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異中同聲齊唱的想像共同體——以1970年代台灣鄉土美術批評意識研究為重點

Abstract

1970年代的鄉土運動，誠如許多學者已指出的，基本上就是以國族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而本文則旨在探討1970年代的國族主義話語在鄉土美術評論中的滲透與擴散，以及在底層統治這些話語的運作規則。在研究方式上，本文一方面擬參照國族主義理論研究之啟示，藉由對鄉土美術評論文章進行文本的內部分析，並結合藝術社會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外緣性研究方式，從認知條件、客觀現實條件，以及文化建構的方式等角度，說明鄉土主義如何成為可能，如何迅速傳播、造成風氣。另一方面，並擬藉由將鄉土運動和中國第一波國族主義新文化運動做一並置比較方式，透過對兩者的美術理論成因與過程輪廓之比較，闡明批評意識與知識結構如何因應不同的時代條件產生變化。要言之，本研究一方面關注鄉土美術評論對鄉土文化的再現與再生產，另一方面也著意凸顯這些評論話語的社會環境與參考架構。 依照本研究之結果顯示，為了終結戰後以來「本省人」和「外省人」，以及「傳統派」和「現代派」的分裂對立，以求取「團結替代分裂」來應付中華民國自釣魚台事件以來在國際上接踵而來的不利局勢，以及為了順應邁入工業化、都市化時代之後持續發展經濟的需求，1970年代的鄉土美術評論乃呼應當時文學評論的提倡，積極尋求一種既能夠提振民族精神，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又能夠達到技術升級與產業創新的管道，在美術評論方面遂有了提倡繼承與發揚民間藝術的呼籲，檢討過去「正統國畫論爭」中自我分裂的意識形態，以及藉由批評省展和學院主義的批評標準，設立「雄獅美術新人獎」等作法，來鼓勵藝術家不分彼我，齊心協力創造出集「時間上是現代的」，「精神上是中國的」，「題材上是本土的」，「形式上是具象寫實的」等特色於一身的鄉土美術之實踐。 在鄉土美術批評話語的知識結構方面，經鄉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比較研究後發現，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由於所面對的是一個國家在政治上正要從一個封建政體轉型到現代民族國家，在經濟上正要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關鍵，在此情況下，知識份子所能做的，就是以思想較之更先進的歐、美、日列強的「現代化」模式，做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指標。而為了推動「現代化」的發軔，除了積極介紹與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舉凡普及新教育、推廣新學術、統一語言與文字，乃至於破除傳統封建社會倫理和風俗的迷思，也都勢在必行。所以在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從文學到美術，無不成為整個社會上行下效的依據，除此之外，在語言的統一與教育的國家化事業上，國家積極介入的態勢也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相較之下，到了鄉土運動時期，隨著「工業化」的完成，經濟條件的普遍改善，一般人民的教育水準和民主思想的提升，以及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整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佔據愈來愈重要的影響力，以往「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與政府主導的方式，已逐漸地在朝向「由下而上」的領導方式調整。所以到了1970年代的鄉土運動，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由高信疆這位媒體健兒所取代。亦即，居前主導運動的人物，已由原來執掌教育的舵手改為「居中調停的」傳播媒介主持人。而這種新興的文化要角，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一部分，如實來說，不僅是權力意識形態的工具，發揮著教化、說服與宣傳的功能；還必須堅持自己做為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之公共論壇，守護著某些公認的價值規範或思想；甚至還必須遵循資本自我增殖之邏輯，發揮生財的功能。換言之，他所扮演的是居於當權者和新興的中產階級之間的溝通平台，是高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整合媒介，同時也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重要橋樑。而透過兩種國族主義類型的比較研究也可見，即使同樣都具有反殖民主義的精神，同樣都由知識分子所領導，由於認知條件與現實條件的差異，兩者的文化想像與建構模式（乃至於兩者所提倡的美術理論）已大為不同。As many researchers have indicated, the principal guideline of the Domestic Movement in the 1970s is nationalism.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n the 1970s penetrate art criticism,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rules underlying these discourse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mbine text analysis and sociologist approach, with reference to nationalist theorie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omestic art criticism constructs, advocates and reproduces the Domestic culture. It also compares the Domestic Movement, characteristic of its anti-westernization attitude,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advocate for westernization, to clarify the ultimate meaning in the paradigm shift, highligh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as on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