譯的譯本並不受歡迎，並且出現了大量改寫以符合譯入語文化價值觀的譯本。 第二時期為新文化運動，此時的譯文位於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因此安徒生故事的譯文多採直譯的策略，十分講求譯文的充分性。 第三時期為三○年代，此時期的安徒生故事預設讀者從知識份子轉變為兒童，逐漸走向邊緣的兒童文學系統，譯文也開始有了簡化與注重教育性的傾向。 第四時期之後，為五、六○年代台灣地區的譯本，此時期文學系統位於整個大多元系統的邊緣，安徒生故事也沒有新的譯本出現，可說是發展停滯的空窗期。 第五時期為一九七七年至今，此時安徒生的中譯發展可分為兒童與成人兩系統。安徒生在兒童文學系統發展得相當蓬勃，不過受限於兒童文學的自我定位，因此譯文有大量改寫的情形。至於成人系統的譯文仍處於邊緣地位，因此除了葉君健的譯本之外，並無其他著重充分性的新譯本出現。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安徒生故事的中譯過程並非靜態的語言轉換。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會影響譯者如何操縱譯文。筆者最後提出建議，認為未來應有更多樣化的新譯本，以彌補舊譯本之不足，並符合多元系統中不同讀者的需求。Item 從書面到台面：從綠光《開心鬼》談戲劇的三度翻譯(2012) 顏志翔; Chih-Hsiang Yen翻譯劇作一直以來是台灣劇場發展的一股甘泉。以往研究戲劇翻譯，多半是憑藉不同譯本，進行文本比對分析，並以譯本是否具可表演性做為評斷優劣標準。然而一齣戲劇製作，是一個把紙本搬上舞台的過程，其中不僅涉及最初的全譯本，還有劇團因地制宜的刪改本，以及最終呈現的演出本，每一個階段，都是一次翻譯；劇本從譯界跨到劇界，經過多雙手操弄，從平面文字變為立體演出時，發生不少轉變，因此翻譯劇本是否適合演出，並非只是譯者個人的責任，也並非單就書面譯本便能評價。但至今尚無人研究台灣翻譯劇作從頭到尾的搬演情況。 本研究擬以筆者參與綠光劇團《開心鬼》製作為研究個案，實際觀察從文本到舞台的翻譯過程。筆者將戲劇翻譯過程分為「三度翻譯」，每個階段都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本——譯者本、導演本與演員本。譯者本處理語言問題，導演本處理文化改編，演員本處理口語及動作。筆者在排練場以譯者身分和劇團對話，體驗譯者、導演與演員在劇本操作上的互動關係。期望此研究能以實務角度，描摹出台灣戲劇翻譯製作的全貌，並提供翻譯建議，供劇本譯者參考。Item 《動物農莊》兒童譯寫本比較研究(2009) 鄭郁欣; Yu-hsin Cheng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自一九四五年出版以來，已譯為多種語言，為諷刺文學的經典代表之一，台灣於此五十年間亦屢有譯本推出，至今約有四十本中文的《動物農莊》，除了以原作諷刺文學身分所推出的一般譯本，隨著社會的發展與多元需求的出現，《動物農莊》也獲得了新的身份，不僅化身為兒童文學，也成為英語學習教材。本論文將分析台灣出版的六版《動物農莊》兒童譯寫本，以沙維特（Zohar Shavit）所歸納之五項兒童文學翻譯現象為分類基準，分別為依附現有模式、譯文完整性、譯文複雜度、意識型態或價值觀的改寫，以及風格規範，分項檢視此六版《動物農莊》的譯寫策略，綜論六版的個別特色，討論譯寫本經過增修裁切，原作中的寓意是否保留或是產生變化？又兒童譯寫本期能達到哪些功能與效果？這些功能與效果與原作相較，又有哪些差異？並以分析結果提出對非兒童文學進入兒童文學領域時譯寫策略選擇的建議。Item 迷你影集《傲慢與偏見》的書信呈現：從《改編理論》看符號翻譯(2018) 單凝; Shan, Ning影視改編品和譯文皆難以脫離「忠於原著」的標準，五零年代開始有學者摒棄電影改編「忠實說」的論述，至六、七零年代符號學家將「文本」(text) 的定義拓展至文學作品以外的符號系統，加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概念興起，動搖原作的地位，進而打破原作優於電影/譯文等既有觀念，有鑑於改編研究和翻譯研究的性質相似，多重共通點因此開啟了往後並置兩研究領域、或改編研究借鏡翻譯領域的論述。 1995 年《傲慢與偏見》迷你影集 (Pride and Prejudice) 被譽為 20 世紀以來最成功的奧斯汀影視改編，加上該作品承襲原著側重書信元素的特性，因此本研究以該影集為對象，以跳脫舊理論框架且較具突破性的《改編理論》(A Theory of Adaptation) 為依據，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深究影集中書信場景如何由文字符號轉化為多媒體符號，如音效、音樂、影像等，轉化的過程和效果經歷哪些得與失。全劇書信分為三種呈現方式，關注焦點也相異，第一種為逐字呈現，主要以寫信人旁白和視覺化影像表現全信，這類信件完全打破舊有的改編迷思；第二種為概述呈現，聚焦於讀信場景，創造多重接收層次，簡化信件內容，但深刻描繪讀信人角色；第三種為無呈現信件，聚焦於呈現形式改變的來信，包括完全轉為對話形式，或部分轉為與書信場景分離的視覺化影像，媒材特異性使無呈現信件傳達原著本無設計的效果，但也因形式轉變幅度大，不免流失部分原信精神。深入分析三種書信場景後，本研究歸納出影集必會濃縮原信內容，但反而會運用媒材優勢盡力補足省略處，或以更加簡短有力的文字增補達到與原著同等或更強烈的效果。Item 從東方出版社三本「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作品看譯者的操縱(2016) 簡捷1962年，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系列，這套經過改寫的世界文學名著經歷數度改版、再版，不僅曾獲新聞局推薦為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臺北市政府評選為優良兒童讀物，1990年推出重新包裝的「革新版」至今仍在市面銷售，1996年甚至推出簡體字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若說這套讀物形塑了一代臺灣兒童對外國文學的認知也不為過。這套名著改寫作品的版權頁及序文都署有「改寫者」的姓名，但其實並不是由「改寫者」由原著改寫為兒童讀物，而是從日文已經改寫完畢的出版品直接翻譯而來。目前可見的研究多遵從東方出版社的標示，將這套讀物對原作的更動視為中文「改寫者」所做的更動，忽略了日文來源本的存在；亦有研究雖意識到日文來源本的問題，卻無法釐清確切來源版本，因此造成研究上的困難。 另一方面，「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包含不少一般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一開始的目標讀者並非兒童，因此在改寫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勢必經過不少操縱。本研究挑選《茶花女》、《埃及艷后》、《王子復仇記》三部作品為研究對象，這三部作品的共通點除了都含有明顯的「兒童不宜」要素外，也都對女性角色有明顯的操縱。本研究透過詳細的文本比對，找出當年根據的日文來源本，檢視這些作品在轉化為兒童讀物的過程中經歷了何種操縱，並釐清究竟有哪些操縱來自日文改寫者，又有哪些操縱源於中文譯者。研究結果發現，東方改寫本的主要結構與日文改寫本幾乎相同，因此主要操縱大多源於日文改寫者；但三位中譯者的處理策略各有特色，對於日文改寫者的操縱並未照單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