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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鷺的演化與保育遺傳研究
    (2009) 楊愷樂; Carol K. L. Yeung
    長久以來,鳥類的種化被認為是由族群在空間上的隔離所啟動,空間隔離所導致的族群間基因交流中斷及族群量的縮減,會進一步促使各分隔族群內的遺傳漂變,而造成族群分化,最終以致種化。然而,對於陸生脊椎動物中運動能力最強的鳥類而言,地理屏障對其族群間基因交流所形成的障礙,是不近情理的假設,卻少被質疑。在我論文的第二章,我以核基因片段為材料,說明分布於澳洲的皇家琵鷺(Platalea regia)之物種形成,無法由前提是起始於少數奠基者及物種形成過程中完全缺乏與其姊妹種黑面琵鷺(P. minor)間進行“分化後基因交流“(post-divergence gene flow)的奠基者種化(founder speciation)模式加以解釋;相對的,我的遺傳證據較支持包含“分化後基因交流“的種化模式; 我的結果也顯示 ,奠基者種化所需的瓶頸事件(bottleneck)即便存在,所歷時間應極為短暫,或者所謂奠基者的數目會遠大於一般所設想。我同時也發現皇家琵鷺與黑面琵鷺的祖先在兩者開始分化之後,彼此間仍有相當程度的基因交流,而這樣交流所歷時間,更佔兩者分化至今一半以上的時間。在第三章中,以核基因序列所推估的遺傳有效族群量(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及普查族群量(census population size)之比例,作為評估物種內族群結構化(population structuring)的指標,我的結果顯示了部份琵鷺的祖先物種可能是由數量大且不具明顯結構的族群所構成。我也發現所有琵鷺的共祖及琵鷺與紅鹮(Eudocimus ruber)的共祖之有效族群量都出奇的大,這現象可能是由於這兩者的族群結構是更近似於Wright所提出的島嶼模式,也就是物種由幾個分化但彼此間持續進行基因交流的族群所構成。這些結果都指出選汰壓力在物種的分化上,較阻斷基因交流(地理隔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最後在第四章中,我應用近似貝氏計算(approximate Bayesian calculation)分析黑面琵鷺的微衛星多態性數據,發現這個瀕危物種的有效族群量縮減,受到最近一次冰期啟動之影響,遠勝於近期人為干擾的效應;而根據核基因座及微衛星多態性所估出的現時黑面琵鷺有效族群量並不大,因此持續以人為努力減少環境波動對其族群數量的影響,應為維持黑面琵鷺長期存續之必要措施。在最末章中,我針對以上的結果作出綜合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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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族群阿茲海默氏症及血管型失智症的生物標記評估
    (2009) 王秀觀; Hsiu-Kuan Wang
    阿茲海默症與血管型失智症是最普遍的兩類失智症。目前有關阿茲海默症的疾病診斷生物標記分子研究中,已知的遺傳標記分子有脂蛋白E基因4對偶基因、類澱粉蛋白前驅蛋白基因突變、早老素1及早老素2基因突變等。腦部及腦脊髓液中tau蛋白與類澱粉蛋白含量則為已確認的阿茲海默症疾病診斷蛋白標記分子。本研究利用台灣阿茲海默症、血管型失智症與正常人族群基因分型技術,分析候選基因多型性變異與疾病的相關性。結果發現脂蛋白E基因4對偶基因是阿茲海默症、而非血管型失智症的風險因子;血管收縮素轉換酶基因DD基因型、D對偶基因和-240 T – Alu D單套型是阿茲海默症與血管型失智症的風險因子;此外,實驗結果顯示介白素1基因-889 CT基因型對於70歲以上的血管型失智症罹病感受方面具有潛在的保護功能;同時,熱休克A5基因-415 AA/-180 GG基因型、-415 A/-180 G對偶基因會減低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基因表現分析結果亦顯示,具有-415 A/-180 G對偶基因的細胞在遭受內質網壓力之後,其熱休克A5蛋白被誘發產生的程度明顯增加。由於尋找阿茲海默症淋巴細胞的生物標記的可行性,本論文亦分析了8個阿茲海默症及4個年齡、性別配合之正常人的APP蛋白型式及氧化蛋白,但未找到明顯的蛋白標記。以上實驗結果顯示,上述與阿茲海默症及/或血管型失智症的罹病相關的基因,可作為協助疾病診斷的遺傳標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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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型脊髓小腦共濟失調症致病機轉:伴隨蛋白的保護功能與TATA結合蛋白CAG三核苷重複擴增造成不正常蛋白質摺疊之研究
    (2009) 李麗卿; Li-Ching Lee
    摘要 遺傳性第十七型脊髓小腦萎縮症(SCA17)與染色體6q27位置的TATA binding protein (TBP)基因的CAG三核苷重複擴增相關。TBP廣泛表現在中樞神經系統及周邊組織。臨床上SCA17病患症狀很廣泛,致病機轉亦未完全清楚。為探討SCA17疾病致病機轉,我們建立短暫大量表現及穩定誘導正常TBP-Q36及多麩醯胺擴增TBP-Q61的人類胚胎腎293細胞,並利用差異性螢光標記二維電泳、質譜、免疫轉漬等方法,分析蛋白質的表現。以doxycycline誘導表現後,擴增的TBP-Q61形成聚集,且活化的caspase-3皆顯著增加。蛋白質體分析顯示23個蛋白質的差異表現在1.35倍以上。進一步以二維電泳及西方免疫轉漬確認HSPA5、HSPA8、PARK7的差異表現。淋巴細胞的蛋白質分析顯示,與正常人的淋巴細胞相較,帶有多麩醯胺擴增TBP的病患淋巴細胞,其HSPA5、HSPA8、HSPB1的表現顯著下降。進一步利用lenti病毒轉染,檢視geldanamycin對HSPA5表現及SCA17性狀的調節。在多麩醯胺擴增TBP等位基因的檢測方面,分析了臺灣地區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氏症、非典型帕金森氏症候群患者的TBP基因CAG 三核苷酸重複,共發現6個擴增的等位基因(44 ~ 46Q)。此類非典型小腦萎縮症病患的報導,有助於疾病性質的瞭解。綜合上述,實驗結果顯示利用蛋白質體分析來找出和SCA17疾病致病機轉相關的差異表現蛋白,有助於致病機轉的瞭解,並可能依據來發展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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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體甲基化圖譜與抑癌基因甲基化參與肺癌形成之機制及臨床應用探討
    (2009) 張哲維; Chang, Jer-Wei
    癌症一般認為與基因體與外顯基因體發生變異有關,而在外顯基因體研究中,基因啟動子過度甲基化是最主要造成基因不活化的原因之一。抑癌基因的啟動子過度甲基化,會造成抑癌基因不活化,進而導致癌症的發生。為了鑑定在癌症基因體中,過度甲基化的區域所包含的可能新穎抑癌基因,本研究利用差異甲基化雜交法(differential methylation hybridization)的微陣列分析及染色質免疫沈澱晶片分析法(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on -chip),針對30位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及數個肺癌細胞株進行基因體的過度甲基化區域及染色質鬆緊狀態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的肺癌子類型及肺癌分期,有特定的基因被過度甲基化,這些過度甲基化基因也許可以作為早期偵測及預測癌症發展的生物指標。 此外,在肺癌病人的差異甲基化雜交法的結果中,本研究發現一個與抗細胞增生、細胞靜止與細胞分化的COL14A1基因啟動子有過度甲基化的情形,而且在染色質免疫沈澱晶片分析法中,COL14A1啟動子的染色質區域相較於正常肺細胞,肺癌細胞呈現較為緊密的狀態。此外,本研究發現有60.4%的非小細胞肺癌病人有COL14A1基因啟動子過度甲基化的情形,而且其mRNA及蛋白質分別有50.0%及43.9%的低表達情形;另外本研究也發現COL14A1基因啟動子過度甲基化與晚期肺癌病人有統計相關。這些驗證實驗顯示外顯基因體研究是尋找癌症相關基因的有效工具,COL14A1基因及其蛋白變異參與肺癌的分子機制將進一步由細胞及動物模式研究來鑑定。 在本實驗室先前對基因體缺失的研究中,發現在染色體3p21的區域有高達50%以上的基因座缺失情形。此外,在差異甲基化雜交法的結果中,也發現位於染色體3p21.3的RASSF1基因在肺癌早期的病人中有過度甲基化情形,因此染色體3p21.3區域的基因不活化對於台灣地區肺癌形成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RASSF1A及BLU這二個頭尾相連的抑癌基因位於染色體3p21.3的區域,由於這二個基因位置非常靠近,因此本研究預測這二個基因的表達及啟動子過度甲基化具有區域效應,也就是此二基因的表達及基因甲基化具有一致性。如果沒有區域效應,可能是因為RASSF1A及BLU基因之間具有絕緣子(insulator)構造所導致。首先,本研究針對32位肺癌病人,利用特定序列甲基化微陣列分析法(methylation- specific oligonucleotide microarray)及反轉錄聚合連鎖反應,找出會影響RASSF1A及BLU基因mRNA表達的關鍵轉錄CpG位置。同時也發現在RASSF1A基因的關鍵轉錄CpG位置上,有E2F1這個轉錄因子的結合,當這些位置被過度甲基化時,會使E2F1無法結合在RASSF1A的啟動子上,導致RASSF1A基因表達下降。此外,本研究發現RASSF1A及BLU這二個基因各自的關鍵轉錄 CpG位置的甲基化與各自基因的低轉錄與低轉譯有關;然而,這二個基因的甲基化狀態及基因表達卻沒有一致性,也就是沒有區域效應。利用免疫沈澱聚合連鎖反應(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PCR)證明CTCF蛋白結合在RASSF1A及BLU基因啟動子之間的絕緣子上,也利用亞硫酸鹽定序(bisulfite sequencing)發現在絕緣子兩端的甲基化不連續情形。所以CTCF也許提供了屏障效應導致這二個基因沒有所謂的區域效應。本研究找出了RASSF1A及BLU的關鍵轉錄CpG位置,這些位置的甲基化會影響基因的表達;同時也證明了CTCF結合在RASSF1A及BLU之間,使得這二個基因的表達沒有區域效應。本研究為首篇鑑定影響RASSF1A及BLU基因mRNA表達的關鍵轉錄CpG位置的報導,並提出絕緣子可以做為如染色體3p21基因群座(gene cluster)屏障效應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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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絞股藍抑制OVA致敏小鼠呼吸道發炎反應
    (2008) 黃文忠; Wen-Chung Huang
    氣喘是一種慢性氣管發炎反應的疾病,在發作時常有窒息致命的危險性。氣喘患者發病時的病徵會出現呼吸困難、喘嗚音、胸悶和咳嗽等症狀,甚至會出現呼吸道收縮狹窄,呼吸道黏液增加,導致呼吸道被黏液阻塞窒息死亡。慢性氣喘患者呼吸道會出現大量嗜酸性球浸潤的現象,以及呼吸道過度反應 (airways hyperresponsiveness,AHR)的情形;更多的研究發現,Th2細胞所分泌的IL-4、IL-5、IL-9以及IL-13等細胞激素主要影響氣喘的病理表現,如果可以抑制Th2的細胞活化以及相關的激素分泌,將有助於減低氣喘的症狀。雖然類固醇是一種普遍用來治療氣喘的藥物,但其除了具有抑制免疫功能與呼吸道發炎的療效之外,也會出現許多不當的副作用,所以東方與西方醫學界都希望可以尋找更多的方法來治療氣喘的疾病。絞股藍 (Gynostemma pentaphyllum,又名七葉膽)為葫蘆科絞股藍屬的植物,因為生長分佈區域,加上已經被鑑定出之90多種絞股藍皂甙 (gypenoside)中,有六種與人蔘的皂甙相同,故絞股藍又有南方人蔘之稱。並且近年來學者對於絞股藍的藥理與臨床研究發現,絞股藍在臨床上有極多的功效;包括降血脂、血糖、抗衰老、抗腫瘤、增強免疫力等的作用。 我們發現接受腹腔注射或口服絞股藍抽出物5天的小鼠,其脾臟細胞分泌較高的Th1相關的細胞激素與IgG2a,並且可抑制Th2 相關細胞激素的分泌。所以絞股藍可能具有調節與改變Th1及Th2細胞之間的細胞激素分泌平衡性的能力,或許可以抑制氣喘病人體內較強的Th2活性,應該具有減緩氣喘病情的療效。本論文以雞卵蛋白 (ovalbumin, OVA) 為過敏原,引起小鼠產生呼吸道發炎等氣喘病徵,來測試絞股藍是否具有減緩氣喘的發炎與抑制其Th2活性的反應。我們設計幾個實驗模式,在先以腹腔注射致敏並吸入OVA 3次的IH3 模式中,OVA致敏小鼠餵食7天絞股藍抽出物,發現這些小鼠呼吸道過度反應、嗜酸性球浸潤與血清的OVA-IgE有明顯下降的現象;若再吸入過敏原 2次,除了更明顯抑制發炎病徵之外,也可以顯著抑制OVA-刺激培養之脾臟細胞分泌 Th2細胞激素。此外,我們亦以3個長期給藥模式,來檢定絞股藍抽出物是否對氣喘小鼠具有預防 (T-A 模式)、長期預防加治療 (T-B 模式)、或是長期治療 (T-C 模式) 的效果。實驗結果顯示,於T-A 實驗模式中,絞股藍抽出物並無法顯著降低AHR、嗜酸性球浸潤、以及血清的OVA-IgE等的發炎病徵。但是在T-A模式口服絞股藍的小鼠,在接觸過敏原的階段持續口服絞股藍 (T-B 模式),以及一開始接觸過敏原之後就長期給予絞股藍抽出物 (T-C 模式),兩者都可以有效減緩氣喘小鼠的發炎病徵與抑制其Th2活性的反應。綜合所有OVA致敏小鼠的實驗模式試驗,我們認為絞股藍具有治療氣喘模式小鼠的呼吸道發炎反應與抑制過度免疫反應的效果,但卻無法有效預防氣喘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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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蝸牛屬及台灣山蝸牛屬之種化事件與山蝸牛科之系統發育學研究
    (2008) 李彥錚; Yen-Chen Lee
    全世界約有300種山蝸牛,分屬於四個亞科,然而他們的系統發育學尚未明瞭。為了瞭解山蝸牛成員間的親源關係,本研究以COI及16S rRNA研究台灣及其鄰近地區10屬32種山蝸牛的親源關係,結果顯示Cyclophorus, Cyclotus, Leptopoma,及Platyrhaphe是單系群,傳統分類上的Japonia是複系群,其中有部分Japonia的成員應被劃分至新屬Pilosphaera。此外本研究發現二新種分別是 Pilosphaera yentoensis n. sp.及Japonia boonkioensis n. sp.。另外確定C. micron, C. ogaitoi, C. iota and C. taiwanicum 均屬於Cyathopoma屬而非Cyclotus屬。 台灣共有10屬29種山蝸牛,其中佔據相類似之生態棲位(niche)之Cyclophorus及Cyclotus 恰巧都有南北二型,分別分布於台灣南部及北部。為了研究這個現象本研究分別以Japonia 及Pterocyclus作為 Cyclophorus 及Cyclotus的外群來研究Cyclophorus 及Cyclotus的系統發生學關係。 台灣之Cyclophorus的COI及16S rRNA的基因樹都顯示明顯的地理結構,分布於台灣成環形結構,再台南附近二極端族群交會,鄰近族群間有限度的基因交流,二極端族群間幾乎無基因交流,推測Cyclophorus是一環種(ring species)。PLS分析顯示, Cyclophorus有稜殼型多發生於溫暖穩定的氣侯型態,此種殼形可能有利於在植被濃密的環境中爬行的適應有關。 在傳統的分類Cyclotus taivanus包含五個亞種,以COI及16S rRNA的分析顯示:Cyclotus的基因樹呈現明顯的雙演化支系,而將Cyclotus taivanus的所有亞種分成AB二群,A群為adamsi,因其與B群的遺傳距離已達山蝸牛科種階層的差異,因此應將adamsi提升為種。B群包含其他所有亞種。由PCA分析得知A(亦即C. adamsi)、B(包含C. t. dilatus, C. t. diminutus, C. t. peraffinis及C. t. taivanus)二群的棲地氣候不同,A為冬雨夏乾,B為冬乾夏雨,AB二群對環境的不同適應(天擇),可能為促成二者累積遺傳變異的原因,因此造成種化。 Cyclophorus與Cyclotus是台灣中大型的山蝸牛,二者都廣泛分布於台灣,外殼都有許多變異,更佔據這相似的生態棲位。然而二者的演化歷史卻不盡相同,這說明即使是有相同的分布環境,受相同地質事件的影響,利用類似生態資源的二生物,即便是非常微小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同的演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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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產月桃屬植物天然雜交及島田氏月桃複合群親緣地理之研究
    (2009) 劉淑娟; Shu-Chuan Liu
    台灣產月桃屬植物之系統分類處理歷來未能獲得一致認同的結果,推測頻繁的天然雜交及島田氏月桃複合群內特徵多變異是主要的難點,故本論文針對此二方向進行探討。 台灣月桃屬網狀雜交關係假說的提出根據形態特徵、花粉孕性偏低及地理分布等特性。本研究透過分子方法證實此假說;除了雜交個體及其親本種的鑑別,單向或雙向的雜交配對模式也獲得確認。共鑑別出9種來自不同物種配對組合的雜交,佔所有15種可能組合的60%。透過比較這些雜交配對特性之異同點,推論生態地理屏障(ecogeographic barriers)、傳粉者精確度(pollinator fidelity)以及雜交不親和(cross-incompatibility)是月桃屬植物關鍵的生殖屏障;依序在其生活史中發生作用以達到物種維持。然而,在不同配對物種間,每一生殖屏障的貢獻度有所差異。 島田氏月桃複合群為台灣特有,其分化的歷程深受台灣地質歷史之影響。本研究全島採樣226個體,結合兩段葉綠體非轉錄區序列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中央山脈兩側的遺傳組成有顯著的差異;檢視形態特徵「小苞片有無」獲得與地理親緣相符的歸群結果,此複合群應區分為普萊氏月桃及島田氏月桃兩支系。普萊氏月桃不論在單型及核苷酸的變異度上均高於島田氏月桃,代表其較長的族群歷史以及較複雜的變動歷程。這一群植物的共同祖先約在更新世抵達台灣,中央山脈的阻隔與多次的冰河進退可能對這群亞熱帶森林性植物的種化、遷移及生存扮演關鍵的角色;台灣東南端山區及阿里山山脈分別被推論為普萊氏月桃及島田氏月桃的潛在避難所。 綜合以上結果,台灣產月桃屬之關係已得釐清,包含6個具有明確種別特徵的種類。由於不同配對種間生殖屏障的破壞,產生各式樣的雜交後代,造成野外族群形態及遺傳組成上的許多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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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三種草蜥之溫度生理及海拔分布之關係
    (2008) 黃淑萍; Shu-Ping Huang
    生物的地理分布範圍可能受到其地理屏障、生物性交互作用 (例如:競爭、寄生、疾病等) 以及非生物環境適合性 (environmental suitability) (例如溫度、溼度、光線因子等) 的共同影響。雖然環境因子是影響生物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其和生物性因子的相對影響程度卻不容易釐清。深入了解那些環境因子影響野生動物的地理分布範圍以及其影響的機制不僅是生態學及演化生物學的重要議題,在我們未來評估環境變遷對其地理分布的衝擊以及對其經營管理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研究以三種分布在台灣不同海拔範圍的草蜥屬蜥蜴為題,探討環境因子對其海拔區隔分布所扮演的角色。牠們分別是雪山草蜥 (T. hsuehshanensis,海拔分布 > 1800m) 、台灣草蜥 (T. formosanus,海拔分布< 1500m) (後改名為翠斑草蜥,T. viridipunctatus) 以及蓬萊草蜥 (T. stejnegeri,海拔分布 < 1000m) 。本研究分成兩部分 : 在第一部分,我推測環境溫度可能是造成這些草蜥海拔區隔分布的重要因子。我測量這三種草蜥的高溫耐受度、低溫耐受度及衝刺速度等與生存相關的重要生理特徵,以了解牠們對溫度的耐受範圍以及其具備優良運動表現時的體溫範圍。經由比較物種間生理特徵的差異性以及對照高、低海拔地區野外環境的溫度範圍,我進一步推測環境溫度對這些草蜥的海拔分布範圍的影響程度,這部分研究將分別於第一章至第三章介紹。在第二部分,我針對雪山草蜥進行移地圈養實驗,將其圈養在低海拔地區野外環境下,觀察其生存及生長情形,以推測環境因子對其海拔分布的影響程度,這將於第四章介紹。 在第一章,我研究雪山草蜥對高溫的耐受能力是否是造成其無法分布於低海拔環境的主要生理限制因子。我測量牠的臨界高溫值 (critical thermal maximum) 以及其在三種溫度處理下三個月的存活率。台灣草蜥及蓬萊草蜥則為作為對照組。這三種處理分別為為極高溫組、高溫組及低溫組。其中,極高溫處理及高溫處理是分別將其每日最高溫度設定為低海拔地區夏季時的歷史極高溫以及每日高溫的平均值,日夜溫度變動範圍則設為7-10oC,而低溫處理則設定為相當於高海拔地區的夏季氣溫。結果顯示: (一) 雪山草蜥的臨界高溫值高於低海拔地區的歷史高溫,並且與另兩種草蜥的臨界高溫值沒有顯著差異,(二) 雪山草蜥能在極高溫處理及高溫處理下存活,且其存活率與另兩種草蜥的存活率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雪山草蜥不但能短暫忍受低海拔地區所出現的夏季高溫,也能至少存活3個月。我由此推論雪山草蜥對高溫的耐受能力應該不是限制其分布於高海拔地區的生理特徵。 在第二章,我研究台灣草蜥及蓬萊草蜥對低溫的耐受能力是否為造成其無法分布於高海拔地區的主要原因。我測量牠們的臨界低溫值 (critical thermal minimum)以及其在四種恆定低溫 (2 oC、5 oC、10 oC及 15oC) 處理下三個月的存活率。雪山草蜥則作為對照組。結果顯示: (一) 這三種草蜥的臨界低溫值與牠們海拔分布上界呈現正相關,(二) 台灣草蜥及蓬萊草蜥在5oC 處理下仍能有合理的存活率,而5oC相當於高海拔地區冬季時地底50公分深度的溫度。我由上述結果推論台灣草蜥及蓬萊草蜥對低溫的耐受能力應該不是影響牠們現有海拔分布範圍的生理特徵。 在第三章,我測量雪山草蜥的運動表現對溫度的敏感度 (thermal sensitivity) ,以研究其運動表現能力是否在低海拔的氣溫下會受到抑制,進而不利於生存在低海拔地區。我測量其衝刺速度以評估其運動表現能力,實驗蜥蜴分別先以兩種溫度馴養兩週後,再測量其於九種體溫下的衝刺速度。台灣草蜥則作為對照組。結果顯示: (一) 雪山草蜥在低海拔地區的溫度範圍下仍能維持優良的衝刺速度,(二) 當這兩種蜥蜴的體溫落在低海拔地區的氣溫範圍內時,台灣草蜥的衝刺速度顯著大於雪山草蜥的衝刺速度,(三) 這兩種蜥蜴的衝刺速度對溫度的敏感度沒有顯著差異,所以生存在不同海拔的溫度環境下並未驅使牠們的溫度生理產生分化;以及 (四) 馴化溫度處理對這兩種蜥蜴衝刺速度的表現沒有顯著影響。基於上述結果,我認為雪山草蜥的衝刺速度也不是限制其分布在高海拔地區的主要因素。 在第四章,我將雪山草蜥自高海拔地區移至台北市立動物園,並圈養在戶外的圈養場內為期一年。在實驗期間,我供給其足夠飲水、食物及遮蔽物,並隔絕或移除其潛在的天敵。我每週測量及記錄其生存率、體重變化及健康情形。台灣草蜥則作為對照組。結果顯示: (一) 雪山草蜥在6個月內能維持合理的存活率,並且其與台灣草蜥的存活率沒有顯著差異,(二)雪山草蜥在第9個月及第12個月時的存活率分別僅剩下 41.9% 及19.3%,其值顯著低於台灣草蜥同時期的存活率 (80.6 %),(三) 雪山草蜥在夏季的生長狀況良好,體重有增加現象。然而,其在冬季時無法成功蛻皮,並且有些個體有腳趾潰爛及眼疾等現象。相較之下,台灣草蜥則在冬季未顯現蛻皮跡象,具有上述不健康狀況的個體數量顯著較少。基於上述這些結果,我認為低海拔地區應該對雪山草蜥的生存不利,並且其冬季的環境因子極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但由於這個實驗僅維持一年,仍需做更深入一歩的研究才能證實這項推測。 综言之,低溫耐受度及高溫耐受度應該不是限制三種草蜥海拔區隔的主要因素。對雪山草蜥而言,低海拔環境溫度對其運動表現並未產生抑制效應,所以溫度因子並未透過這幾項生理特徵影響牠們的海拔分布,未來若能檢測其他重要的生理特徵將更能釐清溫度因子對這三種草蜥海拔分布的影響程度。雪山草蜥在低海拔地區野外圈養場的存活狀況不佳,這可能與低海拔地區的氣候因素及微生物因素有關,這項推測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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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肺癌細胞株與動物模式探討新穎的吲哚結構合成化合物1,1,3-tri(3-indolyl)cyclohexane抑制腫瘤細胞生長機制
    (2008) 李慶孝; Ching-Hsiao Lee
    目的:肺癌在世界各地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是發病率、死亡率名列前茅的惡性腫瘤。因此,發現與合成新穎的肺癌治療抗癌藥物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材料與方法:本研究發展了一種新穎的吲哚結構合成化合物1,1,3-tri(3-indolyl)cyclohexane (3-indole),設計使用二步法合成,該技術方法縮短製備過程,產品質量和產量也獲得提高,並藉由人類肺癌細胞株 (A549, H1299, H1435, CL1-1, and H1437) 來探討新穎抗癌藥物對於肺癌細胞的毒殺作用及其機制,同時進行前臨床動物實驗測試。結果:新穎的抗癌藥物3-indole經由不同濃度處理,可以誘導人類肺癌細胞株 (A549, H1299, H1435, CL1-1, and H1437) 進行細胞週期休止 (cell cycle arrest) 及細胞凋亡 (apoptosis)。細胞週期研究初步實驗結果顯示調控細胞週期休止的蛋白p53與p21表現增加,顯示p53/p21相關訊息傳遞路徑重要性。目前已知有兩個機轉可以調控細胞凋亡現象,第一個作用機轉是經由caspases (cysteine-dependent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s) 相關性機轉活化而引起細胞凋亡,目前已被認定有粒線體參與訊息傳遞的內在路徑與細胞外死亡訊息接受器作用的外在路徑;第二個機轉是經由caspases非相關性機轉。西方墨點法實驗結果顯示,調控細胞凋亡進行的促進凋亡蛋白Bax、Bad表現增加,抗凋亡蛋白Bcl-2表現下降,而粒線體細胞色素C釋放至細胞質情形也有增加,另外一方面,透過caspases活性分析實驗結果顯示,3-indole主要是藉由caspases-9、caspases-3參與粒線體訊息傳遞的內在路徑以誘發細胞凋亡發生。此外,3-indole誘導A549人類肺癌細胞株粒線體膜電位下降、活性氧分子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s) 產量增加,與細胞生長調節相關MAPK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家族分子c-Jun N端蛋白質激酶 (JNK) 表現增加,同時顯示有DNA損傷情形。進一步活性氧分子抑制劑實驗結果顯示,JNK表現與DNA損傷可部分減少。3-indole誘導細胞凋亡情形受到活性氧分子抑制劑或JNK訊息抑制劑阻斷,顯示活性氧分子與JNK壓力相關訊息傳遞路徑重要性。此外,初步實驗結果,其他生長調節相關訊息傳遞蛋白 (如Akt與p38/COX-2) 表現也受到3-indole抑制,顯示PI3K/Akt與p38/COX-2訊息傳遞路徑重要性。同時前臨床動物實驗測試結果顯示3-indole抑制A549及H1435肺癌細胞株生長。結論:3-indole在細胞模式與動物模式呈現具有抑制肺癌細胞株生長的作用,其誘導細胞死亡是透過ROS與JNK路徑之粒線體訊息傳遞的內在細胞凋亡,同時可誘導細胞週期休止以及抑制肺癌細胞株Akt與p38/COX-2的表現,顯示使用二步法合成,具有高質量和產量的3-indole具有發展作為新穎的抗癌症用藥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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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獵與危害防治對臺灣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族群影響之探討
    (2009) 吳幸如; Hsin-Ju Wu
    野生動物保育法自從在1989年公告實施後,近年來許多研究已顯示多數保育類野生動物種數量因此穩定增加中,但中大型哺乳動物中唯一未列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的臺灣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卻不明原因明顯減少。由於野豬是廣受歡迎的山產,牠獨特的拱地行為也會破壞農作物,是否因此使得其與人之間的衝突性高於其他物種,而增加了獵捕壓力、導致族群下降,值得深入探討。而野豬一向是台灣山林很重要的自然資源,為能永續利用,了解其族群現況、探討族群減少的原因是否與未受法規保護,以及與人之衝突(包括危害作物及遭受過度獵捕)嚴重有關,乃十分重要。 本研究主要包括四大章節,首先藉由過去相關文獻之結果整理出野豬特有的生物特性如何影響人類對其捕殺的動機,也由1993~2007年間相關野生動物調查文獻之次級資料整理與獵人訪問資料,比較野豬與其他大型保育類物種--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臺灣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臺灣長鬃山羊(Naemorhedus swinhoei) 與臺灣水鹿(Capricirnis crispus swinhoei))之相對數量,來了解其近年來之族群動態。文獻整理結果,野豬容易受人獵捕的特質可能因其與家豬同種,肉質同受人類青睞,加上其以特有鼻骨掘土之拱地行為與喜歡在平坦農地活動之特性,容易引發與人之衝突。在族群動態方面,比較兩類資料分析結果,皆顯示野豬與水鹿數量同屬其中最低等級,顯著低於保育類物種山羌、獼猴與長鬃山羊,確實值得注意。 其次,研究者於2003.8~2006.10年間以深度訪談法與半開放問卷訪問為主、自然觀察法為輔,在野豬族群明顯減少之花蓮、南投、台東、高雄與屏東五縣山區,分別以滾雪球取樣法與分層隨機取樣法對當地經常狩獵獵人與受危害農民進行野豬狩獵與危害現況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野豬獵人以年齡在36-55歲間之中年人最多,其中有23 %只獵捕野豬一種獵物。最常使用鐵夾及吊子在海拔600-1600m之山區狩獵,但青年獵人顯著偏好槍獵。而從危害現況調查結果中發現,雖然野豬對玉米、地瓜及芋頭等作物危害較為嚴重外,但除部份地區之玉米外,皆非受訪農民主要作物,加上近十年捕獲之危害野豬數量也有愈來愈少的趨勢,顯示野豬危害嚴重程度可能因其數量減少而減輕;但不論受害是否嚴重,受訪農民均顯著偏好以獵殺法來防治其危害,其中又以獵狗團圍獵的效果最好。另在高雄梅山地區以胃內含物與排遺顯微分析進行農地與遠農地之野豬食性比較,發現兩者間的種類並未重疊,顯示森林深處活動之野豬應不會到農地覓食而造成危害。 接著為進一步分析影響選擇狩獵野豬之因子,研究者在2002.5~2006.10間以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法在桃源鄉梅山地區記錄當地使用索套或獵槍之狩獵事件中獵獲之物種、成功率與地點中之農地比例等,結果顯示該地狩獵事件發生之季節間與是否為農地均無顯著差異。但獵獲物種以野豬與山羌數量顯著偏高,其中又以獵槍法顯著獵獲較多野豬。而以穿越線調查法在該區狩獵頻度與動物相對數量時,發現山羌數量顯著高於野豬,顯示野豬在當地被選擇性獵捕。另由訪查發現當地野保法之執法偏重物種保育,對野豬族群之幫助並不大。最後,藉由對獵人之深度訪問調查與次級資料整理,發現野豬肉的販售價格是十年來唯一有增加趨勢的大型野生動物,經濟價值也影響其狩獵偏好。而文化價值的調查結果,也顯示野豬在原住民的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