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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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由《墨妙珠林》集冊看乾隆初期對漢文化傳統的整理(2014) 王明玉; Wang Ming-yu乾隆十至十三年間（1745-1748），乾隆皇帝製作了一套名為《墨妙珠林》的巨幅冊頁集。全套共有十二冊，分別由十二位畫家按「二十四」之數演繹而成的主題進行繪製。《墨妙珠林》不僅尺幅巨大、畫幅眾多，十二項主題內容更具有類書「天、地、人、物」之分類特性，應當是套別有用心之作。本文以《墨妙珠林》為核心，藉由作品本身的基礎討論，將發現乾隆選擇了當朝一時之選的製作團隊，製作眾多與乾隆、清廷密切相關的主題；其再利用康雍朝漢籍編纂的成果作為對開文字，《墨妙珠林》彷彿是一套以視覺方式所製作之「類書的類書」，也展現出乾隆總集文化成果的野心。而透過《活計檔》的爬梳，更發覺到另一套乾隆元年畫片集《墨妙珠林》的存在，從而連結起二本《墨妙珠林》間的可能關係。加之二套作品皆有著龐大單元組合為一體的特性，前者是舊有畫片的整理；後者則是新製的視覺物品，從中得以窺探到乾隆上位之初，如何從整理既有集合的建立，邁向系統化創造物與收藏的過程。因此，二本《墨妙珠林》將是一個具體微縮的案例，用以觀察乾隆初期的收藏之道，以及康雍乾三帝對漢文化的歷時性整理過程。Item 董邦達與乾隆朝巡幸地景畫—以盤山圖繪為中心的研究(2015) 吳佳燕; Wu, Chia-Yen清代宮廷山水畫中，有一類作品專門描繪帝王巡幸所經之地，包括行宮與周遭景致，甚至還有地方名勝以及人跡罕見之地，這些作品均屬地景畫的表現類型，呈現出高度實景性質，於建築的描繪也大多細膩，但畫面上罕見人跡，也不描繪巡幸隊伍或地方風俗，更未涉及宮廷儀制與事件描述。這類作品多為帝王敕命製作，由具備詞臣身份的畫家繪製，不僅如此，作品多配有御製詩句，而詩句內容也以描述地景為主。這類作品數量龐大卻未見專文討論，因此，本文以乾隆朝詞臣董邦達的盤山系列圖繪為主軸，採用其所繪製的《田盤勝概》十六開冊頁、《盤山十六景》卷、《欽定盤山志》中的〈圖考〉四十幅，以及《雕紫檀龍紋多寶格》中收納的《御製靜寄山莊八景詩圖》冊八開等作品為主要材料，將之定位為「巡幸地景畫」的類型，談論其中的風格來源、製作與使用脈絡。 乾隆身為帝王，不僅一生中三十二度巡經盤山，更在山上營建行宮，親自為各處宮宇景點命名。董邦達身為乾隆朝前半的重要詞臣，曾多次奉命遊覽盤山，過程中必須圖繪盤山並參與纂修《欽定盤山志》。君臣之間不僅有互動，雙方更在盤山文化產出的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創作者」的角色。本研究針對乾隆朝盤山圖繪進行全面性的整理，深入了解董邦達的地景畫範式與風格的影響力，透過種種盤山書寫與圖繪，來定位乾隆朝盤山的意義與使用，了解乾隆加之於盤山的新面貌，以及其所欲營造的王道氣象。 「巡幸地景畫」於帝王與詞臣而言，並不僅僅是單純任務交付與奉命完成而已，在帝王巡幸過程中，詞臣扈從身旁，除了與之詩文應和、探尋勘景、即景作詩、即景作畫之外，扈從巡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對乾隆而言，當其出巡之際，詞臣能於成群結隊伴於身旁，便意味著「王道之治」的成功，使得詞臣心悅臣服。「巡幸」一方面可鞏固疆土，另一方面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徵，而巡幸地景畫就是體現帝王統治天下成功的最佳證明。Item 乾隆宮廷畫琺瑯「母子圖」研究(2015) 范栴綾; Fan, Jhan-Ling清代乾隆皇帝統治前十年（1736－1746），積極推動宮廷作坊發展琺瑯複合工藝，在金屬胎琺瑯器上鑲嵌小型琺瑯畫片，或直接用琺瑯顏料在銅、瓷、玻璃胎等器上施彩，而將人物圖像引入畫琺瑯是乾隆劃時代之創舉，以「母子圖」數量最多、樣式最為豐富。這批皇帝所持有的宮中用器，多數配匣入乾清宮典藏或陳設於特定宮室，顯示其不凡地位與意義。乾隆宮廷畫琺瑯「母子圖」展現異於傳統釉上彩紋飾系統的全新面貌，圖畫化特質顯著，囊括中、西方人物類型與風格。 本文首先從繪畫史切入，探索其於中國傳統圖像脈絡中所繼承的形式與內涵。其次，就清宮製作機構、畫家、西洋實物等客觀因素看畫琺瑯「母子圖」形成之背景，藉由爬梳清宮檔案，整理出兩類母子圖的演變過程。乾隆皇帝個人文化理念、對女性家庭角色與皇子家庭教育之重視應是母子題材興起的主因。至於畫琺瑯「母子圖」中的西洋元素、創新模式則可溯及歐洲母子繪畫之內容，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聖母子」圖像、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母子人物油畫，皆深刻影響了乾隆的審美品味，清宮畫琺瑯多援引西法。然而，乾隆在面對清室祖宗嚴訓、他本人又厲行禁教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允許西洋母子形象並以何種方式積極轉化之，絕非一味模仿。飾有母子主題圖像的畫琺瑯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本篇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理解清宮畫琺瑯工藝的裝飾題材，乾隆將母子圖像轉移至立體器物表面，使中、西母子形象兼容並蓄，在皇帝私有的家庭空間內，畫琺瑯器肩負著新的承載任務與功能，另一方面，其所創新的漢裝母子主題迴響西方世界，實際上確立了代表中國文化意象的母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