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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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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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入關前統御漢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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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言論控制政策中的漢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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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赫納喇氏與清初政治:以蘇納、蘇克薩哈父子為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2-06-??) 葉高樹; Yeh, Kao Shu
    海西女真葉赫、哈達、輝發、烏喇等扈倫四部與努爾哈齊的和戰關係,對滿洲政權的建立影響甚大,其中葉赫部納喇氏族人的動向,更具有關鍵地位。葉赫納喇氏宗支繁盛,其家族成員在與努爾哈齊對抗的過程中,既有聯姻關係,也有主動歸順或戰敗投降者,最終都加入滿洲政權,並以蒙古族裔的背景,為皇太極處理蒙古事務。其中,以五世祖尼雅尼雅喀的子孫,在政權中最早取得親貴的地位,和滿洲入關前後的政局發展關係頗深;同時,也只有蘇納、蘇克薩哈父子能夠連續兩代在政治上都有表現,而成為葉赫納喇氏在清初政治上的特例。因此,本文選定清初政體變動最劇烈的兩個階段,即從汗權轉化為皇權、從攝政轉變為輔政的過程中,以蘇納、蘇克薩哈父子為中心,再輔以家族其他成員在政局中的沉浮,用以探討葉赫納喇氏在清初政治史上的地位。至於討論的重點,則集中在:一、葉赫部與努爾哈齊的和戰關係;二、尼雅尼雅喀家族的歸附與婚宦;三、蘇納及其家族和皇太極的互動;四、順康年間蘇克薩哈的政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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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州軍事家族與清初政治:長白山鈕枯緣家族的個案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1-12-??) 葉高樹
    清初的政權結構,一方面是以宗室王公、異姓重臣共同組成的親貴集團為骨幹,維持著以血緣關係為中心的氏族政治的特徵,另一方面,則隨著汗的權力逐漸集中,又朝向集權專制的皇權發展。當統治者嘗試擴張皇權,勢必破壞既有政治傳統,亦即皇權政治與氏族政治的互動和消長,影響著政局的穩定與否,也是觀察清初政治變遷的重要關鍵。開國以來的異姓重臣,都以軍功起家,子弟、族人相繼投入戰爭,他們也常因努爾哈齊對政治婚姻的操作,得以和愛新覺羅家族建立血緣親屬關{系,進而共享政權,成為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軍事家族。其中,又以額亦都為首的長白山鈕祐祿家族對戰爭投入最多,與愛新覺羅家族通婚最為頻繁。戰績顯赫的鈕枯祿家族,歷經皇權形成、宗室攝政、異姓輔政等政治體制的變動,在政治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尤其額亦都位居努爾哈齊的「五大臣J '其子車爾格、圖爾格、益爾登等分任皇太極時代的「八大臣」或「十六大臣J '遁必隆也被指定為康熙皇帝的「四輔臣J '家族成員進入決策集團或成為汗(皇帝)親信者甚眾,其對汗權(皇權)的態度,既關係著家族政治事業的前途,又牽動著政治局勢的發展。因此,本文擬以鈕枯祿氏額亦都父子兩代為中心,透過他們的軍事、政治活動,用以解析清初政權結構的演變,進而探究軍事家族的勢力起伏,及其與皇權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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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的焦慮―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5-12-??) 葉高樹; Yeh, Kao-shu
    本文以鞏固皇權為論述的主軸,選定引發康熙皇帝焦慮情緒且彼此交互作用的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等三個議題,借用心理學對「焦慮」的詮釋,剖析康熙皇帝面臨威脅時產生的不安,以及持續與之對抗的努力。康熙三○年代以降,因立儲造成皇帝和皇太子胤礽之間的權力關係緊張,而皇帝親征噶爾丹期間胤礽的表現令人失望, 遂衍生皇權分化的危機。其次,來自準噶爾部噶爾丹及其後繼者持續對清朝施加的軍事壓力,阻礙帝國邊疆開拓的進程,也使得皇權的擴張受到挑戰。正由於儲位懸而未定,開邊未竟其功,導致康熙皇帝晚年十分在意後世對他的評價,故而以皇帝的權威預先勾勒出個人的歷史定位。這三件事之間互相關聯,都對康熙皇帝形成壓力和困擾,他面對問題的態度及其選擇的應變之道,當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因此,本文擬將討論的重點集中在:一、威脅:皇權分化與邊境生變;二、面對:蒙藏問題與廢立太子;三、競爭:評價歷史與自我評價,以此三個面向對康熙皇帝進行心理層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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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漢酌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6-12-??) 葉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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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1-12-??) 葉高樹
    清初的政權結構,一方面是以宗室王公、異姓重臣共同組成的親貴集團為骨幹,維持著以血緣關係為中心的氏族政治的特徵,另一方面,則隨著汗的權力逐漸集中,又朝向集權專制的皇權發展。當統治者嘗試擴張皇權,勢必破壞既有政治傳統,亦即皇權政治與氏族政治的互動和消長,影響著政局的穩定與否,也是觀察清初政治變遷的重要關鍵。開國以來的異姓重臣,都以軍功起家,子弟、族人相繼投入戰爭,他們也常因努爾哈齊對政治婚姻的操作,得以和愛新覺羅家族建立血緣親屬關{系,進而共享政權,成為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軍事家族。其中,又以額亦都為首的長白山鈕祐祿家族對戰爭投入最多,與愛新覺羅家族通婚最為頻繁。戰績顯赫的鈕枯祿家族,歷經皇權形成、宗室攝政、異姓輔政等政治體制的變動,在政治上也佔有一席之地,尤其額亦都位居努爾哈齊的「五大臣J '其子車爾格、圖爾格、益爾登等分任皇太極時代的「八大臣」或「十六大臣J '遁必隆也被指定為康熙皇帝的「四輔臣J '家族成員進入決策集團或成為汗(皇帝)親信者甚眾,其對汗權(皇權)的態度,既關係著家族政治事業的前途,又牽動著政治局勢的發展。因此,本文擬以鈕枯祿氏額亦都父子兩代為中心,透過他們的軍事、政治活動,用以解析清初政權結構的演變,進而探究軍事家族的勢力起伏,及其與皇權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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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繙譯考試與清朝旗人的入仕選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4-12-??) 葉高樹; Yeh, Kao-shu
    清朝日常公文行政呈現多元文字並行的特色,文書繙譯工作的順利進行,是確保國政正常運作的重要環節,其中又以清、漢文和清、蒙文的繙譯最為重要。這類工作專任旗人,國家為甄選繙譯人才,設有部院衙門的晉用考試,以及授予功名的繙譯科考,可統稱為繙譯考試。旗人投身繙譯考試,須先驗看馬、步射,通過後方准入場,因此不僅要擁有兼通兩種語文的能力, 還須具備良好的騎射技能, 始能脫穎而出。在國家政策保護下, 旗人享有種種特權, 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 的確有部分旗人昧於現實,依舊沉溺在昔日榮景,但是有更多的旗人面對家庭生計陷入困難,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繙譯考試便成為旗人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選擇。一般認為,清中期以後,旗人清語、騎射的能力每況愈下,不免令人質疑以繙譯取士、用人辦法的施行,不過是徒具形式而已。然而,官僚系統始終編制有專責繙譯的職缺,文書繙譯的工作也持續進行,所以問題的關鍵當在制度的設計是否能對旗人產生誘因,以及旗人任職的動機和意願。因此,本文擬以繙譯考試為例,從國家、家庭、個人三方面,探討清語、騎射能力的保持與旗人出路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