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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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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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
    (2024) 柯韋帆; KO, Wei-Fan
    「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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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我鄉邦:葉春及(1532-1595)與嶺南方志的纂修
    (2022) 賴庭光; Lai, Ting-Kuang
    本文主要探討嶺南士人葉春及參與修纂的方志,首先簡述葉春及的生平與仕宦經歷,其次,討論每部志書的成書背景、經過,透過志書內容發掘晚明地方社會的百態,進而探析廣東地方書寫潮流,以及方志文本反映的地方意識。葉春及(1532-1595),字化甫,號絅齋,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葉春及先後擔任教諭、知縣等職,在福建惠安任官期間頗有建樹,著有《惠安政書》,後調任為知州,卻因疾未能赴任,被朝廷削職為民,返回故里後,長期隱居於羅浮山,建書齋名為「石洞」,從事著述與講學,深受地方士人敬重。葉春及於萬曆中期迎來起復機會,後官至戶部郎中,但未久便因疾卒於京師。鄉居期間,葉春及最為重要的貢獻是參與《順德縣志》、《永安縣志》、《肇慶府志》的修纂。葉氏在官員邀請下參與《順德縣志》,透過志書可以觀察珠江三角地區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以及嶺南學派等在地菁英之間的學宦網絡。《永安縣志》為葉春及的鄉邦之志,葉氏為了保存家鄉的歷史,著重書寫嘉靖末年嶺東盜亂造成的地方動盪,全志篇幅雖不長,然而輿圖等篇目仍俱有可觀。在兩廣總督等官員的支持下,葉春及擔任《肇慶府志》的主纂,內容主要著重在劃疆分邑後的秩序變動,以及瑤亂等少數族群問題。這幾部由葉春及輯纂的方志,編修時間正值廣東社會變遷最為激烈,時局相對動盪的時代,葉氏修志的目的便是傳遞其未竟的政治理想。自明中葉以降,廣東士人試圖建立文化正統,相繼投入地方文獻編寫,葉春及似受到這股潮流影響,除了編纂家鄉的方志,亦積極參與外地的志書編修,葉氏筆下的地方社會,因其認同感的差異,而有親疏遠近之別,整體而言,他有著廣東、惠州兩種不同範圍的地方認同,而前者的情感表現得更為強烈,文化方面傾慕於陳獻章等嶺學名儒,加上他的交遊廣闊,遊歷範圍不僅限於惠州,可能無形中淡化了與原鄉的關係。葉春及在保存鄉邦文獻方面雖貢獻良多,卻未被時人視為其主要事功,一直到了清代,葉春及編修方志的事蹟才受到關注,葉氏的名聲雖不及同時代的嶺南士人,經由本文討論可以得知,他編修的方志堪稱其畢生心力的精華,透過討論葉春及輯纂的方志,能從中理解晚明的時代特色,以及地方社會的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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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期的駐防旗人家族:以西安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經營為例
    (2023) 黃品欣; Huang, Pin-Hsin
    本文以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為中心,透過分梳家族人口、入仕途徑、婚姻關係、人際網絡、家族成員的仕宦活動等面向,探討哈達瓜爾佳氏家族如何在清中期逐步向上流動,又採取何種經營策略來維繫家勢。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是一駐防旗人家族,始祖尼雅濟布於關外時期投歸努爾哈齊,入關以後居住京師,第三代在三藩之亂時奉派移駐西安,是為家族駐防西安之始。家族前三代成員並無顯要事蹟,第四代額思圖積累不少財富,得以供給子弟讀書,開啟家族成員向上流動的契機。第五代成員考取科舉後踏入仕途,而長子阿炳安在乾隆初年遭到參劾的一起貪污案件帶來家中劇變,卻也透過此案,揭示出家族在西安駐防時期的經營之道。第五代中則以吳達善官至陝甘總督最為顯要,部分族人得以憑藉其故遷居京師,因此獲得更多仕宦機會。哈達瓜爾佳氏家族成員經由科舉、繙譯科考、捐納等方式躋身仕途,任官者眾。第六代雅德、玉德與圖薩布,皆在乾隆、嘉慶年間任封疆大吏。第七代成員在時局動盪的道、咸年間,有宣力邊疆者,有任職中央者;怡良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時皆擔負重任,桂良則在咸豐朝升至大學士,也涉入統治集團間的權力鬥爭。隨著族人仕宦成就提升,家族的婚姻圈也逐漸擴大,而姻親雖能在官場上互相幫襯,也有共同犯錯獲罪的風險。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的崛起,揭示了駐防旗人家族的能動性,呈現出由地方到中央的發展特色,而族人的仕宦表現,又與家族經濟能力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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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視教材在日治臺灣史的教學運用:以紀錄片《跳舞時代》為例
    (2023) 戴雅婷; Dai, Ya-Ting
    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一般被簡化成兩個階段,一個是臺灣人武力抗日,遭受鎮壓屠殺;一個是日治末期的戰爭狀態、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這兩者合起來便是日治臺灣的歷史。但日治時期卻是臺灣由傳統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代,且有許多改變都與現在日常生活習習習相關。 本文以《跳舞時代》作為影視教材,在國民中學七年級進行日治臺灣史教學運用,讓學生瞭解日治時期帶來很多西方流行文化與觀點。筆者先分析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對於發行臺灣流行歌的重要性,以及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與女性地位的轉變,將歷史紀錄片設計成影視教材,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學生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改良臺灣傳統文化的陋習,建立許多現代化制度的觀念有加深、加廣的認識;一方面學生能比較出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文化變遷的異同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提升自己的歷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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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之研究(1895-1945)
    (2022) 末武美佐; Suetake, Misa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網之構築及其調整作為問題意識,主要探討家畜防治政策和制度、進口家畜檢疫實施及其變遷、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家畜疫病防治實況等課題。初步探討之結果,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政策可以1927年為分水嶺,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施行臺灣獸疫預防規則,建立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後期與日本國內接軌,施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並強化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關於進口家畜檢疫,1896-1911年,以中國豬為主要檢疫對象,成立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協助檢疫,成功防遏病毒入侵,日本進口家畜必要時實施檢疫。1912-1926年,以日本為主、中國為輔進口生豬,1920年指定中國為有病地而嚴格檢疫。1927-1945年分別由臺北州、高雄州港務部實施家畜檢疫,戰爭期間因貿易的變化,檢疫工作由隔離和檢查改變為以消毒為主。關於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日治初年家畜疫病防治主要是警察的業務。臺灣總督府鑑於臺灣獸醫嚴重不足,1906年起農事試驗場農事講習生增設獸醫講習生,開啟臺灣獸醫培育之序幕;迄至1911年修業年限6個月,偏重實習和日語課程,畢業生65人,出路相當多元,僅約半數符合該科設立之目的;1911-1922年修業3年,畢業後可免試取得獸醫證書,畢業生112人,大多任職官公廳、畜牛保健組合、農會,或開業,負責地方家畜疫病之防治工作。1921年臺灣總督府建立「防疫獸醫」制度,派駐在各州廳,扮演家畜疫病防治領導、協調、整合的角色。就家畜疫病防治實況觀之,前期陸地防疫主力為牛疫,先採隔離撲殺並用方針,後採一律撲殺方針。防疫措施除了消毒、隔離、阻斷交通、施打血清等措施之外,先後於疫區設置臨時獸畜檢疫部、農牛共濟組合等,尤其是1912年起在各地設立畜牛保健組合,展開畜牛防治及救濟事業,1920年終於撲滅牛疫。1927年起配合獎勵養豬政策,各州廳致力於豬霍亂防治工作,1937年成立畜產會,以會費和動員會員從事防疫、教化及救濟事業,日治末年感染率明顯降低。整體而言,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遏制度之特色,乃是總督府在各地成立畜牛保健組合、畜產會等統制色彩濃厚的「自治團體」,向畜主徵收會費充當防疫經費,動員畜主從事家畜傳染病之防遏,並建立緊密的獸醫網,積極展開防治措施、教化活動及充分救濟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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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末世薔薇》看帝俄白軍將領高爾察克─兼論影視文本在國中歷史教育上的運用
    (2021) 朱逸寧; Chu, Yi-Ning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內戰迄今已滿百年,這場撕裂俄羅斯人民的內戰,讓眾多俄羅斯人離散到亞洲、歐洲。相關白軍將領的歷史評價至今仍爭議不斷。本研究利用2008年上映的傳記電影《末世薔薇》,探討白軍將領高爾察克的歷史評價,因政治氛圍影響下的轉變,並以英雄色彩激起俄羅斯人民心中的「復興祖國」。此外,藉由此影視文本設計國中歷史教學課程,引導國中學生理解歷史人物評價,往往受到許多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並激發國中生以「多元的角度」,理解與包容歷史人物,在時代的巨變與局限下做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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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及其博物學研究
    (2020) 張安理; Chang, An-Li
    十九世紀中葉,中英關係劇烈變動,西方博物學亦面臨重要轉型。本文考察身兼博物學家與英國駐臺外交官的郇和,如何側身於十九世紀中英關係與自然學術發展,藉以勾勒出一位西方博物學者在東方從事自然考察的身影。 1836年,郇和(也被稱為史溫侯)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在英國度過求學階段。1854年英國駐華選拔制度改革,郇和因而有機會赴華擔任外交官,在香港、廈門工作。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郇和作為翻譯,同英國軍隊深入華北。戰後,郇和被派往臺灣任職,協助開港通商。不過,郇和卸下臺灣一職後,任所漂浮不定,先後被派往澎湖群島、海南島、張家口和長江上游考察。1877年,郇和不幸於四十一歲英年早逝。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博物學發生重大突破,意即西方博物學朝著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當時學界不但發行採集須知,將研究材料規格化與過程標準化,亦有達爾文發表《物種源起》(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供學界耳目一新的單一起源論,衝擊舊日的多元起源論。與此同時,郇和因執行外交任務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觀察與搜集了各地的人類和動物,為西方博物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 在人類研究上,郇和響應當代英國學者提議的研究途徑,盡其所能提供真實的東亞人類田調記錄。郇和撰寫的臺灣、海南原住民考察文章,分別反映普列哈特與赫胥黎的田調指示。在動物學上,郇和提倡田野現場的重要性。郇和在文章中,時常描寫動物的習性和動作,以跳脫以觀察動物標本為主的動物學研究傳統。也就是說,郇和對上述學術領域規範的服從程度,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他之所以服膺人類學門的規矩,是因為用於研究人類的材料,多半仰賴採集人在田野觀察到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反抗動物學陳規,是因為他認為,僅見於田野的研究材料不被英國本土動物學者重視。因此,田野經驗能否受到看重,成為郇和挑戰該學術領域與否的關鍵要素。郇和自詡為田野型博物學者,自認不同於坐在歐洲研究小間的櫥櫃型博物學者。 總而言之,本文同意郇和對自身的評價。郇和並非傳統定義下的採集人或博物學者,實為採集與研究並行的田野型博物學者。也就是說,本文將不同於傳統博物學史以權威學者為主角的研究取徑,改以重建郇和的生命經歷為討論核心。郇和在從事博物學工作時,面臨什麼樣的學術氛圍與如何在東亞進行田野採集;更重要的是,擁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郇和,如何對當時西方博物學界提出回應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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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
    (2020) 林晉葳; Lin, Jin-Wei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頒布〈教民榜文〉,要求鄉里老人宣講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作為「勸民為善」、「勿犯刑憲」的二十四字「六諭」,自嘉靖以後,出現許多宣講六諭的文本,對六諭進行注疏與演繹。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的《聖訓演》即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六諭宣講文本。 《聖訓演》收錄王恕疏解、許讚贊語,以及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唐錡、陝西提學副使龔守愚、蒲城縣儒學教諭徐效賢、西安府儒學教授張玠等人的論議。除了成於諸多士人之手以外,又在馬理、呂柟等人關學脈絡下的連結中,可以進一步發現《聖訓演》深具關學「以禮為教」的特色。《聖訓演》共分為上、中、下卷,內容上分別融匯六諭演繹、改正風俗、重視女教等內容,中、下卷的內容明顯與陝西一帶的地域特性有關。 本文以明太祖「六諭」為核心,藉由分析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一書的內容,探討明代士人透過演繹六諭所闡發的教化理念及其影響。在明太祖開國之初的禮法政策下,「六諭」深具重要的教化目的。終明一代,「六諭」從木鐸之教的傳誦,發展至鄉約會講中的宣諭,以致士人開始對「六諭」進行注疏解釋,產出諸多六諭宣講文本。就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明太祖「六諭」可視為貫穿明代基層教化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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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紙芝居」活動──以戰時動員為中心的觀察(1937-1945)
    (2020) 黃千嘉; Huang, Chien-Chia
    「紙芝居」以「邊抽換畫片邊說故事」的表演模式,結合商業運作,於1930年代成為風靡日本街頭的商業藝文活動,其內容被教育者所注意,後續也被納入政府進行戰爭宣傳的工具之一,這種發展模式隨後也被引入臺灣。除了學校教師作為運用於教學外,殖民政府也在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或「皇民奉公會」中使用,甚至成立了以「紙芝居」活動為主的「臺灣紙芝居協會」,企圖透過「紙芝居」填補其他宣傳工具的不足。殖民政府引入日本本土出版的「紙芝居」、發行自有出版品、舉辦「紙芝居競演會」和講習會、組成各地「挺身隊」等方式推廣「紙芝居」,並透過畫片抽換技巧、串場於其他活動、使用觀眾習慣語言等方式吸引觀眾注意。內容上則透過戰爭元素的使用、強烈的對比手法、使用地圖與科學數據等方式來塑造政府推行南進政策的正當性和對未來的正面想像,企圖讓臺灣人達到認識時局後,隨政府指導從事戰時生活,並配合國策進行人力與物力的動員。 紙芝居作為宣傳工具的一種,相較靜態宣傳如漫畫、海報,多了聽覺和視覺的刺激;和動態宣傳如廣播、電影、戲劇的演出比較上,更無人力、物力調配的限制,「簡易」、「便利」、「深入基層」是紙芝居活動得到政府支持而快速發展的原因,但也因其與日本緊密連結和戰後特殊的統治氛圍,使紙芝居在戰後無法持續發展。不過隨著政治風氣的開放、新血的投入,紙芝居亦以新的面貌重為臺灣人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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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的口腔保健
    (2020) 曾柏陽; Tseng, Bo-Yang
    口腔保健為個人在生活中,每日應進行的保健項目,清代時臺灣居民之潔牙習慣不佳,口腔衛生知識仍屬貧乏。進入日治時期後,日人將現代化之衛生、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欲改善本島居民之衛生狀況。 首先,日本領有臺灣後,隨即展開改善臺灣之衛生、醫療條件之工作,增進民眾健康與公共衛生。在齒科醫療方面,以臺灣齒科醫師令與相關法規規定在臺齒科醫師執業,並鼓勵臺人前往內地學校取得正式齒科醫師資格。 其次,總督府在各級學校課程安排教授口腔衛生知識,舉辦衛生展覽會與齲齒預防日,報刊中亦以專欄或廣告論述衛生知識。齒科醫師相繼開業,將醫療傳播至臺灣各地。 最終,在臺居民購買口腔保健產品,並在生活中落實清潔習慣,或前往齒科醫院就診。雖然政府與民間合力積極宣傳,但齲齒率仍因飲食習慣改變居高不下。儘管齲齒問題無法根除,且隨著文明進展愈加嚴重,不過遲至1930年代,臺灣居民已將潔牙作為習慣之一,瞭解如何維持自身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