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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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創於民國35年,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校初期七系之一,迄今將屆七十年,期間組織與課程歷經變動,目前採行一系兩所之制運作。

教育學系創設之初,學制上只設大學部五年制學士班(含實習一年),招收本地生,之後增班並收海外僑生,主要來自港澳韓馬等地。另先後設有一年制及三年制教育專修科,自50年起增設夜間部六年制(含實習)學士班,至68年師範教育法公布實施後,改辦進修部三年制及四年制學師班招收現職教師,直至七十年代末。

至於研究所,民國44年單獨設立教育研究所碩士班,61年增設博士班,並開辦暑期教師碩士四十學分班。

民國76年配合學校行政組調整,系所合一。83年以後,再配合大學法修正,更名為教育學系,分設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另開辦暑期、夜間及週末等教育行政及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為因應學術日趨分化專精,92年先行設立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班,98年再設立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博士班。為有效整合人力物力資源,自100年起推動「系所合一、一系二所」政策,系所務順利運作迄今。

本學系與教育研究所位址數經遷移,初創時,教育學系設於本部校區。後與研究所分設於圖書館校區舊圖書館兩側(今博愛大樓)。後教育系遷入舊教育大樓(今進修推廣學院),而教育研究所則於61年遷入公館校區研究大樓三樓(今數學系館)。77年新教育學院大樓落成,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一併遷入三、八、九樓。

本系所教師專長涵蓋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教育政策、課程與教學等主要領域,歷來學術表現傑出。早期有田培林、楊亮功、劉季洪、黃建中、王文俊、林本、余書麟、孫亢曾等名師執教。之後獲教育部學術獎者有程石泉、伍振鷟、黃政傑、楊深坑等諸師,兩度獲教育部國家講座者為楊深坑教授。另獲國科會傑出獎者有歐陽教、簡茂發、謝文全、楊深坑等諸師。另有賈馥茗、伍振鷟、歐陽教、謝文全、吳清基及簡茂發諸師,先後獲聘為名譽教授。有關行政服務上,郭為藩、林清江及吳清基三師先後擔任教育部部長,而系友多人歷任教育部司處長或地方教育廳、局、處首長,或擔任大專院校或中小學校長、主任。

至於本系所整體表現,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公司公布「全球大學30個學科領域排名」,本校102年時教育學科排名首度獲評為第50名,103年晉升至42名,104年更躍升至22名,成績備受國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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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生學習歷程社會化之研究
    (2024) 林仲威; Lin, Chung-Wei
    因大學學歷貶值使業界提高徵才門檻,造成許多大學生為了就業而選擇讀碩士班,故攻讀碩士已成為臺灣社會趨勢,但是碩士生在研究所學習歷程裡,學習困難對其壓力極大,所以因應策略在碩士生學習困難應對上有重要性,而社會化相關理論,有助於探討碩士生的學習過程,涵蓋碩士生在研究所面臨的學習困難,以及擬定因應策略去應對學習困難,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有關社會化的理論去探討碩士生學習歷程。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以下四個目的:壹、對碩士生就讀研究所的期盼還有動機進行探討。貳、對碩士生於研究所學習歷程裡,所碰到的困難進行探究。參、理解碩士生為了應對學習困難,所使用的因應策略。肆、對於碩士生學習過程社會化帶來影響的脈絡因素進行分析。本研究選擇某所大學的教育研究所作為研究場域,並挑選該大學教育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法為質性研究法,且經由文件分析還有半結構訪談去蒐集資料。依照對資料的分析,歸納下列五點結論:壹、碩士生就讀研究所的動機還有期望主要為功利性考量,其次為學術研究考量。貳、對英文資料的理解、指導教授針對論文的不明確指引,還有由於疫情產生的影響或系所研究重心而捨棄論文題目,為碩士生在研究所學習的主要困難。參、打混策略常用來應對作業、變通性策略常用在論文撰寫,至於順從策略是碩士生學習時最常運用的策略。肆、尊重教師的社會期望和研究所教師的教學方式係對碩士生學習帶來影響的主要社會脈絡。伍、碩士生論文常受到大學制度影響,至於碩士生在大學所學知能、在學校的教學經驗,以及研究所教師所設計的課程常對碩士生作業撰寫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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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善書及其教化作用研究
    (2019) 周皓旻; Chou, Hao-Min
    本研究以晚明時期的善書為對象,探究其思想內涵及所形成的教化作用。 晚明時期,政治愈發腐敗,經濟發展面臨崩潰,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動,也影響了整體社會發展。社會環境的動盪不安,使得人心無所安置,此時善書提供了一個安置的方向,同時也希望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使得社會回到過去的安穩。而晚明的書籍出版事業,不論在技術、行銷等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使得善書的傳播速度比以往更加快速且方便。 本研究選取了《明心寶鑑》與 《迪吉錄功過格》作為善書個案分析的對象,並輔以其他類型的善書,探析其思想內涵及了解善書如何被推行。 晚明時期的善書透過宣揚因果報應、積功改過的機制及三教思想的融入,向世人傳達關於倫理、處世原則及眾生平等等的道德規範,促使人們時時刻刻都能積極向善,甚至進一步將善內化,達到善與人同的境界。 此時的士人則希望藉由善書能夠改變社會,讓社會恢復秩序,重建傳統儒家的道德理想藍圖,而共同擔起了社會教化的責任;同時,善書也逐漸成為啟蒙教材之一,並有助於提高一般民眾的識字率。而晚明時期的善書出版與流通更直接影響了清代善書的發展。 最後,以現今的角度評論晚明善書的流行與發展,了解在今日道德教育及社會教育中的可能應用之處及啟示。即便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善書已經退出了多數人的視野,然而其所蘊含的思想內涵,仍與我們的生活結合,並影響著人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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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社學之研究
    (2002) 丁淑萍; TIEG, SHU-PING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廣查明代地方志,並輔以明代一般性史籍,以探討明代社學的發展,並進一步釐清社學的性質及歷史地位。研究發現如下: 一、社學萌於元,是設於縣級以下的學校,明代沿之,經太祖的創制,英宗、憲宗、孝宗及神宗等皇帝也下詔督辦社學,使社學的辦理漸趨完備。 二、自社學的設置者、管理者、經費來源等方面來看,發現社學具有官學的色彩,但若自教師、學生、課程來看,則與私學相近,因此將社學視為「準官學」。此外,明代社學含有普及教育的理想,在程度上屬於「小學」教育的階段,在對象上含有平民教育的內涵,在內容上有社會教育的意義,但從入學的強迫性與否來看,社學並非義務教育。 三、明代可考社學總數為11,967所,其中分佈於兩直隸與十三個布政司的有11,881所,每府(州)平均有54.75所,每縣平均有8.75所。 四、明代社學的興衰,受到皇帝下詔興舉、提學官的督導、府州縣官的關心與否以及陸王心學的影響。 五、明代社學的歷史意義可分別自如下三方面來看:(一)社學屬明代教化政策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他教化機構結合,具有社會控制的功能;(二)社學在官學系統中的意義,一方面是作為地方儒學的下級學校,一方面則可自學校數量的增加、設置地點深入基層以及招收對象不限等方面來看,社學促使教育機會擴大;(三)社學為明代啟蒙教育的一環。 總之,明代社學是第一次以官方的力量來為鄉里百姓提供眾多的教育機會,在中國教育史的發展上,實在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