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News
Browse
14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邁向現代化—日治時期臺北市政體系的變遷(2011) 賴文清城市，於時間上，城市是連續而無間斷的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城市則是不停藉由各種方法影響著其他非城市地區。近代以來，在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活動發展影響下，使城市逐漸具有人口集中、機能複雜、空間性質多重，以及社會文化多元等，以聚集要素特性存在於人類社會當中。然而，相對於現代化與都市化對城市帶來的發展，連帶也促使如公共衛生、社會治安、交通與住宅、教育醫療，以及公共資源分配等各項城市問題之產生。而市政管理體系，即以城市為對象，並以城市政府與管理組織為主體，於符合公共利益前提下，按城市發展目標，就城市各項功能進行調節，以確保城市發展的正常運行。因此，本文即以市政管理體系中之行政組織與法規章程為主要內容，並以臺北為觀察對象，探討由清代發展至日治時期臺北市政管理體系發展特色。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有三，包含行政組織的效能化、市政管理的法治化，以及政治參與的制度化。首先，在行政組織的效能化方面，由清代仿效中央行政結構所設置的八房科，至日治時期逐漸在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加強專業分工取向而形成「課—科—係」、「部—課」，以及「課—係」等分層負責之部門型態，並自大正9年（1920）採用地方公共團體制度，且於昭和10年（1935）於確立地方團體法人性格的同時，賦予地方團體財政自主權利，使其得以團體財產進行計畫性運用。而在專業分工影響下，亦使行政人員需藉由文官考試及詮衡以取得任用資格，並服膺於官吏服務紀律與文官懲戒令，形成專職化官吏內涵。 其次，在市政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在清代傳統社會中，於有限的行政控制力下，地方社會承官方認可而以自然街庄或個別團體為單位，制定聯庄或聯境規約，並由總董、鄉老，以及約首主持，在不違反公共利益前提下，形成地方民間社會各群體間的生活準則。至日治時期，隨著行政機關設置的逐漸完備，不但使行政與司法走向分歧，並在「六三法體制」下，使行政機關依其職權或特別委任，得就管轄全部或部分區域發佈行政命令，形成行政機關事務處理原則。自大正9年（1920）實施地方公共團體制度後，使地方團體得就住民權利義務，以及公共設施與營造物使用辦法制定法規條例，並透過組織規程制定團體內部的事務關係，形成地方團體自主立法權的主要內涵。 最後，在政治參與制度化方面，於傳統社會中，在行政統治能力僅只於縣的情況下，為便於行政事務推行，地方社會由官方喻可所設置如總理、董事、簽首等職，並隨發展情況的差異而產生拓墾豪強、行郊巨賈，以及鄉老士紳等，進行調解民間紛爭以達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目的。至日治時期後，則在行政體系逐漸建置完善後，陸續將此類地方鄉庄職員納入行政組織，深化行政控制能力，並自大正9年（1920）先後制訂名譽職員規制後，使民眾得依程序進行政治參與。然而，其資格仍具有相當限制，使政治參與成為少數團體住民之權利，形成行政組織效能化大於政治參與民主化的變遷特色。Item 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 (1895-1937)(2010) 王慧瑜; Hui-yu Wang臺北在日治時期為全臺政治、經濟中心，來臺日本人大多聚居於此。由於臺北地區日本人以公職人員和從商者為多，就經濟條件而言，屬於中上階級，對生活品質要求較高，為維持與日本國內相近的生活樣態，大量引進日式生活方式，如：日式房舍、日本食材、和服等；同時，由於領臺時，日本已經歷明治維新的變革，在其生活中融入許多西式元素，如：照明設備、火車、汽車、牛肉、咖啡店和洋服、洋裝等，亦逐漸傳入臺灣。由於臺灣本土無法購得上述商品，因此郵購、出張販賣等購物方式非常盛行，隨著日人來臺，上述新事物也一同進入臺灣，並逐漸為臺人吸納，成為臺灣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再者，由於在臺日本人具有殖民者的特殊身份，因此生活中面臨的各種問均受到官方的重視，為提供在臺日人安身之所，並改善臺北衛生環境，總督府興辦多項公共建設，同時頒布相關之衛生規則，力圖打造「適於日本人居住」的環境。 另外，臺灣氣候炎熱、潮溼，為適應臺灣風土，在臺日本人亦將生活方式稍作調整，如：將房屋的天井、地面加高，改穿涼爽的洋服，以及大啖冰塊和飲料等，呈現日式、西式和臺式生活並呈的現象。 日本人帶來的新興事物必然為臺灣民眾所學習，為臺灣社會邁向生活現代化奠下基礎。Item 臺北都市公園發展的空間、環境解析與文化地景詮釋(2018) 林芬郁; Lin, Grace Fen-Yuh都市公園是都市空間治理的一環，受政權轉換、社會經濟發展、氣候變遷等因素，衍生因應時代各類型的公園，並隨公眾的使用方式構成不同的文化地景。本研究以人、都市空間、生活環境與文化地景互動關係為視角，分別探究都市公園發展史、臺北都市公園的文化地景變遷與空間配置議題。本論文以文獻、歷史檔案與田野調查進行質性研究。 本研究首先將歐、美、日的都市公園發展脈絡化，建構出都市公園發展系譜，並追溯影響臺北都市公園發展的源流與文化路徑；其次敘述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為改善公共衛生，將歐美近代都市公園制度引進臺灣，再述1932年「大臺北市區計畫」中17個公園預定地，戰前與戰後開闢、使用的情況與地景變化，以填補目前學術界缺乏的一隅。同時論述臺北都市公園在政權更迭下，日本/中華民國政府藉由權力支配公園空間，與宣揚意識型態的殖民/再殖民地景在市民毫無知覺下滲入庶民的日常生活中，直到解嚴後臺灣意識抬頭、文化自覺，透過轉型正義都市公園方呈現心靈解殖地景。臺北的都市公園在政治權力、社會群體、多元文化交織與環境互動下，成為混雜、獨特的公園文化地景。 此外，本研究藉由空間解析，探討臺北都市公園配置空間不均，河濱公園並無法真正解決休閒空間不足的問題，甚且衍生公共景觀被私有化的「綠色縉紳化」環境正義議題，以提供臺北都市公園未來規劃之參考。Item 臺北市大型舊違建聚落的形成與消滅(2017) 何仁佑; He, Ren-you常見的違建聚落主要有兩種分布的型態，一種集中在因為郊區化而衰敗的內城中；另一種在主要城市的邊緣，為貧困又無家可歸的外移民進駐所建成。而臺灣的違建聚落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則產生了與上述兩類截然不同的分布情形：違建聚落散佈並鑲嵌在都市核心裡。 1949年，國共內戰後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帶著大量軍民撤退來到臺灣。在有朝一日反攻大陸、回歸家鄉的思維下，上級允許於這些無處可居的下屬暫時、就近搭蓋臨時住屋，地點是在尚未使用的公有地和都市計畫預定地上。這項臨時命令成就了今日臺灣違建聚落散佈又鑲嵌在都市中的獨特分布。 1955年後，隨著城市的發展，都市計畫重新被拾起，這些都市計畫預定地和公有地上的違建聚落，成為了都市為了健全發展所必須消滅的對象；然而因為早年這份就地安置的歷史背景，使得臺灣的違建在拆除時衍生出了特殊的補償金制度。龐大的補償金使得市府部門的違建決策需要更加的審慎，也使得整個大型舊違建聚落的拆除歷史具有極高的政治意義。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探討臺灣違建聚落的發展脈絡，以解析其獨特的空間分布樣貌。再者，歸結出違建聚落的消滅與都市政治的關聯性；本文主張，由於早年的獨特分布，這些由軍公教人員的行政歸屬所形成的獨特空間分布，其遭到消滅的過程並非是單純的都市更新或向外擴張，而是一個更為獨特的都市政治過程。 臺北市作為臺灣的行政中樞，早年違建數量和違建居住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亦為全臺最高，分別為52,887棟、28.13%（1964年調查報告），因此做為研究臺灣違建聚落的城市代表。 本研究發現，整個臺北市的違建聚落的消滅過程，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特質。隨著不同的市長的規劃理念，特定時期有相同空間屬性的違建聚落遭到大量拆除，這個揀選過程經歷了防空疏散、城市美化、發展郊區及公園創造運動等，而被鎖定拆除的違建聚落對象則從道路轉向公園，顯示了不同施政願景和城市空間想像導致了臺北市的違建地景選擇性的消失。Item 清末以來臺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14-06-01) 洪致文; 馮維義本研究整理了從清末開始，台北盆地在不同時期的地名與街名變化，分析當時命名者空間認知方位的變化。清代的台北盆地是屬於農業社會，農田灌溉的水圳系統深刻地影響了先民的空間認知；在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和台北城內）時期，發展出了數種不同的空間觀點，例如與淡水河沿岸平行的河港型市街模式（由西向東）、從官署座向（由東向西）產生的空間認知，以及受到風水與坐北朝南中國傳統統治觀點影響的空間觀。到了日本時代，統治者引入了科學治理與現代的都市規劃技術，將過去地名與街名中的傳統空間認知觀點逐漸抹去。二戰後，國民政府在未考慮都市未來發展的情況下，以中國大陸地名系統替台北市的街路取名，引進的「大中國規劃者中心觀」，除再次抹去了台北殘存的歷史空間認知外，並因市區內東、西路所佔比例的分配不均，造成現代台北市空間認知出現東西區極度不對稱的特殊現象。Item 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2010-08-01) 洪致文Item 「菜市場」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初探(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04-09-01) 吳鄭重Item 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08-01) 李秀娟本文閱讀楊德昌的作品，特別是《恐怖份子》（1986）、《麻將》（1996）、以及《一一》（2000），分析「新」與「舊」在其電影創作中的呈現以及文化意義。論文首先跳出當代台灣電影論述中西化與懷舊流派對立的思考侷限，企圖找到一個「新」的角度來觀察楊德昌電影求「新」的企圖，說明楊德昌式的「捨舊求新」並不意味以彼易此、以外來易本土等本質性的文化替代，而是鼓勵一種拒絕複製既成文化產品、拒絕重複先前慾望、創作軌跡，以呈現個人在不同時空情境下創造「差異」（differences）能力的文化態度。其次，筆者援引爾本（Greg Urban）所提出的「『新』後設文化」（the metaculture of newness）概念，說明楊德昌如何透過過賸的、斡旋台北駁雜面相的閱聽影音呈現，介入台北「新」文化的後設建構。論文試著將楊德昌的電影文本讀為再現、評述台北都會經驗的「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在思考楊德昌的電影如何介入台北文化的後設層面，斡旋都會中的「新」、「舊」慾望時，筆者觀察了（1）楊德昌電影中的角色如何掙扎於重複「舊」與追求「新」的現實困境，進而突顯追求「新」的困難度與重要性；（2）楊德昌本身如何透過虛構故事與鏡頭的設計、剪接連繫起城市中或許看似不相干的人、事、時、空，積極策動台北「新」情境、「新」慾望產生的可能。Item 臺北氣候變化的趨勢及其都市氣候特性(地理學系, 1986-03-??) 翁國盈Item A Hydro-Morphological Study on the Marsh Area in Western Part of Taipei Basin(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984-10-??) 石再添 鄧國雄 張瑞津 石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