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國度？－代理孕母、愛滋病與婚姻暴力

Abstract

「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一直是女性主義論述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在資本社會的身體經驗，絕對下只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經驗而已，而是兩性互動過程權力資源分配不平等的事實，因此性別其實就是一種政治。自七０年代以後，「性別政治」(Sex is politics)這樣的概念就被婦運人士視為是對資本父權社會的挑戰，許多關於婦女健康如：婚姻暴力、塑身美容、與生殖科技等議題，也陸續被擺在「性別政治」放大鏡之下檢視。台灣現代婦女運動自一九八二年呂秀蓮回台倡導新女性思潮開始，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台灣婦運發展經驗明顯的與女性身體權益的倡導有關。在八０年代，婦運主要訴求著重於反雛妓與反色情文化等議題；到了九０年代，則著重於職場性騷擾、婚姻暴力、生殖科技與婦女健康等議題。本文將著重於三個與婦女健康有關之議題，包括：代理孕母(Surrogate motherhood)、女性愛滋病(Women with AIDS)、及婚姻暴力(Domestic violence)。這三個婦女健康議題在八０年代歐美婦運陣營曾引起廣泛爭論，不過直到九０年代才在台灣婦運團體中激起火花。就議題出現的時間點而言，三項議題出現時間其實是非常接近；不過由於婦運人士對議題的取捨，使得這三項與婦女健康權益有關的議題其後續發展也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值得深思的是：議題設定是一項單純的選擇行為？還是凸顯更深層意義？婦運人士在選與不選之間是否隱涵著特定的意識型態？在議題論述之際是否可以抽絲剝繭釐清婦運人士堅持的理念？本文將由婚姻暴力、女性愛滋病與代理孕母三項婦女健康議題之歷史脈絡，開展本土婦運人士對婦女健康議題的論述，藉由婦運人士論述婦女健康議題之觀點，說明隱藏在詮釋背後的權力運作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