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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
(2022) 范揚浩; FAN, Yang-Hao
本文旨在探討19世紀中葉廣州漢奸問題的發展，及其在當地官府、菁英與外國等不同群體的關係轉變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進一步釐清漢奸問題在近代早期中西接觸史中所代表的意義。本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1830年代清廷對鴉片問題的討論和禁煙運動切入，分析廣州與漢奸問題的關係。其次，以林則徐主導推行的漢奸查辦為例，說明廣州官府的漢奸處置態度。最後，以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官府的漢奸對策，及三元里事件後廣州社會所重構的漢奸論述為中心，探討其對廣州社會造成的影響。第二部分說明條約體制與廣州漢奸問題的關係，以及漢奸問題在廣州反入城運動等排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探討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廣州官府與英、法兩國所建立的「華洋共治」的統治格局，如何影響廣州民眾對漢奸問題的態度轉變。本文指出，19世紀中葉的廣州，由於東亞國際情勢的劇變、清朝的內部問題及地方社會力量的影響力等因素，致使漢奸問題不再只是官府內政的延伸，或是國族主義對「通敵者」之定義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地方社會中「官」、「紳」、「民」、「夷」等不同群體之間的複雜關係。19世紀中葉廣州的漢奸問題，不僅體現廣州社會面對西力衝擊時所遭逢的困境及其轉變歷程，近代中西接觸所引發出之諸多問題亦已隱含其中。
1950年代以後宋美齡的反共論述─以對美言論為中心
(2012) 黃婉茹
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臺後，以反共復國為國策。本論文撰寫的目的，是以宋美齡對美的反共言論為中心，探討其在兩岸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的變化，考察其反共言論的意涵及特色，進一步予以歷史的定位。 195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中，宋美齡「惟恐美蘇不戰，中（共）蘇不睦」，將兩岸對峙放入冷戰的格局。她闡述共產政權的本質，並形構反共的價值，以加深美國與共產政權的對立及彰顯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西太平洋的反共地位，進而爭取美國的支持與援助，以達反攻大陸之目標。 1960年代，中蘇分裂，越戰風起雲湧。宋美齡「惟恐美中（共）不戰，美蘇不睦」，她高唱中共威脅論、剝析共產陣營間的衝突、美蘇和中共的三角關係，將中共推至世界公敵，孤立中共的國際地位，以阻止美國聯中（共）制蘇。除此之外，她藉越戰再度強調美國在亞洲的反共角色，以及越戰中共產陣營的形象，加深美國與中共的對立。 1970年代以後，國際形勢處於「低盪」時期，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在此政治形勢下，宋美齡「惟恐美、蘇、中（共）不戰不亂」。她透過論述美國和共產陣營的關係，以及1960至19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與教育的變化，指責批判美國的左傾中共。大體而言，宋美齡1950年代以後對美的反共言論，展現了如下的特色：一、利用國際現實利害，如韓戰、越戰、中東或核子問題，挑動美國與共產陣營的對立，爭取臺灣國民黨政府反共與反攻大陸的有利位置。二、運用美國自立國以來的外交道德與傳統價值─協助友邦追求自由、民主、和平與基督教信仰，使之作為其反共話語，以獲取美國的支持。三、對美國行銷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臺灣，是自由與希望的堡壘，企圖放大中華民國在亞洲的反共重要性，以爭取美援。四、利用訪美時機，對美傳達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聲音，合理化反共的意義，並在遣詞用句上仔細斟酌，不讓美國有介入中國內政與恐戰之顧忌。五、蔣介石主要以正統觀、民族文化傳統觀作為反共的話語，宋美齡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美、蘇與中共的三角關係，更具現實性。
世界貿易公司與中美物資流動，1938-1958
(2022) 陳鴻明; Chen, Hong- Ming
抗戰時期，在嚴重缺乏物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急需尋求國際借款，以確保戰爭所需要的關鍵物資，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中國政府派遣以上海銀行家陳光甫為首的中國使美財政代表團，向美國財政部協商商業借款，最終確定以易貨方式進行，其債務方不能是政府部門，必須是以民營商業機構的名義行之，「世界貿易公司」於是在美成立。其主要業務為運用借款採購中國所需的美國工業物資，並銷售美國所需的中國農礦產品，以償還債款。1939年至194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公司運用易貨借款採購物資與銷售桐油償還借款的執行成效甚佳，不僅協助國民政府獲得汽車用品、石油產品、無線電等戰時物資，拓展商業網絡，也因提前償還桐油借款，建立商業信用。此外，作為中、美政府機構簽約、收款、驗貨、交貨與傳達商情的中介角色，其經營有賴於董事們在中國與美國的政商人際網絡，且有仁社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社團網絡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極力向外採購戰略物資，諸如中國豬鬃，並希望以有限資源達成戰爭生產最大化。在此情形下，物資的採購與出口均有優先次序，申請手續甚為繁雜。世界貿易公司在這些購銷事務上，付出諸多心力。1945年戰爭結束後，世界貿易公司依然發揮了代理中國政府採購物資、履行借款、申請出口許可證，以及銷售桐油換取外匯之職能。誠如陳光甫所說，中美物資供需問題絕對不是新事物，而是因為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從世界貿易公司領導階層的信件，以及該公司與中美各機關往來的業務資料，指出在美國供給物資主要管道的租借法案之外，世界貿易公司有別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與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係以商業途徑為政府解決許多戰時複雜的物資問題。再者，針對過往未梳理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駐美採購機構的整併問題，本文也從世界貿易公司的整頓與結束經營，說明1950年代政府對美購銷物資的逐漸統一及制度化。整體而言，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世界貿易公司確實有獨特之處。該公司的經營長達將近20年，其戰時所被賦予解決物資問題的任務，不因戰爭終止而結束，戰後仍執行戰時未完成的業務。作為戰時解決物資問題的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代理政府運用借款、購銷物資及參與商業交涉的同時，也進一步培養工程人才、傳遞工商資訊，更與中國廠商保持密切的連繫，期能深化經營基礎，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商業思維。就此而言，本文以世界貿易公司為中心，探討戰時跨國物資流動的複雜過程，也為以下議題：作為駐美購銷物資機構、對美物資交涉、政商關係與人事網絡、經營策略，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並進而思索戰爭與物資交換的歷史意義，以及戰時經驗與戰後臺灣歷史之關聯。
世變與抉擇--龔祥瑞的法制人生(1911-1996)
(中國法制史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2-12-01) 陳惠芬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遷台時期）服務事業的發展
(2004-01-01) 陳惠芬
京劇明星與上海摩登──《申報》中的梅蘭芳(1913-1937)
(2015) 楊慈娟; Yang Tzu-Chuan
二十世紀初，在逐漸邁向現代化的上海，觀賞傳統京劇仍是市民最喜愛的娛樂活動，京劇明星的產生亦與上海鮮明的現代性息息相關。由當時上海大報《申報》對於京劇的大量報導中，可以窺知京劇名伶成為各項娛樂報導、劇評的中心人物以及廣告主打的偶像明星，其中最閃耀的明星非梅蘭芳莫屬。自1913年至1937年間，《申報》中的梅蘭芳相關報導總計高達2300餘則，遍佈報紙各大版面，可謂「梅蘭芳時代」之來臨。作為傳統戲曲藝術的表演者，梅蘭芳能在快速現代化發展的上海藝術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大明星，關鍵即在於他能夠與上海現代性緊密結合。從經濟角度觀之，上海高度商業化的京劇娛樂業已由生產和消費兩股力量建構出京劇明星的製造模式，京劇名伶不僅成為明確的商品，在劇場和觀眾雙方透過媒體的宣傳、包裝和追捧之下，梅蘭芳已被賦予如今日「偶像」和「明星」的意義，並成為一種近代戲曲文化的符號指標。從社會角度觀之，梅蘭芳與上海的摩登生活、啟蒙新思潮和現代化京劇，交織而成深具社會性的京劇明星形象。梅蘭芳的戲劇創作和劇中女性角色形象之塑造，亦呼應社會時代氛圍，不僅融合傳統與現代，更開創京劇藝術新的審美趣味。從文化角度觀之，來自城市的新知識分子運用現代報刊媒體捧角和積極推動京劇創新，成為京劇明星重要的形塑力量。從《申報》的「梅訊」專欄中，清晰可見梅蘭芳與「梅黨」文士的合作和緊密互動的現象，此亦是京劇與城市現代化交融的體現。由本文的考察可以得知，《申報》中的梅蘭芳相關報導具體地呈現京劇明星梅蘭芳之出現與上海現代性發展密切相關的歷史事實。
人與歷史交會之所--「文化立縣」與宜蘭縣史館(1992-2005)
(2012) 莊秀冠
宜蘭縣史館之成立，與宜蘭前縣長游錫堃「文化立縣」的理念有密切的關聯。由於長期以來對本土文化之關懷，以及有感於中央政府過去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忽視，游錫堃乃欲藉由重修《宜蘭縣志》，重建本土文化。為永續經營修史事業，文獻小組建議成立專責單位，負責史料之蒐集、紀錄與典藏。因此首先以任務編組方式，在文化中心內設立宜蘭縣史館。然而，此一方式雖具有經費及人員運用的彈性，但於法無據，加上以地方為主體的歷史書寫風格，使得此機構在成立及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不少政治的干擾。直到2000年文化中心改制為文化局，宜蘭縣史館成為文化局的附屬館，是縣政府編制內的三級單位，2007年，復升格為二級機關。自1992年成立籌備處以來，縣史館即積極推動各項文化活動。首先是廣泛蒐集史料，企圖喚起民眾的歷史記憶與鄉土意識，也為修史及學術研究奠定豐富的史料基礎。其次，宜蘭縣史館邀集各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以專業的學術研究態度，書寫以宜蘭為主體、族群平等之歷史，其修史風格，有別於傳統以中國為主體、百科全書式的志書。同時，縣史館亦透過出版《宜蘭文獻雜誌》及「宜蘭文獻叢刊」等刊物、舉辦「宜蘭研究」學術研討會，涵養縣民文化意識，奠定學術的根基。縣史館針對研究人士、一般民眾、中小學生的不同屬性，也設計了多樣化的推廣活動。透過「宜蘭研究」研習營，培育後進研究人員；針對一般民眾則舉辦多樣化的主題展，激發縣民愛惜家鄉文物的情懷；對於縣內中小學生，規劃常設展「快樂學歷史」，引發學習歷史之興趣；附屬之宜蘭設治紀念館，保存日式建築，展示縣政歷史資料，成為鄉土教育的重要據點。總之，宜蘭縣史館可說是宜蘭「文化立縣」政策下的基礎工程，其積極營造獨特的「人與歷史交會之所」，不僅成為宜蘭文化發展的火車頭，對啟發各縣市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台灣各地的本土研究模式，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北伐時期的政治分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96-06-??) 陳惠芬
北伐時期的政治分會－－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糾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6-06-01) 陳惠芬
《台南文化》與戰後台南「府城」集體記憶的建構(1951-2001)
(2008) 沈芳如; Shen,Fang-Ju
本文以《台南文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探討戰後台南府城集體記憶建構的特質。《台南文化》中的府城記憶，主要是由台南市文獻會所網羅的地方精英所主導，其主題包涵甚廣，且逐漸趨向多元化。在其所顯示的龐大集體記憶體系中，尤以空間、人物與常民文化的記憶最為突出。《台南文化》中府城空間的記憶顯現出權力刻劃的痕跡，不僅每個政權都藉特定的「地景」爭相訴說屬於自己的「過去」。鄭成功登陸地點問題更與地方利益相結合，爭論不斷；古蹟的議題，從保存、調查逐漸轉向「再利用」，古蹟也從確立中華文化正統，「活化」成為發展繁榮府城的文化資產以及強化認同的空間。《台南文化》中所呈現的人物記憶類型，往往反映時代價值的轉變。不論是從軍政類型人物為主轉為以文化特質顯著的地方人物為主之趨勢，抑或是鄭成功形象的數度轉化，皆與台南府城從「反共復國」的「中國」意涵轉向本土化的主流社會意識變遷相呼應。在本土化思潮高漲的氛圍中，以府城小吃與宗教民俗為主的常民文化自九○年代以來日益成為《台南文化》中的主要府城記憶內容。而在台南市政府發展「文化觀光」的策略下，府城的常民文化記憶進一步成為「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潮流中的重要資產。整體而言，《台南文化》中府城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常受現實關懷所左右，而在權力的運作下，其社會文化意涵呈現了不穩定的特質。唯在過去與現在互為滲透的現象中，仍可窺知其所具備的歷史連續性。
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台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
(2011) 高仲恆
本論文旨在從「國家」與「市場」二個面相及其交互影響，來觀察戰後臺灣戒嚴時期（1949~1987）愛國歌曲的發展流變。本論文所探討之愛國歌曲，並不以狹義的國軍單位所傳唱之「軍歌」為限，而是廣泛蒐集具有「愛國意識」的相關各類型歌曲，包括：愛國歌曲集、愛國電影及連續劇主題曲、唱片公司所發行的專輯歌曲，特別是戒嚴時期國編版國中、小學音樂教科書中的相關歌曲，也納入本論文的分析文本中。經由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在戰後臺灣戒嚴時期愛國歌曲生產與傳唱的過程中，官方的獎勵與提倡，實扮演關鍵的主導力量。戒嚴時期的臺灣，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以及反共政策的導引下，愛國歌曲大致可歸納為「反共意識」、「國家意識重建」與「領袖崇拜」三大類型。 19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臺灣的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大眾傳媒對愛國歌曲生產與傳唱逐漸擴大其影響力。在「國家」與「市場」兩大力量激盪之下，有突顯官方正面施政的「淨化歌曲」及清新小品的「校園歌曲」之傳唱，另有因官方實施查禁政策而出現的「禁歌」，愛國的表現形式與內涵更具多樣性。總之，透過對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流變的考察，吾人進一步的掌握了臺灣戒嚴時期的政治及社會文化意涵。
國家、政黨與歷史：國史館在臺灣（1957─2016）
(2021) 陳梅萱; Chen, Mei-Hsuan
本論文旨在透過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與修史工作變遷，考察戰後臺灣國家、政黨與史學的關係，以及該機構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其與國民黨黨史會的關係，自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期，即相當密切。1957年國史館在臺復館後，館、會除了繼續維持合作夥伴關係，在戒嚴時期的黨國體制下，官方修史活動多由黨史會主導，國史館扮演協助角色，國史修纂也以國民黨黨史為依歸，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之正統，以維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法性。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臺灣民主化與政治變遷，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開始受到民進黨立委的質疑，〈檔案法〉的制定過程更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爭議。嗣後，國史館嘗試提升學術地位，逐步調整工作環境與相關業務，修纂成果的質與量皆有明顯改善，但仍無法跳脫中國本位的框架。2000年政黨輪替後，館長改由學者擔任。除了修纂國史，國史館還新增職掌，成為兼具歷史研究、檔案典藏與總統副總統文物展示的特殊政府機構。民進黨執政時期，在新館長主導下，「臺灣史」逐漸躋升為國史的一環，國史館的學術地位也大幅提升，並取代黨史會，成為官方修史活動的主導機構。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中華民國史」的地位再度獲得確立。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史館，其國史修纂活動，除了各館長學術專業領域的差異，更是深刻地受到執政黨政治理念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風貌。
域外知識的選擇與建構──以20世紀初期拉斯基(Harold J. Laski)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心
(2013-11-30) 陳惠芬
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
(2019) 陳穎賢; Tan Ying Xian
19世紀中葉，英屬新馬即為中國閩、粵沿海居民的移入地，但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始終維繫著親疏程度有別的情感紐帶。20世紀初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動員新馬華僑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在「王藍協定」（1931）簽署後，國民黨在新馬的黨務活動甚至一度遭受當地殖民政府禁止，但直到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仍很大程度響應中國政府號召，以捐款、購買國債、投軍等方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10日，閩籍僑領陳嘉庚主持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該會統合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致日本的情報機關將英屬新加坡視爲抗日、反日之中心。然而隨著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度干預，造成以陳嘉庚為首的僑領起而反制，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且弱化了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儘管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干預成效甚微，亦無法讓新加坡殖民政府合法化國民黨在新馬之地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前中國與國民黨籍新馬僑領的聯繫，轉而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將調查工作從國内推及海外，重振國民黨在南洋黨務工作，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屬印度成爲盟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亦是中、美、英盟國之間從事外交活動、情報工作的場域。其中，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即是由國民黨籍新加坡僑領林謀盛促成。1942年初，日軍相繼佔領南洋各地，爲了策動南洋淪陷區秘密工作及配合盟軍反攻，中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侍從室六組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以「實際情形，便利工作為標準」，對中統局、軍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分區分工」。然而，在協商過程期間，中統局、軍統局卻因事權歸屬問題引發紛爭，致使中統局執行打通自石碼、東興潛入馬來亞渠道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1942年10月，中英兩國簽署馬來亞特工合作辦法，林謀盛即以馬來亞支部聯絡官及馬來亞區華人正區長身份，前往中國招募敵後工作人員，此即「龍組」。「龍組」學員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中統局代爲招募的人員最眾。此外，「龍組」學員之間，有僑生、中國籍與英國籍之別，而基於工作需要，學員多為閩、粵籍貫，具有相近的社會、學經歷背景。「龍組」學員在印度完成訓練後，依據英籍教官評語，及學員試驗成績分爲情報員或電務員，敵後工作課程内容大抵依據馬來亞的工作需求而調整。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馬來亞支部以潛水艇及空投兩種方式，將敵後工作人員派入馬來亞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吉礁、彭亨等地，以學員的同鄉關係作掩護，潛伏在各地蒐集情報，並聯繫馬來亞共產黨的華僑抗日游擊隊協助盟軍反攻。 1943年5月，「突擊行動」成功登陸馬來亞霹靂州海岸。由於電台搬運困難，此時情報均以人力方式傳遞。惟在中英共享馬來亞情報外，林謀盛、吳鐵城及中統局之間，另有中方秘密互通消息之渠道，此即「錫字報告」。該報告體例由馬來亞敵後工作報告及情報組成，起獲之情報多為華僑在新馬淪陷區之近情。1944年3月盟軍在馬區的外圍工作遭到日軍破獲，馬來亞與印度的消息斷絕。與此同時，中方派赴印度受訓之學員因與英籍教官發生意見，拒絕出發任務，經莊惠泉與陶林烈接洽，始得化解。1944年9月，「木匠行動」潛入馬來亞東海岸，建立無限電台，盟軍再次掌握馬來亞之情報。中方所獲情報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機要處處長張壽賢抄送南洋華僑協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軍委會等各黨政機構參考，成爲重慶新馬華僑獲知僑居地之消息來源，可說是中國與在渝新馬華僑維繫情誼之憑藉。大體而言，儘管中方將中英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爲中國擔負同盟國義務，為馬來亞華僑追求戰後平等之表現，但戰後如何重振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黨務及牽制馬來亞共產黨對華僑之影響亦是當時國民黨的重大考量。
對新編國中歷史第三冊的幾點看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1982-06-??) 陳惠芬
從「女力」到「綠力」：主婦聯盟的環保關懷（1987-2015)
(2016) 陳蕾悌; Chen, Lei-Ti
台灣婦運的發展深受國際婦女運動的影響，主婦聯盟的創設則肇始於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力迸發的階段，與台灣環境整體的變遷有密切的相關，於今日台灣婦女運動與環保運動當中仍具相當的活力與議題性。 1980年代正值台灣社變劇烈變動與解構的時期，主婦聯盟雖以「主婦」作為社團主要凝聚的對象，其關注的焦點雖無所不包，但其最主要的關懷仍是環保。主婦聯盟的組織變遷與關注焦點深受台灣及國際社會變動的影響，主婦聯盟的主婦們從「煮婦」與「一家之主的婦」之身份出發，以家庭作為關懷的核心，力行生活環保，進而形塑理想生活與自我實踐的舞台。由「家庭」介面輻射而出的相關議題為反核四運動、綠色消費與共同購買、社區總體營造及土地倫理與環境信託等，皆是為了履行環境正義與永續家園的理想。隨著不斷爆發的食安問題，主婦聯盟近幾年以食安作為近幾年來環保運動的主軸，積極投入反基改運動、食農教育法與綠食育的推動。主婦聯盟因其具有生活性、多元性、開放性與國際性等特質，使得她們輕易地跨越了性別的界線，投身婦女運動與環保運動。主婦聯盟用著強悍堅韌的立場堅定地護衛下一代，倚著「母親」的身份，主婦聯盟得以悠遊地在各議題之間奔走，並有具有正向積極的形象。她們走出家庭、走向社會也邁向國際，與此同時，主婦聯盟也深刻地走向自我心中的理想，為著永續家園而戮力的堅持下去。
從民元臨時省議會的成立看辛亥革命後的政治參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86-06-??) 陳惠芬
性別‧權力‧啟蒙：《婦女新知》中的女性關懷（1982-2008）
(2010) 方瑄
戰後台灣的婦女運動是台灣歷史變遷的重要環節。在此一波婦運發展演變的過程，「婦女新知」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60年代以來歐美勃興之第二波婦運，為戰後台灣婦運的發展提供了契機。1970年代呂秀蓮之「新女性主義」充當了台灣婦運的「拓荒者」。在呂秀蓮的感召與聚合下，李元貞等人所創立之「婦女新知」接續薪火，開啟台灣婦運新的里程碑。在戒嚴的政治環境下，1982年，「婦女新知」以創辦雜誌的方式推動婦運，其成員多屬女性菁英，組織運作亦呈現「菁英領導」風格。1987年解嚴之後，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內部的運作強調「平權」與「去階層化」，此係受基進女性主義影響，對於父權社會領導模式的一項挑戰。作為「婦女新知」之機關刊物，《婦女新知》雜誌傳遞婦運理念，性別論述與權益爭取是其婦女啟蒙志業的兩大關懷。就性別論述而言，《新知》引入西方婦運理論與經驗以作為「他山之石」；在基進女性主義影響下，身體權的探討成為1990年代以後，《新知》內極為醒目之元素。而就婦女權益之爭取而言，1990年代以後的《新知》，在基金會大力推動修法的過程中，格外強調制度化立法與參政的重要性，顯示了理論與實踐的高度配合的婦運特質。解嚴之前，《婦女新知》顧慮到現實的政治氛圍以及社會風氣尚未大開，其婦女啟蒙議題的選擇傾向溫和，且兼顧知識性和易讀性；解嚴之後，隨著台灣社會力的解放，《婦女新知》亦呈現日益基進化的色彩，開始正面挑戰／衝撞體制。整體而言，《婦女新知》中的婦女啟蒙關懷，反映了1980年代以來台灣婦運發展的重要內涵。
戰後初期中國媒體中的台灣圖像 —以《申報》為中心（1945.8-1947.2）
(2016) 張又瑜; Chang, You-Yu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進入中國治理範圍，中國輿論界也開始出現一股「認識台灣」的熱潮，《申報》中大量的台灣報導也反映了這股台灣熱。本文試圖探討戰後1945年8月至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國大報、經過國民黨接收改造的宣傳報以及反映上海商民需求的上海地方報之《申報》中所呈現之台灣圖像。首先，《申報》將台灣視為久別後的「故土」，「故土台灣」是一個海外孤島、是中日文化複合的載體、是如瑞士般的旅遊勝地。其次，《申報》認為台灣雖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不像中國」，將台灣視為亟待中國化的「國土」。因此，《申報》特別注重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以達「內台合一」目標的改造工作，對台灣治理的情形、赴台工作的內地人以及受改造的台灣人有所關注。最後，《申報》將台灣視為國共內戰期間能為上海提供豐富資源的「寶島」，不僅在報導中大量描述台灣物資，也注意旅滬台人的訴求以及台滬文化品味比較等議題。由《申報》的台灣圖像，可以見到《申報》作為一個中國大報、國民黨報、上海報的媒體本質，以及基於其立場而表現的特殊關懷。整體而言，《申報》所建構出的台灣圖象確實豐富了中國讀者對台灣的認識，在戰後初期中國的「台灣知識」仍屬起步之時，成為中國民眾對台灣彌足珍貴的認知來源。唯《申報》所呈現的「和諧台灣」與戰後初期台灣複雜的真實面貌實有相當大的落差，對於理解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仍有其未逮之處。
戰後台灣的「中國小姐」選拔及其爭議
(2010) 邱思瑋
戰後台灣的選美活動，以「中國小姐」的選拔最受矚目。戰後「中國小姐」選拔可分成「1960年代」與「1980~1990年代」兩個時期，不同時期的選美活動所隱含的政治、社會文化意涵亦不同。 1960年代一共舉辦過四屆「中國小姐」選拔。首屆「中國小姐」選拔在大華晚報社主辦下於1960年展開。經過四屆的選拔，產生了十位「中國小姐」前往國外參加選美比賽。中國小姐被賦予「促進國民外交」、「宣慰僑胞」、「爭取國際友誼」等國家使命。但在諸多爭議以及各種因素影響下，政府於1964年下令停辦中國小姐的選拔活動。至1980年代，部分人士提出恢復「中國小姐」選拔，在社會多數輿論的支持下，政府於1988年核許恢復「中國小姐」選拔活動。該年舉辦了佳樂中華民國小姐與環球、世界、國際「三合一」等「第五屆中華民國小姐」的選拔。緋聞、陪酒、內定、作假等選美風波，成為此一時期選美活動最受矚目的焦點。值得注意的者，伴隨1980年代中國小姐選拔活動的恢復，原本即已圍繞此項選美活動的爭議愈益深化。首先，在中共日益強大的干預下，台灣的「中國小姐」參與國際選美活動面臨「國家名稱」的困擾；其次，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社會充滿商業功利氣息，選美活動商業色彩濃厚，輿論批評不斷；加以1980年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強調「女性自覺」，更是以實際行動反對選美。凡此，對於中國小姐的選拔，皆形成強大的打擊。1999年「中國小姐」選拔走入尾聲、終成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