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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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沿革

台灣本土教育的長期空白,在近年的民主化、本土化的潮流下,逐漸使本土教育成為國家的重要教育政策。教育部亦因應民間文教團體的呼籲,積極鼓勵大學成立本土文化學門的系所。本系前身「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於2002年2月由莊萬壽教授商請姚榮松教授、許俊雅教授共同擬定計畫書提出申請,同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設置。2002年11月28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由莊萬壽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2003年3月開始辦理招生,招收碩士班研究生,8月1日「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莊萬壽教授轉調本系專任教授兼所長。

2006年本系成立「在職進修碩士學位專班—台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班」,提供在職教師以及母語支援教師進修,2016年於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停招。2008年本系成立博士班,向上延展台灣研究;2009年申請增設學士班,並於2011年起招收學士生,向下紮根,同時整併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為「臺灣語文學系」,期以完整一貫之學制,兼顧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為台灣研究培育更多新血。

歷年來本系分別由莊萬壽、姚榮松、李勤岸、林芳玫、林巾力老師接管系務,在歷任所長與系主任的帶領與經營之下,積極增聘教師,使本系師資陣容越趨多元。現有專任教師包括林芳玫、林淑慧、陳龍廷、賀安娟、林巾力教授、許慧如、莊佳穎、陳玉箴副教授以及曾秀萍、汪俊彥助理教授、呂美親專案助理教授,教師專長涵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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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潮輓歌楊華及其作品研究
    (2007) 楊順明
    日治時期台灣重要詩人楊華(1900─1936),在短短的三十六年歲月,寫就了328首漢語新詩(現存320首)、兩篇白話文小說,以及散置報章雜誌與各種詩選的傳統漢詩,奠定了他成為台灣文學史上重要詩人作家。 如今研究探討楊華的文學歷程,試圖從他的作品中尋找時代的意義,以及他個人的生命情調。傳統漢詩是他文學之旅的起點與終點,由於他歷經新舊文學論戰的洗禮,擁有「二世文人」的自覺,對於傳統文人遭受詬病的劣行惡風頗為自覺,一方面,不願和韻酬唱;另一方面,由於致力於新文學,雖然漢詩作品不多,也多數是擊缽聯吟的產物,在限題、限韻、限時的情況下,依然能抒寫性靈,別出心裁,具現了他生命底層的深刻感受。 在漢語新詩方面,雖然模仿了冰心、梁宗岱的詩作,痕跡處處可見,但是也經過融和轉化成為自己獨特的風格,具體反映日治時期的時代意義,及個人心靈的安置,並指引台灣人對應的方式和出路。尤其〈女工悲曲〉揭示階級意識,反映勞工的悲慟處境,這是「大眾文藝」思潮影響下的產物,也是「台灣文化協會」解散後的反思。由於〈女工悲曲〉及〈心絃〉都是以台灣話文來創作,為「台語文學」奠基的傑作。 楊華兩篇白話文小說,試圖做為「社會改革」的化身。〈一個勞働者的死〉控訴日本統治階層的欺壓,致使貧窮、悽慘、無抵抗的勞動者面臨絕境,並譴責資本家的巧取豪奪,造成勞動者的死亡悲劇;〈薄命〉則反映傳統社會「新婦仔」無法自主的命運,是血淚斑斑的社會寫真。這兩篇白話文小說,成為台灣文學可資紀念的作品。 楊華短促的一生固是生命悲劇,但他所留下的有限作品,卻是台灣文學的珠璣,是戰前台灣文學從奠基期邁向成熟期不可磨滅的少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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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信仰習俗中的語言文化研究
    (2008) 張瑞光
    台灣閩南先民承襲漢族固有的「敬天尊祖」傳統,而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和克服環境困厄的心理需求,逐漸發展出適合台灣本土的「信仰習俗」,這種信仰習俗來自文化傳承,貫徹在所有生活習慣當中。如祭神祭祖是傳統生活中的大事,台灣民間婚喪喜慶、歲時節令,必須祭神,也必祭祖。它如同台灣文化的脈動,歷經四百年來的發展、演進,自然地融入現代生活中,間接構成凝結社會極重要的動力,同時保存了許多漢人的傳統文化。台灣民間是一個以台語為主的社會,在這種口語環境中,仍保存相當多的古漢語特色,而受自然與人文環境的陶鑄,台灣也發展出本地特有的語言文化,這些都隱藏著諸多值得挖掘的文化意涵。 本論文以台灣信仰習俗中的語言文化研究為論述主題。首先分別就台語在生命禮儀(出生、結婚、喪葬)、廟會慶典、歲時節俗等方面的運用,作一陳述。並探討語言與文化相關問題,如詞彙、俗諺語、歌謠的語音、語意和語源等文化含意;信仰習俗中的語言崇拜、語言禁忌等問題。 其次,分別探討詞彙、諺語、歌謠等運用押韻的情形。押韻運用是逐漸形成規律的,它和對仗及節奏配合具有好唸、好記的特色。本文初步統計,台灣俗諺語超過半數以上都具有押韻的特點。在歌謠中,押韻和節奏、聲調配合,形成台語的音樂性。本文認為在以口語傳播為主的環境,會有說完即消失,內容太多的話,不容易記住,而且容易造成混淆的情況,這些缺點可能與形成台語使用押韻易記易學的特點,來加深人們的記憶有關。在民俗生活中,諧音更具有強烈的語言文化色彩,明顯呈現語言崇拜或語言禁忌的情結,諧音現象反映台灣人趨吉避凶的兩極心態。此外,台語語音文化也顯現出「多版本性」、「眾聲喧嘩」的特點,不論是詞彙、諺語、歌謠都可以發現不同的版本存在。這反映了多元族群、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期的生活文化沈積。 由以上諸多事實,證實文化語言學觀點,台語與台灣文化之間是一體兩面,台語是台灣人的生活語言,台灣人生活所累積形成的台灣文化,由台語來顯現, 同時台語本身也創造出它特有的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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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小說中e外來語演變-以賴和kap王禎和e作品作例
    (2008) 李南衡
      因為台灣近四百年經過無仝種族ê統治,當然會留落來各種無仝ê外來語。其中以近一百年來佇台灣使用ê外來語上濟、mä上複雜。我beh用日治時期一九三0年代ê賴和,及中國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一九八0年代ê王禎和,相差五十年ê che兩位無仝時代ê台灣作家ê作品作例,來探討台灣小說中外來語ê演變,同時mä beh探討其中一個因素-兩個無仝ê殖民統治者所實施ê「國語政策」,對台灣外來語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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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與一體的辯證:台灣環島活動之文化意涵
    (2008) 謝孟珈
    近年來台灣環島活動蔚為風潮,包括單車環島、徒步環島、溜冰環島、獨木舟環島、帆船環島、飛行環島等等。有人以環島關懷土地家園,有人以環島挑戰自我,有人則藉環島表達訴求、展現決心。有鑑於此,本文以歷年來之環島活動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之文化意涵,並將其概略區分為「生產性」、「觀光性」與「挑戰性」三種類型:「生產性環島」乃是基於工作業務之需所進行,包括調查、探勘、巡視、宣導等,往往是外來者意圖認識台灣、掌控台灣的第一步,也是環島活動最初之樣貌;「觀光性環島」盛行於工商業高度發展之時,可視為大眾文化之一環;「挑戰性環島」則往往是就大眾文化之弊端所做的檢討與修正,強調個人心智的成長及人與土地的互動。這些環島類型雖可倂存於各個時代,但其發展趨勢大致是由生產性過渡至觀光性、挑戰性,並由嚴肅轉為休閒,由官方落入民間,進而成為全台普及之活動。此外,環島乃是人們在台灣島上的旅行與移動,涉及疆域的跨越、資訊的交流與文化的互動,因此一部環島文化史見證了台灣人地關係的轉變,也記錄了台灣一路由「他者/客體」到「自我/主體」的蛻變過程。最後透過島內本身的跨界現象,提出「多元/一體」的辯證角度,為「多元主體」或「多元共同體」的實踐提供些許反思與建議,豐富台灣主體論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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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與記憶--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研究
    (2008) 曾彥晏
    藍博洲,一個長期關注「從二二八到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民眾史」,不斷採集與尋訪這些「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報導文學作家,在口述訪談的基礎上結合了小說技巧,將聲音轉為文字出版,在八O年代解嚴前後,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成為一種「孤絕而特異」的存在,受到極高的關注。   歷史與文學的結合,正是藍博洲作品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多數讀者在閱讀此類迥異於戒嚴時期的官方歷史版本的書寫主題,大多將之等同於「客觀」、「真實」,甚至獲得「還原歷史真相」的結論。然而藍博洲這些以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人士之口述訪談資料為基礎進行的「報導」,涉及了受訪者的浮動記憶,又經過訪談者/作者的中介與轉化,最後呈現、出版的文字真的可以等同於「真相」嗎?這樣的文字為何使讀者得到「還原歷史真相」,甚至是「確立史觀」的結論?作品中的敘事模式究竟為何?作品傳達的「歷史」是什麼?書寫這些作品的作者的「歷史」又是什麼?   論文首先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整理出版於1991年至2005年、藍博洲的十三本報導文學、歷史報導作品的書寫技巧。其次由於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同時具有「歷史」與「文學」之濃厚色彩,本論文分為兩個層次,將其作品與屬於「歷史」範疇的口述歷史、「文學」範疇的報導文學相互對比,以相同個案(相同訪談對象或書寫對象)為選取標準,並且參照相關方法論書籍,針對其中的敘事模式進行比較,藉由比較,彰顯不同版本中的異同,呈現藍博洲究竟寫了什麼。最後再加入藍博洲其人與作品之背景脈絡,討論藍博洲筆下的人物、歷史版本為何。   由備受矚目的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觀之,以全知觀點引導敘事流向、強勢的訪談方式、「歷史現場」成分大於受難者完整人生經歷、「歷史進程」優先於價值或理想等諸多特點,都顯露了他急欲為「歷史」尋求證據,進而獲得歷史詮釋權,為「歷史」蓋棺論定,同時削弱他者史觀陣營「歷史」的訪談/書寫目的。筆者認為,作為感知與認識的主體本來就很難避免個人主觀的判斷與認知,更遑論發自個人的各種言論文字。在選擇與不選擇之間,在連結成串的因果中,在看似真實、先驗而本質的歷史敘事裡,已然參雜許多個人理解與意見,因此不存在所謂的中立、客觀、透明、沒有意識形態的「歷史」。不可能有百分之百客觀呈現的現實,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全再現所謂的「真相」,即便是追求現實主義美學、以書寫「真相」為職志的藍博洲的歷史敘事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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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拓的文學與思想研究(1970~1988)
    (2007) 林肇豊
    在總題為「王拓的文學與思想研究」的論文中,筆者指出王拓七0年代的文學創作乃呈現「前•現實主義 → 描寫的現實主義 → 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演變軌跡,其所代表的正是王拓個人於內在意識與創作實踐上,逐步激化、升高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及批判火力。 七0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與「回歸現實」風潮,對王拓的思想有極大的影響啟發,而其「土左」在有了理論化的接引之後,更使他逐漸擺落過去學院派的「唯心論」思考傾向及浪漫色彩,進而能夠掌握社會歷史變遷背後的動力所在;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王拓提出「現實主義文學」主張,並以社會主義視角切入台灣戰後經濟的觀察,其所得到的結論與階級關懷自然和官方右翼立場之詮釋有顯著落差;基於對「左翼理想」(而非「民族情感」)的憧憬,早期的王拓一定程度認同於對岸「社會主義中國」,但隨著1975年左右文革真相的曝露,他也開始檢討中國共產黨理想失落的原因,並對「革命」路線產生懷疑;在經歷過「鄉土文學論戰」官方集團式的批判撻伐之後,王拓認為七0年代台灣的「革命」條件尚未成熟,而身為一個「文學的功利主義者」,其所構想同時具有社會改革需求及實踐行動力的「隱含讀者」,也可說是不存在於當年的台灣社會;因此,文學效用的失落及對於「革命」路線的懷疑,導致王拓七0年代後期投筆躍身政治的動向。 王拓在八0年代初期因為「美麗島事件」而身陷囹圄,在獄中他將身心痛苦及對於家人的思念化作重新拾筆的動力,寫作了兩部兒童故事及政治小說;王拓八0年代的創作除了內容篇幅的拉長外,書寫重心轉移至「知識份子」角色上亦是其顯著特色之一。他細緻地刻劃了時代動盪及黨國封閉體制下,一群勇敢挑戰權威、參與社會運動的知識青年們激昂與蒼白的生活圖像。 王拓七、八0年代整體創作系譜背後所彰顯的是整個時代結構的問題,在黨國封閉體制及經濟掛帥的局勢下,社會中低階層人士及知識份子們遭逢了各種「 碰壁」而無有出路的窘境。閱讀王拓的作品,總會發覺惶惶不安的焦慮感充斥其中,現實的殘酷似乎將無情地侵蝕著小說中每個角色的人生,讓他們被生活逼著走,卻遍尋不著出口而導致徒留遺憾的結局。 對於「階級」議題的重視始終大過「民族論」強調的王拓,由於現實中坐牢的痛苦經驗及深刻的思考檢討,「務實」可說其出獄後最明顯的思考與行動特質。然而也因為如此特質,使得王拓與「夏潮」之間對於「文化實踐」、「投身政治」兩路線的矛盾又重新浮上檯面,並註定了王拓日後與「夏潮」系統的漸行漸遠。 至於「轉向」的爭議,筆者經考察後認為王拓自七0年代一路走來,縱使於社群組織的參與上有著由「統」轉「獨」的動向,但實際上在其個人的思想當中,始終保持著一貫的「台灣優先」立場而並未有所「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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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爭與回歸——原住民自辦刊物《原報》《獵人文化》的文本分析
    (2007) 吳宛憶
    本論文第一部份主要是就台灣原住民的客觀環境與刊物的關係來論述。第二章是原住民自辦刊物的歷史背景分析,說明刊物的產生不僅是趁原運興起之便,也是國內外環境轉變對原住民的衝擊所造成,而刊物內容亦與這些議題習習相關。第三章是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群思考,先概述日治時期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群思考,接著是原運刊物與八○年代原住民知識份子的關係,最後一部份則是比較以上兩間代原住民知識份子思想的差異。 第二部份則是在原運轉型期的創刊的原住民自辦刊物《原報》《獵人文化》為分析文本,各要處理兩個重點:一是從刊物內容著手,分析其議題、刊物性質,以及是否有再三強調的重點議題;一是以創刊人台邦.撒沙勒與瓦歷斯.諾幹的思想為目標,探討他們選擇以刊物來發聲的動機、回歸部落的原因與理念、關於原運的看法,以及原住民知識青年對部落發展的責任。 《原報》《獵人文化》處在原運回歸部落的初期,兼具抗爭與回歸雙重特色。一方面接續自《高山青》以降的抗爭傳統,把原運精神帶進部落,試圖使原運議題在地化;另一方面,刊物建構出回歸部落初期的理論與可行方法,並帶領族人從事部落重建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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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敍事的階段性發展及其文化意涵~以報刊作品為考察對象
    (2007) 林以衡
    通俗文學是一部文學史建構、論述時不可忽略的文學類型,它屬於通俗文化的一環,遍及社會各階層,影響力不容小覷。日治時期的台灣,儘管處在殖民勢力的籠罩下,通俗文學也自有其發展軌跡。雖然由於語言管制、漢文發表空間侷限等各項不利因素,對當時通俗文學的發展造成不少負面影響;但從另一視角論之,這些現象卻也使得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更充滿多元重層的複雜意蘊,值得深入研討。作為通俗文學範疇之一的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敍事」,也可以放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探究,諸如俠客精神的發揮、武技的想像,以及與政府、王法相抗衡的基本精神,都隱藏著諸多值得挖掘的文化意涵。 「俠敍事」做為通俗文類的一環,它的發展,是透過報紙、雜誌的刊載而得以廣泛傳播,因此日治時期台灣報紙、雜誌的發展,與漢文「俠敍事」的創作與發表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台灣漢文俠敍事為論述焦點,首先討論台灣大眾傳播媒體與俠敍事發展,兩者的密切關係。從多元文化的視角出發,台灣俠敍事的形成帶有中國、日本和西方文化的色彩,成就漢文俠敍事的興盛。但由於台灣的被殖民身份,傳統文人所使用的語言:「漢文」常受到殖民政府控制,因此,日治時期的漢文「俠敍事」,並無法在穩定中順利發展,因而造成俠敍事出現一度中衰的現象,進而在三0年代通俗報刊出現後產生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以下幾點特徵:其一,在時代潮流的影響下,終於出現以台灣為書寫背景的俠敍事。其二,另一部份俠敍事在殖民口號宣傳過程中,成為殖民政治下的附庸,背離身為一個俠客的基本精神;再者,而中國俠敍事的文學傳統對台灣的影響,並未因政治現實的阻隔而中斷。再就傳播管道綜合觀察,透過書局的代銷和廣告、書單的交互運用,使台灣俠敍事得以在日治時期維持多元呈現的特點。總結而言,俠敍事在各階段的發展不但路徑不同,也展現出不同的複雜風貌。 最後,本論文從社會、文化各角度出發,討論「俠」做為文化符號時,在殖民地台灣所帶有的寓意,做為社會產物的「俠」,俠敍事作者如何運用俠客、武術來表達自己的認同趨向,或是藉由武技的展示,表達出身為被殖民者的身體觀,並從中引深出對中國國體的渴望,俠敍事整體所要呈現的,則是在虛幻、現實交插的烏托邦世界,而烏托邦世界的建構,則又導因於俠敍事中的奇幻身體、江湖世界等,成為一個「眾聲喧嘩」的武俠世界。 關鍵字:俠、漢文、發展、文化意涵、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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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閩南語類詞使用研究
    (2008) 陳雅雯; Ya-wen Chen
    功能語法學者相信類詞(classifier)的選用可以反應人類的認知與分類,因此類詞的選用是近年來所關心的議題。本研究納入文化及社會背景的考量,觀察城鄉的生活環境對類詞使用的影響,以及不同世代類詞的使用與變異的因素。採社會語言學之實證調查法,從語言及社會因素的互動,分析台閩語類詞使用的動態變化。 類詞的使用常反映人類認知分類系統,且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實驗顯示台閩語的類詞使用的確受到社會及語用環境的影響,且存在城鄉差異,城市地區因為母語的使用頻率及語言環境的影響,造成傳統特殊的類詞逐漸流失,而鄉村地區仍保留傳統特殊的類詞使用,不過,隨著年齡層下降,特殊類詞的使用比例也逐漸降低。類詞的使用可以反映社會及語言的使用變遷,當環境發生改變,類詞的使用即隨之變異。 另外,e5(个)是使用頻率相當高的類詞,許多學者認為其是中性化類詞,但有些學者已經提出華語類詞「個」的語意。我們提出台閩語類詞e5(个)的劃類與取代與華語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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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仁聲兩個時代台語小說中的借詞比較
    (2008) 邱藍萍
    語言接觸會造成語言e改變,m管是語音、語詞抑是語法上攏會thang發現著受影響e痕跡。本文是以賴仁聲台語小說所使用的借詞作研究對象,會選擇伊e作品做語料分析是因為伊本身是一位牧師,ti教會內接觸著外國傳教士ui廈門所chah來e口音kap語詞,進一步影響著賴仁聲創作時的用詞kap腔口。而且伊e文學創作時間koh tu好haN過日本kap國民政府兩個統治時期,時代、政治、語言環境e改變仝款嘛影響著伊小說內所使用的語詞。 Ti語料統計上,筆者發現賴仁聲小說e詞頻覆蓋率差不多ti前5000個詞時已經超過95%,顯示伊e小說詞型用量ti 5000個左右。另外,筆者嘛比較小說全羅馬字kap漢羅合用這兩種版本e差別,統計結果顯示兩種版本e詞型、詞符量攏無一致,筆者歸納原因可能是(1)人為建立檔案時e失誤(2)電腦斷詞判斷錯誤(3)羅馬字同音詞e影響(4)漢字同形詞e影響(5)原作者拼寫無一致(6)原作者連字符號(hyphen)e誤用。 最後,筆者以1945年做基準,將賴仁聲創作分做前後兩個時代。筆者發現賴仁聲伊所用e教會用語詞符量比例並無差異siuN大,主要是因為伊e小說攏以宗教為主,只有一篇是寓言翻譯,影響無大。但是日語借詞ti 1945年代以後略略仔降低,總詞符量減少0.16%,原因是受著強勢華語e影響,部分日語借詞hou華語借詞取代。賴仁聲使用華語借詞ti 1945年代前是真罕得看著,kan-na佔0.01%,m7-koh到國民政府時期soah chheng koan到0.81%,che顯示出賴仁聲ti 1945年代以後受著華語影響非常明顯,創作上開始大量使用華語借詞,作品漸漸傾向華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