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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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注視/監視的奇觀:1840-1880年間法國攝影師自拍像
    (2010) 簡伯如; CHIEN, PO-JU
    本文旨在透過1840~1880年間法國攝影師自拍像,探究其個人再現與攝影實踐,以及他們如何藉此與社會溝通,形塑其身分認同。鑑於過去早期自拍像研究受限於作者論觀點,側重影像的技術革新與形式美感,忽略攝影的媒體本質,及其獨特的觀看機制和接受脈絡如何對影像製作與符號指涉發揮作用。本文將結合後結構主義和視覺文化觀點,透過社會學式的歷史考察與文獻分析,重構早期攝影師紛雜、多變的社會身分,突顯其在現實與再現、社會與自我認同之間的衝突與相應,為面貌殊異的早期自拍像提出一套建立在攝影初始,正反論述交織、彼此對話的詮釋架構,主要是在:技術/藝術、公/私、職業/業餘、意欲/意外等四個端點之間相互擺盪、滑移,形成一充滿張力的多重論述網絡。 第一章以Félix Nadar等博學攝影家為例,闡述早期攝影在技術與藝術上的交會。攝影雖因機械複製性與藝術對抗,卻也為科學家和藝術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使肖像意涵與再現模式重獲省視、發生轉變,傳統肖像語彙的借用,為早期攝影師在布爾喬亞與波西米亞文化品味之爭中尋得雙贏可能。第二章以Hippolyte Bayard、Victor Hugo、Castiglione女伯爵為例,說明系列自拍像成為早期攝影者施展權利、主張自我的媒介,攝影加速個人意識的傳播,公與私領域的界線重新分野,自拍像由公眾形象的塑造過渡到私密性的揭露,展現變換自如、奇觀化的自我扮演。第三章對照商業攝影師Disdéri和業餘攝影家Olympe Aguado,呈顯早期攝影者社會角色和攝影實踐的多元與流動性。當時自拍像雖不乏新意,然在商業實用取向下難逃單調重複,又以名片卡肖像最能體現早期攝影師發達之夢下的取捨。第四章以達蓋爾版和現存少數意外影像為例,闡述早期攝影混雜真實與幻覺、自然與人造的對立概念。攝影兼具現實自身與其再現的媒材屬性,模糊了西方自來以圖像作為真實之鏡的再現框架。框架破除的意外影像在19世紀末遂成一大眾娛樂,影像透過現實的擷取向觀者提出意義,自拍像不再受過去單一、靜態、內聚的景框所限,開始朝向多元、動態、外推的界外之域,突顯影像作為現實切片的無盡連續和意義的開敞性。 早期自拍像投射出多重、矛盾的分裂主體,19世紀下半葉人們雖主張是獨立個體,實受社會框架定義,其自我再現看似複多,實則單一。攝影師轉從影像框架觀看自身,從而衍生無數我的分身,攝影造就複多卻類型化的百變自我,亦應合片段、偶然、瞬時即逝的現代美學觀。早期自拍像無異是攝影、自我、現代性等三個論述軸線交集於西方現代晚期的有力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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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城市公園圖像研究
    (2009) 黃采瀅
    日治時期城市公園的圖像偶爾在期刊、論文中被提及、被研究,其討論與研究內容始終將公園圖像附屬於城市空間構成的元素之一,簡略提到;尚未有研究是對公園圖像做完整的探討,因而公園圖像背後的意義常是隱而未見的。本研究將著眼於這些被忽略的日治城市公園圖像。 在日治時期城市公園圖像裡,有著各式各樣的構成元素-植物、建築物、神社、塑像、廣播塔、動物園等,在日人的規劃之下,穿梭於公園的人們開始散步、做體操、聽音樂會、運動、騎自行車、參加博覽會等,如此充滿休憩空間的公園由殖民者引入後,各種象徵現代文明的活動出現在公園,這樣的圖像經由畫家汲取入畫表徵意涵是什麼?公園圖像還結合了其他元素轉換成了郵戳、車站紀念戳、海報一再的出現,公園不再只是眼見中詩化的公園。以上都是研究本文研究的重點。 本研究首先建構出臺灣城市公園與殖民之間的關係,與發展的歷程。其次透過當時美術史發展脈絡與社會狀況來認識公園畫作的背景,以此為基礎,來解析日治時期城市公園圖像的表徵意義與圖像隱含的社會意涵。本研究大致獲得以下結論: 一、日治時期臺灣畫家承接日本移植而來的新觀看方式對公園進行寫生。 二、公園畫作中臺灣的熱帶植物,經由殖民者的認同,由自然物轉化成了文化象徵的符碼,反映出臺灣人不自覺地透過日本的眼睛來觀看臺灣。 三、透過圖像分析得知,作為現代化下的公園,可視為展示供公權力的場域。 四、日本藉由城市公園的植入也一併移殖現代的文明生活,彰顯了殖民母國馴化的過程。 公園圖像其生產過程與社會環境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關係。仔細推敲驗證的同時,許多細微卻又相當深刻的痕跡一一呈現。透過日治城市公園圖像研究希望能引發大家對公園圖像的關注。 關鍵詞:殖民地、現代性、文化移植、文明表徵、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