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規訓與治理 ─以中正紀念堂為例

Abstract

本研究試圖從傅柯的權力觀點出發，針對中正紀念堂此一博物館中，知識論述、規訓技術、個體自我調控的部署，理解歷史時態下不同的文化治理範型。主要關懷在於反思博物館的社會教育目標下，一體兩面所形構出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以哈伯瑪斯之公共領域觀點，探討博物館公共性指涉的意涵。

本研究採取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中正紀念堂的經營階層、管理人員與參觀者三方面，討論具體機制下知識生產、紀律管束下相互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並藉由個體抵抗權力規範，及參與公共性討論的情況，檢驗中正紀念堂由威權體制下展示國族意識型態的櫥窗，轉向公共領域的可能。

研究發現主要可分為三項：中正紀念堂為黨國體系下的官僚機構，其真理效果雖來自於專家知識，但透過學術研究的自我正當化與去政治化效果，引入博物館展示政治的轉變。隨著時代的推移，文化治理範型由「國族殿壇的元首博物館」（1980年至1990年初期）、「公民的社教館」（1992年至2000年代初期），轉變為「文化消費：特展與精緻文化的戲棚」（2003年迄今），然而每一階段無可截然劃分，彼此之間仍有相互承接的意味。規訓技術則從「軍事紀律」模式，轉為資本主義社會下顧客至上的「消費─服務」型態。最後，權力機制下的個體，出現反抗場域中的規範，及質疑知識生產的邏輯。中正紀念堂邁向公共領域最大的侷限，依然是來自過往威權體制下的國族意識型態，以及缺乏參與公共討論的主體與場域。然而，中正紀念堂目前以學術研究的方式拓展詮釋觀點，成為不同族群的對話空間，體現歷史記憶沉澱、凝聚後的價值與紀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