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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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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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影視教材在日治臺灣史的教學運用：以紀錄片《跳舞時代》為例(2023) 戴雅婷; Dai, Ya-Ting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一般被簡化成兩個階段，一個是臺灣人武力抗日，遭受鎮壓屠殺；一個是日治末期的戰爭狀態、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這兩者合起來便是日治臺灣的歷史。但日治時期卻是臺灣由傳統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代，且有許多改變都與現在日常生活習習習相關。 本文以《跳舞時代》作為影視教材，在國民中學七年級進行日治臺灣史教學運用，讓學生瞭解日治時期帶來很多西方流行文化與觀點。筆者先分析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對於發行臺灣流行歌的重要性，以及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與女性地位的轉變，將歷史紀錄片設計成影視教材，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學生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改良臺灣傳統文化的陋習，建立許多現代化制度的觀念有加深、加廣的認識；一方面學生能比較出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文化變遷的異同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提升自己的歷史思維。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日治時期臺灣的口腔保健(2020) 曾柏陽; Tseng, Bo-Yang口腔保健為個人在生活中，每日應進行的保健項目，清代時臺灣居民之潔牙習慣不佳，口腔衛生知識仍屬貧乏。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將現代化之衛生、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欲改善本島居民之衛生狀況。 首先，日本領有臺灣後，隨即展開改善臺灣之衛生、醫療條件之工作，增進民眾健康與公共衛生。在齒科醫療方面，以臺灣齒科醫師令與相關法規規定在臺齒科醫師執業，並鼓勵臺人前往內地學校取得正式齒科醫師資格。 其次，總督府在各級學校課程安排教授口腔衛生知識，舉辦衛生展覽會與齲齒預防日，報刊中亦以專欄或廣告論述衛生知識。齒科醫師相繼開業，將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 最終，在臺居民購買口腔保健產品，並在生活中落實清潔習慣，或前往齒科醫院就診。雖然政府與民間合力積極宣傳，但齲齒率仍因飲食習慣改變居高不下。儘管齲齒問題無法根除，且隨著文明進展愈加嚴重，不過遲至1930年代，臺灣居民已將潔牙作為習慣之一，瞭解如何維持自身健康。Item 日治時期學生跨地域旅行研究(2015) 孫嘉吟; Sun, Jia-Yin臺灣於1895年由日本統治後，引進新式教育體制，學生旅行的活動方式也隨之帶入。學生旅行的目的，主要在學生實踐課堂所學，透過參觀大城市、博物館、政府機關等，跳脫課本，以現實中的經驗來加深學習的效果，也訓練同儕分工合作、討論溝通的能力。此外，政府也會透過安排行程，以特定的地景加強學生對政府以及國家的認同。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級學校安排學生在本島各地或是前往日本、中國等地旅行，除了讓學生不只在課堂中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希望學生能真實體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人地事物。 學生除台灣本島內的平地旅行外，在原住民統治較平穩之際，更是前往高山原住民部落旅行，感受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此外，臺灣學生也在政府安排下，踏出臺灣前往日本本土的旅行，參訪內地的各大都市觀看日本的繁榮，讓臺灣學生感受到日本的強大。反之，日本學生到臺灣，則希望他們看到的則是快速發展，逐漸日本化的社會。 此外，位在日本南進路線上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含括在日本推動的旅行圈。日本政府在為了強化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實際影響力，積極企圖各種建設，設立學校，也提供中國東南沿海學校的學生到臺灣旅行的機會。透過行程的安排，使中國學生看到比家鄉還要進步的臺灣，也讓總督府藉機的展示其統治成果。這樣流動的跨地域旅行，透過學生旅行的實際感受，了解學生在不同地區旅行有何各別想法，又為何會有這些想法，以及這樣的跨地域旅行對他們是否有帶來影響，將是本文想要討論的主題。Item 日治時期臺灣啤酒專賣之研究(2010) 岩村益典政府專賣制度向來都是挹注財政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台灣所實施的酒類專賣，為總督田健治郎推動各項新政和建設提供所需財源。然而，1922年起所推動之酒類專賣，一開始並不具普遍性與一般性，其中，啤酒作為酒類項目之一，並未與其他酒類同時實施專賣，1933年才正式實施，且實施方式採收購專賣，異於本地酒類採製造專賣。顯示日治時期台灣之啤酒專賣，有其獨特性。 本論文藉由台灣當時所推動之酒類專賣制度，究明日治時期日本及台灣釀酒產業發展歷程，以及私人產業與政府在專賣制度上的競合關係，尤其是探究當時啤酒延後實施專賣之原因、影響啤酒專賣制度之因素，進而探討啤酒專賣在當時台灣財政收入上所扮演之角色，以及對戰時台灣人民生活所帶來之影響。Item 臨時臺灣糖務局與臺灣新製糖業之發展(1902-1911)(2011) 莊天賜1902年總督府發布糖業獎勵規則及設立糖務局作為執行機關，根據本論文對之初步探討的結果，有幾項要點： 其一，糖務局糖業獎勵以外經費增列「臺灣糖業改良及獎勵費」項目辦理，糖業獎勵費則自勸業費項目中編列。整體經費與砂糖消費稅具正相關性。糖務局的專兼任技師北海道色彩十分濃厚，專長偏重農學，多主張小製糖工場主義；技手階層以九州出身者佔半數以上，同樣偏重農學。絕大多數受過近代農、工高等教育，可說是適才適所。 其二，糖務局成立初期製糖改良採取漸進政策，有補助資本額、補助購置製糖機械、貸借機械3種獎勵方式，同時趁獎勵時機發布命令項目確保糖業獎勵成果。 其三，糖務局在前期並未具有決定性的決策地位，經費同樣具侷限性。在小規模新式製糖發展失敗及大新式製糖排擠經費效應下，糖務局排除獎勵新設小規模製糖工場，同時鼓勵自由設立改良糖廍，促成1905年改良糖廍設立潮。糖務局有意透過設立改良糖廍先行整合原料採取區域內舊式糖廍，配合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實施，為日後大型製糖會社出現建立基礎，亦規劃出新式製糖會社設於平原區，改良糖廍設於河谷近山丘陵地帶的新式製糖空間配置方式。 其四，糖務局後期製糖部門的獎勵僅限於補助既設製糖會社，金額亦大幅減少，但若將改良糖廍撤廢補助、原料消費補助、原料製造補助等經費加入考慮，糖務局投注的經費超過前期，加上行政和金融方面協助，使臺灣的新式製糖改革較前期有更大的進展。 其五，糖務局成立初期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各行其是，無政策上連結。1905年實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提供糖務局結合蔗作獎勵和製糖獎勵媒介，並據此結合製糖和蔗作部門，同時透過劃設原料採取區域掌握對新式製糖業較大的管理權，與地方官廳形成新式製糖和傳統製糖分工管理。為維持對新式製糖業的管理機制，糖務局改以劃定原料採取區域對新式製糖會社頒布命令項目，並將蔗作獎勵責任下放到新式製糖業者身上。大多數製糖業者都制定蔗作獎勵辦法。 其六，糖務局存立近十年，達到的糖業改革效果至少有以下幾點：(1)臺灣蔗糖產量接近日本國民消費量總額；(2)蔗糖品質大幅改善；(3)製糖方式幾乎全面近代化；(4)有效幫助總督府財政獨立；(5)新式製糖版圖超出原來濁水溪以南的平原地帶。 其七，糖務局裁撤後，獎勵事業轉由新設立的殖產局糖務課執掌，業務項目和人員編制大為縮減。研究人員編制和經費則增加，糖業試驗場研究成果較隸屬糖務局時期優異，與新式製糖會社間互動更為密切，新式製糖會社擔負蔗作獎勵大部分責任雖提高成本，也研擬出適合會社的蔗作獎勵方法，較糖務局中央集權式蔗作獎勵有效率。糖務局裁撤後縮減的獎勵，實際上指的是糖業獎勵規則規定下的獎勵項目，此外，製糖業仍受到當局相當保護。 其八，日俄戰後至糖務局裁撤前後11家新式製糖會社中，有7家製糖會社創立或改組初期聘請糖務局技師、事務官或囑託擔任常務董事、專務董事、經理等要職，並主導草創時期會社的經營方向Item 從漢文讀本看日治時期公學校漢文教育的近代化(2011) 李佩瑄; Lee pei-hsuan本研究打算透過《漢文讀本》來了解公學校漢文教育進行的情形。總督府分別於1904年以及1919年發行兩套《漢文讀本》，分別是《台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以及《公學校用漢文讀本》。這是因為1904年漢文獨立設科，成為公學校的教學科目之一，需要有教科書，1919年重新發行《漢文讀本》，是因為漢文科時數減少，教科書要作修改。本論文打算透過《漢文讀本》來了解當時學童的學習內容，以及透過當時的雜誌了解漢文科實際教學的情形。換言之，以《漢文讀本》為主，以雜誌輔助《漢文讀本》，呈現公學校漢文教育的情形。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公學校漢文教育的演變、公學校漢文教科書的內容、日語借詞使漢文近代化。因為總督府的政策會影響到公學校的漢文教育，漢文教學時數減少的同時，教科書也必須配合教學時數減少而作修改，可見總督府的政策會影響到公學校的課程及教材。總督府採取逐漸減少漢文教學時數的政策，降低學童學習漢文的機會。但是，從教科書可以了解到學童的學習內容，以及統治者傳授給學童的知識，因為統治者握有編教科書的主導權，可以決定學童要學習哪方面的知識。此外，《漢文讀本》也帶來了日語借詞，日語借詞融入漢文詞彙，幫助漢文近代化，因為在介紹近代化事物以及新觀念時，漢文找不到對應的詞彙，只能從日語借用，因此帶來日語借詞。學童在公學校吸收近代化事物及新觀念的同時，也吸收了日語借詞，使日語借詞成為漢文詞彙的一部份。Item 日治時期台灣的客語教材研究-以《廣東語集成》為例(2011) 彭馨平; Peng Hsing-Ping《廣東語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是日治時期第一本由台灣人所編寫的客家話教材，有其重要的時代意義。本論文摘錄匯整其詞彙，藉以分析其語音及詞彙的特點。並將所整理出來的語料，與台灣客家話做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對照比較。 透過語料的分析，除了可以藉此了解日本人如何利用日語假名符號拼寫客家話之外，透過書中內容，也可以看到許多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制度發展的面向，以及台灣客家話借用日語詞彙的情形。與現代台灣客家話做對照比較，可以探究客家話因為時空環境不同所造成的變遷與異同。希望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做為現代客家話教材編撰的參考。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其次述及近現代對於日治時期客家話教材之研究成果。介紹本論文主要以「文獻調查法」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集成》成書的原因及其內容」，介紹《集成》的作者生平及其成書背景。 第三章「日治時期台灣語的假名標音符號」，首先說明台灣語假名標音符號的製定與變遷過程，其次介紹《集成》所使用的假名符號，並以列表方式說明國際音標和《集成》符號的對照關係。 第四章「《集成》的語音系統」，介紹《集成》所呈現的客家話聲母、韻母、聲調以及變調情形。同時並與客家話各辭書做音系上的比較。 第五章「《集成》的詞彙現象」，首先介紹日治時期台灣客家話對於日語詞彙的借用情形。其次說明《廣東語集成》中詞彙受到閩南話影響的現象，再來分析《廣東語集成》中成為廢語或成為死語之詞彙所代表的意義。最後將其分類，逐項說明這些詞彙與現代客家話的差異。 第六章「結論」，說明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研究的方向。Item 日治時期《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的臺北市意象(2015) 川村洋介; Kawmura Yousuke對臺北而言，日治時期是一個轉變期，來自日本的統治者將「城內、艋舺、大稻埕」臺北三老街整頓為臺灣第一的城市。行政機關集中於臺北，商業機關也林立於此，這時候很多日本人移居臺北，臺北裡有大稻埕等以臺灣人為主的生活空間；及臺北城內等日本人較多的生活空間，以日本人與臺灣人為主，兩個不同族群的人種為中心，形成一個城市。 在研究《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內容之時，先考察了日治時期的臺灣鐵道、旅遊手冊及臺北市內的交通工具的活動情形。《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由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該旅遊手冊反映臺灣鐵道網路的發展過程。臺北市的運輸方面，出現公車、計程車等最新交通工具，增進了臺北市內通勤的便利性。《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編輯手法參考先前出版的旅遊手冊，整理了從臺灣第一本旅遊手冊到《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出版歷程。 本論文從日治時期臺灣的代表旅遊手冊《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探討日治時期的臺北，該旅遊手冊從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出版，他們在書面上介紹臺灣各種展現出統治者意圖的景點，尤其著重在臺北很多與殖民統治有關聯的建築物、日治時期以後才出現的休閒活動的景點、以及產業設施等。旅遊手冊提供日治時期臺北旅遊相關資訊，以及空間文化的圖像。Item 論日治時期的宗教與教育之關聯性—以艋舺清水巖祖師廟為中心(2015) 吳佳芸; Wu, Chia-Yun日本治台五十年，至今都可以看出，不管是生活習慣、抑或是語言，在各方面對於台灣都有所影響。而台灣的西式教育制度，更是在日治時期建立完備的。本論文透過史料的運用，書寫日治初期教育的開端及發展，透過對於台灣人教育制度的確立，重現出當初日治時期治台之初，台灣的教育與宗教的面貌。而本文除了教育以外，更是與宗教連結，其研究中心之清水巖祖師廟，身為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廟宇，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以及當政者的轉移，其受到的影響及改變。其中，尤以日治時期的清水祖師廟做為中心，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與教育之關聯。除了宗教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書寫，也同時回顧了當時對於廟宇發展得資料，從中可以窺探，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是如何被紀錄以及評斷地。藉由總督府的政策以及其相關文獻，爬梳出日治時期之中，廟宇與教育之間的關聯性，以其再次確定廟宇對於教育的貢獻、並且再次驗證其重要性。筆者期望透過教育與宗教的結合研究，作為一個新的視角，且提供研究清水祖師廟一個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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