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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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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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連魁》之「異/譯」性戀
    (2007) 蔡淑菁; Su-Ching Tsai
    本文旨在檢視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與王大閎齊名之譯作《杜連魁》之間對同性戀議題的不同發揮。探討《杜連魁》譯本雖可見於華人的評論、譯評及學術研究領域,但探討範圍大多侷限於語言或文化的對等,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同性戀的議題是否在翻譯中喪失及其此喪失的過程,甚至連原作的同性戀書寫也常受到忽略。我的研究以傳統翻譯的定義來評析王大閎的譯作,也就是假設原文有可譯的涵義,一來是因為此種研究角度能直接點出我所想發掘的呈現差異,二來則是因為譯者及譯作本身宣稱忠實,並長久以來被冠上忠實翻譯的光環,並為大多數的讀者、研究者所信服,我刻意運用這種標籤來探討譯文,質疑同性戀主題是否也如譯者所言,信實地呈現。根據此研究角度,我先分析王爾德的情慾書寫,然後再剖析王大閎的處理策略。 研究發現,王爾德的情慾表達是建立於偽異性戀架構之上,再佐以繁多同性戀情欲轉喻,因此充滿了暗示性的書寫。而王大閎的譯作則是偏離原作傳遞的同性戀身份論述,並把外觀的掩護轉換成故事的內容。一方面,譯者運用中國古代男色來描寫同性情慾,但因為中西性別、情慾文化觀點不同,這促使譯文偏離王爾德傳達的同性戀意識。再來,譯者加強道德警世寓言的意味,強化異性戀架構,並融入中國男性道德觀,使得原先是講述置身於衣櫃內同性戀者的故事,搖身變成了道德敗壞而言形放蕩的花花公子。王大閎的翻譯策略顯露了典型的異性戀者對同性戀者的雙重態度(homographesis)。本研究得到的結論乃是,同性戀書寫因該性傾向之邊緣、次文化及受歧視的地位,而必須發展出暗示性的書寫方式,譯者可因個人目的、喜好,輕易地在譯文中消弭同性戀情慾。故翻譯研究在探討牽涉同性情欲的書寫時,不應完全誠服於翻譯忠實的標籤,而忽略了潛在的同性情慾改寫。有鑒於王大閎當時翻譯時台灣同性戀論述及書寫資源皆有限,他仍可介入操縱,並遮掩他的改寫,消弭同性情慾,以當今蓬勃發展的男同志與女同志文化,可想見會釋出更多複雜的因素、改寫策略及操縱的可能性。同性戀書寫,可因翻譯而強化、顯現、出櫃,但翻譯也可能改變、消弭、移除此情慾。本文指出同性情慾翻譯的操縱,唯研究範圍有限,有待日後研究,尤其是有關華語的翻譯,以繼續探討翻譯與同性戀情慾書寫之相互作用。