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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世界大戰對法國女性選舉權之影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5-06-??) 劉文彬; Liu, Wen-bin
一戰後法國政府強調生育主義與婦女的傳統角色，不願提升其政治與社會地位，法國女性爭取選舉權的行動因而受到負面影響。但女性選舉權主義者在兩次大戰期間仍不斷宣揚女性選舉權之重要性，並向國會與行政部門抗爭，社會輿論因此逐漸轉向支持此項權利。二戰導致第三共和崩潰，長期強力杯葛女性選舉權的國會參議院保守勢力亦告瓦解。二戰初期在維琪政權下，曾出現強調傳統價值的保守政策，但是二戰末期，法國政府再造，為了與第三共和切割以開創政治新局面並順應輿情，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遂於1944年通過並公布賦予女性選舉權之法令。
「國家正義」面對「私人正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1-06-??) 劉文彬; Liu Wen-bin
在科西嘉社會，族間仇殺是一種原始的法律制度和賠償的正義，它在缺乏強有力的公權力時，發揮制裁反社會行為之作用，但仇殺行為畢竟與法治社會之精神無法契合。過去一百多年間，法國政府為消除科西嘉族間仇殺所採行的政策，常因政府更迭而反覆無常，缺乏一套長遠且深思熟慮之對策，故法治遭遇之難題，如「集體責任」原則之爭議、法官不公正、陪審團遭施壓、證人作偽證、司法制度失靈、政要或執法者涉案等，均無法解決。科西嘉之暴力犯罪率乃居高不下，對法國「法治國家」之形象形成一大諷刺。法國政府若能從延長省長任期、改善司法結構、降低宗族影響力、防範農村犯法之肇因等方面著手，或許能解決科西嘉「私人正義」挑戰「國家正義」之問題。
「國家正義」面對「私人正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06-01) 劉文彬
在科西嘉社會，族間仇殺是一種原始的法律制度和賠償的正義，它在缺乏強有力的公權力時，發揮制裁反社會行為之作用，但仇殺行為畢竟與法治社會之精神無法契合。過去一百多年間，法國政府為消除科西嘉族間仇殺所採行的政策，常因政府更迭而反覆無常，缺乏一套長遠且深思熟慮之對策，故法治遭遇之難題，如「集體責任」原則之爭議、法官不公正、陪審團遭施壓、證人作偽證、司法制度失靈、政要或執法者涉案等，均無法解決。科西嘉之暴力犯罪率乃居高不下，對法國「法治國家」之形象形成一大諷刺。法國政府若能從延長省長任期、改善司法結構、降低宗族影響力、防範農村犯法之肇因等方面著手，或許能解決科西嘉「私人正義」挑戰「國家正義」之問題。
從「頭巾事件」看法國天主教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的衝突
(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03-01) 劉文彬
「應否授予婦女選舉權？」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2015-06-01) 劉文彬
歐洲議會對「西藏問題」立場的轉折與爭議（1975~199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2-06-??) 劉文彬
歐洲議會對「西藏問題」立場的轉折與爭議(1975∼199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2-06-01) 劉文彬
西藏問題為當今國際間最受爭議也是最複雜難解的問題之一，因其不僅事關宗教自由及人權保障，更涉及主權爭執及民族自決等課題。除美國外，西歐國家所組成之歐洲共同體亦是達賴的主要支持者，其中尤以歐洲議會支持西藏自決最力。歐洲議會於一九八七年通過第一個決議案，支持藏人爭人權、爭自由的呼聲，然而一九八七年以前該議會面對中共政經利益的誘惑，不敢撻伐它的治藏政策，更不敢公開抜持達賴喇嘛的西藏自治的主張。一九八七年的西藏暴動雖使得歐體與北京當局自建交以來所刻意避免的意識型態衝突浮上檯面，惟當時雙方的友好關係並未因此事受損。歐洲議會仍對雙邊關係有若干期望。因此採取了一些具體而有利的措施。惟歐洲議會內部對西藏通的意見呈兩極化，意見上的分裂使其無法面對外界的質疑。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又爆發新的暴動，歐洲議會決定給予北京更大的壓力，乃提出「沙克拉里歐報告」，全面支持藏人的自決權。然而，該報告因取材偏頗，以致大多數觀點就國際法及國際實踐經驗而言，均不無可議之處。復次，歐洲議會似有意支持藏獨，然而藏獨此一理念不但沒有穩固的國際法基礎，在當前的國際情勢中也無政治的可能性。
歐洲議會與中華民國立法院及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係之比較研究(1975-2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12-01) 劉文彬
中華民國與歐洲聯盟雖無外交關係，然該聯盟各機構中，歐洲議會與臺灣關係最為密切，尤其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雙方議員迭有互訪。該議會友臺議員鑑資中華民國政治民主、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爰於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臺灣之友協會」，而臺灣立法院亦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中歐國會議員聯誼會」，推動雙邊議會交流。歐洲議會與中共之關係則始自一九七五年布魯塞爾與北京建交之時。該議會內部設有「歐洲議會與中共關係代表團」，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內亦設有對口單位，自一九八○年以降，雙方定期組團互訪，會商共同關係之事項。本文藉(一)組織功能、(二)互訪情形、(三)會談內容、(四)對歐關係成等四方面之比較研究，以了解:(一)中華民國立法院及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與歐洲議會發展關係之對口單位之組織及功能之優劣;(二)相對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院與區洲議會互訪頻率及議員層級適當與否;(三)臺灣立法委員與歐洲議會議員會談之內容與全國人大代表相較，彼此之差異;(四)海峽兩岸在對歐之「國會外交戰」中，雙方工作成效、勝負輸贏之局勢與臺灣應改進處。
歐洲議會與中華民國立法院及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係之比較研究（1975~200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5-12-??) 劉文彬
歐洲議會與我國立法院及中共人民代表大會關係之比較研究(1975-2000)
(2003/08-2004/07) 劉文彬
「法國女權之母」歐蘭普．德古菊（Olympe de Gouges）的思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9-12-??) 劉文彬; 王彩姿
本文分析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歐蘭普．德古菊流傳後世的著作（劇本、政治小冊、書信、短文、海報等），以了解她的思想。本文認為，影響她的思想的因素有二：一是其私生女的身世、婚姻與愛情，二是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與作家的理念。德古菊思想的內涵為男女平權主義、廢奴主義、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她以撰寫上述著作和參與女性團體及社會運動等方式宣揚其理念。政學界對她的思想有不同的評價，本文作者認為她值得被稱呼為「法國女權之母」。
淺析科索沃獨立運動之困境
(2005-05-21) 劉文彬
科索沃獨立運動之困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6-10-01) 劉文彬
從自然法的角度看，科索沃阿裔應有自決獨立之權利，但相對於1990 年代初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馬其頓相繼脫離南斯拉夫聯邦而獨立，獨立願望最強、奮鬥時間最長、與塞爾維亞種族和文化差異最大的科索沃至今仍無法如願獨立。本文認為阿裔的自決權乃因受制於科索沃歷史地位的爭議、法律地位的束縛、阿裔實力不足以及國際社會不支持等四項障礙而無法實現。在國際社會的態度方面，本文指出「維持區域權力平衡」並非國際社會重要成員不願支持科索沃獨立的主要原因，「區域和平與穩定」才是她們最重要的考量。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 : 起源與發展
(臺中市：天空數位, 2009-02-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之困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9-06-01) 劉文彬
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於一九七○年代復甦，然而歷經三十餘年之奮鬥，該島至今仍未能自治或獨立。本文認為，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係因遭遇民族主義勢力分裂且相互殘殺、法國政府採取鎮壓與懷柔的兩手策略、科西嘉人口流失、宗派之制約、缺乏國際奧援等五項障礙而無法達成目標。在上述障礙中，第一項障礙最為關鍵，因為它導致科西嘉民族自決運動勢力削弱且流失科西嘉人民之支持，因此該島民族自決運動如欲走出困境，應先從排除第一項障礙著手。
美京中華會館研究（1951-2000）
(2015) 李易修; Lee, Yi-Siou
一百多年來各地的中華會館（或稱中華公所）是美國華人社會中當地的「最高組織」，在過往種族歧視與隔閡的環境中，對外保護華人，對內統整一切事物，猶如當地華人的政府；一般來說，中華會館的主導權由最早赴美且佔絕對人數優勢的廣東人掌握。隨著時間流逝，政治、社會、法律等條件都發生改變，美國華人社群的組成日趨多元化，客觀環境的改變影響了各地中華會館，有些衰退了、有些消失了，不過最著名的舊金山駐美中華總會館與紐約中華公所，依然持續運作且紋風不動地由廣東人主導著；但在學界較少關注的另一隅，卻出現十分特別的景緻，位處美國首都華府的「美京中華會館」，不僅遲至二十世紀中期才成立，且在二十世紀末期更出現非廣東人群體加入領導層的情形。本文即以此點出發，透過觀察百餘年來華府華人社群的變遷，力圖解答「美京中華會館何以擁有不同於一般中華會館的歷史發展情形」。本文以為，在華府以聯邦政府運作為核心，形成的特殊政治與經濟環境下，使「堂」（即「祕密會社」）轉變為較具有現代性，進而使其能主導本地華人的領導權，延遲了本地中華會館出現的時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京中華會館終於登上歷史舞台，過往的特質依然延續著，其領導者（中華會館主席）多具有良好的教育程度，也具有較高的開放性質，也使其能夠貼近整個美國華人歷史的發展狀況，最終能夠接納其他華人群體進入其領導層之中。
美國大華府地區華人移民社群的變遷
(2015) 張君川; Chang, Chun-Chuan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位於美國東岸中大西洋區，介於馬里蘭州與維吉尼亞州之間。華府係美國政治中心，國際事務組織與外交機構均在此設立總部，聯邦政府部門亦多位於華府。華府擁有為數眾多的聯邦政府雇員，特殊的就業結構使得華府的經濟較不易受大環境景氣影響，社會風氣也較兼容並包，使得沒有特殊經濟利基的華府在十九世紀末形成一「小而有彈性」的唐人街。二十世紀以來以國防部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為中心形成國防、資訊、生醫等高科技公司的產業鏈，提供豐富的就業機會。在戰後國際情勢以及移民政策開放的背景下，華府都會區吸引國內外多元族群、階層的勞工落腳華府，並在郊區形成多座衛星市鎮，同時也是全美規模最大且知名的移民社群之一。本研究試從移民史與都市史的角度探討華人移民何以選擇落腳大華府地區，並論述華府地區如何形構出多元族裔移民社群，以及華人移民社群的形成與發展。首先，本文爬梳十九世紀以來，美京唐人街如何成型，並在兩次迫遷的危機中存續、發展，在二十世紀末持續接納來自臺、港、中南半島等地的華人移民。其次，綜述冷戰結構成型、美國移民法的開放、以及美國都會郊區化等形成戰後移民潮的背景。接著，探討戰後華府如何發展成大都會區，並接納來自亞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移民，成為新興移民門戶，而華人是其中最重要的族群之一。美國首都多元開放與包容移民的社會環境，讓華人移民可靈活運用其社會與政治資本維護自身利益，進而回饋原居地，可視為民權運動成果在華府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