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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
(2008) 陳慧先
「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
國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新舊版本得失之比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1981-05-??) 戴寶村
國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探析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981-10-??) 戴寶村
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
(2010) 藍奕青; Lan Yi-ching
郡為介於州與街、庄之間的行政層級，在戰後初期改制為區，旋即裁撤。惟縱觀日治時期的地方行政區劃，長期為三級制的構造；即使是1901-1920年間的二級制，亦設置虛級的「中間機關」──即中級地方行政區劃。「中間機關」在戰前地方制度中的存在，反映「日本型地方自治」的官治成份；不論在日本母國，抑或是作為殖民地的臺灣，皆在「地方自治」中置入監督力極強的「安全裝置」，圖謀將地方社會的意思限縮在國家意志的框架內，以鞏固國權──亦即天皇大權。本文內容大要為二：首先，分析郡制的沿革與特色，以明白總督府設置「中間機關」的意圖。與日本本土相較，臺灣的中間機關有其特殊性：自1898年（明治31）辨務署制度以來，便維持警政與一般行政合流的構造。在1920年（大正9）以前，由於地方制度為純粹的官制，國家行政幾由作為警察機關的地方官廳貫徹執行；這種做法逐漸無法應付政經環境日益複雜的臺灣情況。惟在這段時間，總督府將臺灣拓墾以來的街、庄、社自然村，透過「街庄合併」的方式，改造為制度化的行政村；此舉無疑奠定「地方團體」創出的基礎。街庄地方團體的成立，為1920年「地方自治」的目的。唯總督府的真意並非賦予民權，而是藉由地方團體遂行國策，撙節國費的開支。故1920年以後，郡役所作為中間機關，較之前的辨務署、支廳扮演更吃重的角色。郡制與「街庄制」的連瑣關係，使總督府可以透過「地方自治」掌握地方社會的動向，並將之導向符合「國家公益」的終點，而不致於「脫軌」成民權運動。故透過超然於街庄團體的郡制，官僚行政得以和地方社會整合，並因郡行政的統合作用而形成郡域的公共關係。第二，除了釐清郡在「地方行政」上的職權，本文亦探討郡作為「行政區劃」的空間性質。郡行政所產生的公共關係，使得郡界不只是地理界線，更是為人認知的立體空間。在郡行政的作用下，街庄團體透過郡當局指導的「地方自治」，逐漸增強行政村的共同體意識；而同郡各街庄的利害關係也獲得調整，使郡域的同調性為之強化。在此基礎下，郡雖無地方團體資格，仍可透過行政的統合力量，主導各種地方事業。臺灣郡制始終未地方團體化，惟此不代表郡制為消極的行政監督機關，反而更凸顯「官製自治」的事實。地方團體創出地方財源，並吸收地方社會領導階層；卻受制於郡行政，被納入官僚體系的支配當中。日治末期，在戰時體制的需求下，郡又成立各種郡級公共團體，更使街庄淪為官治的輔助機關。要言之，臺灣郡制若以官治的角度來看，係為日本郡制的改良；而其型塑出的公共空間極具可塑性，直到戰後才因制度的斷裂而遭到解構。
新竹建城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1982-06-??) 戴寶村
日治時期「中國」作為工具的臺灣身分思索：以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為研究對象
(2016) 王韶君; Wang, Shao-Chun
　　本論文為探究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如何與殖民者共同運用想像中國進行各自的言說，以「中國作為工具」的觀點開啟討論，並將「中國」視為策略性（strategic）的論述工具，在研究方法上結合文化翻譯、身分協商（negotiation）、知識傳播等理論，目的在於呈現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在殖民情境下，如何運用殖民者提供的中國素材進行發言、如何觀看中國並可以看見什麼、如何援引世界概念，以及對於臺灣（人）身分的思索。　　本論文在研究對象的取材上，以活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謝雪漁、李逸濤、魏清德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他們的旅外記錄、漢文小說、翻譯作品作為討論文本。這類文本有四項共通點：被限定在「中國－臺灣－日本」所共構的時空範疇下、以中國及其文史作為相對性的評述工具、對世界知識所進行的觀察與比擬、對臺灣身分的書寫。　　在研究步驟上，首先回溯甲午戰爭至日治前期，中國作為想像投射與書寫對象的歷史情境，爬梳臺灣人想像中國的文脈背景、臺灣人如何觸及臺灣人身分、形成臺灣人發言位置，特別是，日治以後，臺灣人如何在殖民者給予的想像情境與知識傳播中，重新對中國知識進行閱讀與再思考的過程。其次，依序析論臺灣文人的三類書寫（旅外記錄、漢文小說、翻譯作品）之文本內涵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並置作者、作品、社會的關係以相互對話，呈現當時讀者所接收到的中國訊息與臺灣社會形塑中國知識的社會氛圍。第三則是透過上述議題的綜合討論，考察臺灣文人透過中國進行寫作思考時，在面對世界知識、參與殖民者對話與書寫的過程中，如何浮現對自我與臺灣身分的思考，期能藉由他們曖昧的中國想像與自我身分書寫，作為臺灣當代面對中國問題時的再省思與研究方法之再思考。　　本論文以「中國作為工具」開啟論述，終極目的是企圖探究臺灣人對自我身分的思索，以及身為研究者對於解讀與建構臺灣人自我身分意識形成的研究方法之探求。
日治時期臺灣沿岸命令航線(1897-1943)
(2008) 游智勝
臺灣為一海島，且河流多為東西向，除了將地表切割外，亦造成陸路交通之不便，故島上居民使用船隻往來於臺灣南北各地、互通有無可謂司空見慣之事，文獻上亦多有記載。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苦於島上陸路交通不便，為便利郵務與軍事運送而開辦「陸軍御用船航海」與「郵便航路」等官用沿岸航線，1897年正式以命令書的方式，委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開設臺灣沿岸命令航線，至1941年因戰爭需要，而轉由南日本汽船承包，至1944年因用船不足而被迫取消。該航線除了使用機械動力的汽船以外，也引進了近代化的管理方式；雖然臺灣沿岸早於1877年便有汽船航行，然而總督府以命令書詳細規定承包沿岸命令航線在內所有「臺灣航路」的大阪商船所應負擔之義務，再以補助金彌補會社因履行命令書義務而可能產生之虧損的作法，應為臺灣海運史上的創舉。本論文首先探討總督府對沿岸命令航線的規劃，並將該航線長達47年的營運時間分為「全島迴線期」、「東西雙線期」、以及「太平洋戰爭期」三個時期，藉由探討各個時期航線的規劃及其特色，整理出總督府對於該航線規劃的總體思考。再者除了探討沿岸命令航線的客貨運輸量及運費擬定政策以外，亦探討總督府如何以命令書管理該航線，以及大阪商船為執行命令書上的義務所產生營運困難等問題，以期較全面的看出總督府及大阪商船對於這條航線的經營與管理。最後以新港（今成功漁港）以及安平兩個沿岸命令航線停泊港為例，除了探討該航線對於這兩個港市的發展以外，也試圖反映出東西沿岸命令航線的不同性格。由本論文的探討可知，臺灣沿岸命令航線對於東部的意義遠超過西部，其主要原因在於東部的陸路交通機關整備不若西部完整，故必須仰賴該航線以運輸人員物資。而大阪商船雖然必須經營此條「赤字航線」，但仍能從其它獲利較多的航線（如日臺航線）等的收入與補助金來彌補損失，而總督府也能因此推行其海運政策，如此兩造互蒙其利，可謂「雙贏」。是故，臺灣沿岸命令航線在當時雖然並非總督府「臺灣航路」中的重點航線，到戰後也未延續，但就臺灣海運史，特別是日治時期而言，仍是值得一書的。
聖諭教條與清代社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85-06-??) 戴寶村
臺灣筏具排仔之研究
(2009) 謝佳珍
臺灣身為一個海洋國家，海洋史研究是重要一環，排仔是台灣漁民所熟悉的水上交通工具，直至今日在各港口中亦常見排仔的身影，自然是海洋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本文便以排仔為主題，藉由文獻整理、口訪調查等，試著釐清臺灣排仔的歷史發展與區域特色。本文共分七章，除了第一章為緒論外，又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排仔的歷史演變」，主要著重於排仔的歷史發展脈絡，其中按照排仔的發展而將其分為第二章發韌期、第三章延續與衝擊時期以及第四章轉變期三大階段。在發韌期部分，主要著眼於早期臺灣排仔的發展，一方面利用目前考古發掘資料與南島民族的研究來推測，另一方面則從早期西人、漢人及民間傳說中來建構當時臺灣排仔的樣貌與使用情形。在發展與延續期部分，則是利用清代與日治時期留下的大量文獻的整理、耙梳，進一步指出當時排仔在清代臺灣社會使用的多面向。在轉變期部分，主要藉由報紙記載、口訪調查，探討排仔在面臨戰後動力漁船的衝擊下，如何尋求自身的蛻變，結合石化工業，一方面復古出擊、一方面配合地利，使得排仔在今日台灣社會中依舊佔有其一席之地。此外，鑑於臺灣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差異，第二部分主要探討「排仔的區域特色」，由於沿岸與內水面自然環境、條件不同，使得其所使用的排仔自然在造型上也有所差異，因此將其分為第五章沿岸排仔以及第六章內水面排仔兩個段落。在沿岸排仔部分，依臺灣沿岸的環境不同，又分為北、西、東三部分，進行討論，說明區域自然條件對排仔使用、製作有一定的影響外，亦討論區域居民使用排仔的方法以及排仔與居民生活的關係等。在內水面排仔部分，因河川、湖潭、水庫的自然環境與沿岸有所差異，因此影響所及，使得內水面所使用的排仔在製造方式、樣式以及使用方式上，均都沿海的排仔有所差異。第七章結論則是對於前面幾章的研究成果作一總結。
通識教育本土化與歷史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9-06-??) 戴寶村
通識教育本土化與歷史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9-06-??) 戴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