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河階群的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的塑造

Abstract

摘 要 本研究企圖以新社河階群的聚落發展為例,說明臺灣近山地區如何從清廷統治以外的界外地,逐步成為漢人生活領域的過程。並進一步探究,不同時代的國家力量如何透過政策的執行,影響本區的聚落發展。最後以祭祀圈為指標,探討不同時期的自然村居民與計畫性聚落的移民,如何使本區的社會空間歷經建構與重組的過程,形塑出今日的區域特色。 本區屬於河階地形,造成多酸性土、地下水面低與比高大的特性;氣候方面,則具有夏雨集中特徵。在併入大清帝國的國土前,本區原為泰雅族的獵場。直到雍正、乾隆年間,本區才陸續成為平埔族的墾耕之地,接受大清帝國的管轄。在土地性質方面,清代本區可分為隘埔地與養贍埔地兩類;就地權所有權來看,可分為全社共有與社番自有兩種;就社番招墾方式來看,則有個別社番與全社共同招佃。根據土地性質的不同,熟番地權流失的方式與原因,具有以下的區域差異:北部隘埔地,多由社番自己招個別漢佃開墾,招墾原因則以欠缺工本、無法自行不能開墾、乏銀應用居多;南部的養贍地則多由各屯弁暨屯長代表全社番丁招合股漢佃入墾,招墾原因則以土地距社遙遠、無力自行開墾為多。根據現存契字來看,並無出現漢人以大墾戶入墾本區的情形。在漢人取得土地合法的耕作權之後,接下來就必須面對兩大問題-水源與安全。為了順利發展漢人傳統的水稻業,必須興修水利,以獲得穩定的灌溉水源。但本區自然環境的限制下,水利設施修築不易,造成水田化速度慢。人地關係投射在地表空間後,其具體表徵就是土地利用以旱園為主。加上位置地近泰雅族的生活領域,人文環境方面也並不安全。上述地理環境的限制,使本區土地贍養力低,人口數量較石岡與東勢等鄰近地區為少。聚落發展呈現北比南快,多屬於集村性質。為了祈求開墾順利、闔家平安,宗教信仰成為先民精神上的寄託,祭祀活動亦成為居民間聯絡情感、團結合作的方式。人人關係投射在地表空間後,就是本區的社會空間,其具體表徵就是角頭-村落-超村落三階層的祭祀圈。地形與氣候的自然因素,以及清代的土地政策與泰雅族威脅等人文因素,為影響清代本區聚落發展,並進一步形塑本區社會空間的主要因素。 在臺灣總督府糖業政策的影響下,大南庄蔗苗養成所於日治初期設置,成為日治時代影響本區聚落發展的主導力量。本區有南部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成為國有地,不但限制本區土地地權的自由轉移,更限制著本區土地利用的類型。為了解決灌溉水源不足的問題,臺灣總督府花費鉅資興築了白冷圳;為了解決蔗苗的輸出問題,新社庄逐年鋪設了臺車道。上述措施雖然促使本區的水利設施與交通網更加完備,但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高品質高地蔗苗的生產,以提升當時臺灣蔗糖的品質與產量。本區舊有聚落的居民,並不是此一政策下直接的受惠者。對於提昇本區的土地贍養力,並沒有直接而明顯的助益。因此,日治時代本區的人口規模一直遠低於大甲溪對岸的東勢街,聚落發展呈現較為遲緩的情形。換言之,蔗苗養成所的貢獻,主要在於落實臺灣總督府的糖業政策,對於本區內部的聚落發展,卻產生了抑制的作用。就居民的維生方式來看,本區自然環境的特徵,仍深切左右著聚落居民的農業活動與作物選擇。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的國家政策,則影響本區部分舊聚落與移民村居民的維生方式。對於大南、馬力埔、水底寮與鳥銃頭等舊聚落內有喪失原有耕地的居民來說,為了維持原有的維生方式,就必須爭取養成所的農事機會,以便根據累積工時來換取短期的土地耕作權。居民喪失了原有耕地與作物選擇的自主性,與養成所形成了不平等的依賴關係。對於養成所計畫性聚落的移民而言,擔任養成所的工人為其主要工作,用以獲取工資及換取耕作農場休閒地的權利。總的來說,此時本區的人地關係除了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養成所放租休閒地的制度也是形塑本區土地利用的主要力量。在社會空間的結構方面,仍延續著清末角頭-村落-超村落的三階層。在聚落發展受限的情形下,並未出現更高階層的祭祀圈。在日治時代的行政區域重劃、養成所土地收購行動、計畫性移民村設置與地方發展角力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祭祀圈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以下的轉變:第一,出現了新的角頭祭祀圈;第二,部分村落祭祀圈縮小;第三,九庄媽超村落祭祀圈的影響範圍縮小;第四,水底寮退出九庄媽祭祀圈。國家力量的干預與自然環境的限制,成為影響日治時代本區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重組的兩大因素。 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國防政策的影響下,種苗繁殖場的轉型與公有地的分撥,成為影響戰後本區聚落發展的主導力量。戰後本區公有地超過二分之一的土地,以公地放領的方式,分撥給日治時代養成所移民村的居民、附近舊聚落的居民與戰後計畫性移民村的居民。使本區南部的耕地不再受制於農場契約的規範,居民們獲得了耕地的所有權與作物的決定權。另外,為了配合國防政策,本區出現了兩類的新聚落,一為擴建清泉崗空軍機場,而遷村的陽明山計畫移民(又稱疏開仔);二為配合本區軍事營區的設置,而出現的眷村。這些新聚落移民的加入,使本區以客家人為主體的居民組成,加入了泉州人與外省人,不但增加了本區的勞動人口,增加了南部的中興嶺商圈,更使本區居民組成更加多元,並維生方式與社會空間上,出現了展現出多元發展的特色。另外,人口的增加與交通、市街的發展互為因果,展現在本區建成地的擴張,並反映在不同類型聚落的血緣度變化上。血緣度較高的聚落,居民的來源與組成單純,外來人口不多,相對於血緣度較低的聚落,屬於較為封閉的發展情形。本區居民的維生方式,仍是以農為主。就居民的維生方式內容,除了自然環境外,農業技術與市場需求成為決定本區居民土地利用類型的主要因素。但在單位農人耕地面積狹小的情形下,本區的土地贍養力無法進一步大幅提昇。戰後初期,居民仍以種植水稻與雜糧為主。直到民國60年代以後,農業朝向專業化、商業化發展,作物的種類逐漸由傳統的水稻、雜糧、蘿蔔等糧食作物,轉變為水果、蔬菜、香菇與花卉等園藝作物。在社會空間的結構方面,仍延續著清末、日治時代角頭-村落-超村落的三階層。新聚落的出現、本區人口的增加、地緣關係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祭祀圈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以下的轉變:第一,出現了新的角頭祭祀圈;第二,出現新的村落祭祀圈,某些聚落的村落祭祀圈成立廟宇;第三,出現了新的超村落祭祀圈-東興宮;第四,九庄媽超村落祭祀圈的影響範圍擴大,增加了日治移民村的加入,但輪值方式不變;第五,除了原有以媽祖為主祀神的超村落祭祀圈,還增加了來自清水紫雲巖的觀音信仰。自然環境、政府實踐國防政策的相關措施、市場需求、技術擴散為影響戰後本區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重組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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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河階群, 聚落發展, 社會空間, 祭祀圈, 國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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