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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朝《大閱圖》相關圖像之研究
    (2019) 林豔均; Lin, Yan-Jun
    本論文以乾隆朝(1735-1796)清宮製做的大閱圖像為中心,試圖描繪出乾隆如何以大閱圖像來建立其帝國形象。清代皇帝十分重視大閱禮的舉行,在關外時期就有大閱的記錄。但是製作與大閱相關的圖像卻是在乾隆時期才被大量製作,其中包含一套四卷《大閱圖》卷、兩件絹本《乾隆皇帝大閱圖》軸、一件油畫本《弘曆騎馬像》,以及由皇室宗親弘旿製作的《閱武樓閱圖》與大臣製作並上呈的《南巡盛典》中的〈閱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閱圖像製作的同時,鹵簿圖像的繪製也是在同一時期被製作,如《大駕鹵簿圖》卷。有趣的是,由乾隆皇帝主導製作的《大閱圖》卷,有很大一部分圖示來源是參考自歷代的鹵簿圖像─即強調展示與陳列的特性。本文即以這批描繪大閱相關的圖像,梳理其圖像製作與脈絡,以及乾隆皇帝所要展示的帝國武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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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墨妙珠林》集冊看乾隆初期對漢文化傳統的整理
    (2014) 王明玉; Wang Ming-yu
    乾隆十至十三年間(1745-1748),乾隆皇帝製作了一套名為《墨妙珠林》的巨幅冊頁集。全套共有十二冊,分別由十二位畫家按「二十四」之數演繹而成的主題進行繪製。《墨妙珠林》不僅尺幅巨大、畫幅眾多,十二項主題內容更具有類書「天、地、人、物」之分類特性,應當是套別有用心之作。本文以《墨妙珠林》為核心,藉由作品本身的基礎討論,將發現乾隆選擇了當朝一時之選的製作團隊,製作眾多與乾隆、清廷密切相關的主題;其再利用康雍朝漢籍編纂的成果作為對開文字,《墨妙珠林》彷彿是一套以視覺方式所製作之「類書的類書」,也展現出乾隆總集文化成果的野心。而透過《活計檔》的爬梳,更發覺到另一套乾隆元年畫片集《墨妙珠林》的存在,從而連結起二本《墨妙珠林》間的可能關係。加之二套作品皆有著龐大單元組合為一體的特性,前者是舊有畫片的整理;後者則是新製的視覺物品,從中得以窺探到乾隆上位之初,如何從整理既有集合的建立,邁向系統化創造物與收藏的過程。因此,二本《墨妙珠林》將是一個具體微縮的案例,用以觀察乾隆初期的收藏之道,以及康雍乾三帝對漢文化的歷時性整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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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以盤山圖繪為中心的研究
    (2015) 吳佳燕; Wu, Chia-Yen
    清代宮廷山水畫中,有一類作品專門描繪帝王巡幸所經之地,包括行宮與周遭景致,甚至還有地方名勝以及人跡罕見之地,這些作品均屬地景畫的表現類型,呈現出高度實景性質,於建築的描繪也大多細膩,但畫面上罕見人跡,也不描繪巡幸隊伍或地方風俗,更未涉及宮廷儀制與事件描述。這類作品多為帝王敕命製作,由具備詞臣身份的畫家繪製,不僅如此,作品多配有御製詩句,而詩句內容也以描述地景為主。這類作品數量龐大卻未見專文討論,因此,本文以乾隆朝詞臣董邦達的盤山系列圖繪為主軸,採用其所繪製的《田盤勝概》十六開冊頁、《盤山十六景》卷、《欽定盤山志》中的〈圖考〉四十幅,以及《雕紫檀龍紋多寶格》中收納的《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冊八開等作品為主要材料,將之定位為「巡幸地景畫」的類型,談論其中的風格來源、製作與使用脈絡。 乾隆身為帝王,不僅一生中三十二度巡經盤山,更在山上營建行宮,親自為各處宮宇景點命名。董邦達身為乾隆朝前半的重要詞臣,曾多次奉命遊覽盤山,過程中必須圖繪盤山並參與纂修《欽定盤山志》。君臣之間不僅有互動,雙方更在盤山文化產出的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創作者」的角色。本研究針對乾隆朝盤山圖繪進行全面性的整理,深入了解董邦達的地景畫範式與風格的影響力,透過種種盤山書寫與圖繪,來定位乾隆朝盤山的意義與使用,了解乾隆加之於盤山的新面貌,以及其所欲營造的王道氣象。 「巡幸地景畫」於帝王與詞臣而言,並不僅僅是單純任務交付與奉命完成而已,在帝王巡幸過程中,詞臣扈從身旁,除了與之詩文應和、探尋勘景、即景作詩、即景作畫之外,扈從巡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對乾隆而言,當其出巡之際,詞臣能於成群結隊伴於身旁,便意味著「王道之治」的成功,使得詞臣心悅臣服。「巡幸」一方面可鞏固疆土,另一方面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徵,而巡幸地景畫就是體現帝王統治天下成功的最佳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